2014年度河南省党史研究综述
尹书博 叶春涛
河南省党史学科教学与研究人员主要集中于全省各高等院校、各级党校、党史研究室以及社科院等教学和科研单位。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河南党史学科教学与研究人员在公开出版的期刊上共发表中共党史及其相关方面的论文160多篇。本文主要从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新民主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对2014年河南省党史学科研究概况进行一下梳理〕
一、关于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营养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针对新出现的否定党和人民的历史的错误思潮而提出来的。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尖锐地指出:“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口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一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就把学习党史进一步提高到事关全局的重要地位，要求我们要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尹书博教授在《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开天辟地的革命史、奋发图强的建设史、波澜壮阔的改革史，是可以转化运用于现实的强大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党在90多年历史进程中的探索和努力、成功和挫折、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为我们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提供历史借鉴，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有益启示，为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供精神动力。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党的历史所承载的革命精神鼓舞人，用党的奋斗历程和宝贵经验启迪人，用革命先辈的崇高风范感染人，用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激励人，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激励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二、关于新民主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研究
(一)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的研究
红二十五军长征一直是河南党史界的研究热点之一。2014年，郑州大学孙俊杰教授在《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文中指出，"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沿途经过大小战斗数十次，粉碎了十数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一路高歌猛进，胜利地实现了两次战略转移，并于1935年9月率先到达陕北，成为主力红军长征的先导，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红二十五军同其他红军一样，有着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不仅政治机构健全，也建立了一套政治工作制度。”他还指出，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发布、宣传长征《出发宣言》，传播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率先唱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创造了良好的纪律教育形式;保持“鸡犬不惊”的严明纪律，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过回民区执行“三大禁令，四项注意”。这支军队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一往无前，与其成效卓著的思想政治工作、严明的纪律和顽强的作风有着密切关系。
郑州大学孙俊杰教授在另外一篇论文《红二十五军长征过境河南与鄂豫边工委的贡献》一文中研究了鄂豫边工委的贡献。他指出，“以张星江为代表的鄂豫边工委，历经17个日夜艰苦卓绝的奋战，带领孤军远征的红二十五军跳出桐柏山、跨越豫西南平原和伏牛山，西征鄂豫陕，为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做出了历史贡献。它使远征异乡的红二十五军避免了盲人瞎马、夜临深池的困境，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摆脱了遭受覆灭的危险，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支生力军，率先到达陕北，在陕甘边根据地，与一、二、四方面军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二)关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研究
延安时期的党史研究一直是党史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2014年，河南科技大学张俊国教授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党心民心的路径选择》一文中指出，“延安初期，由于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对政治的冷漠以及基层政权被各种旧势力的操纵，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十分薄弱;由于陕甘宁边区的土地贫瘩和自然灾害频繁，党执政的物质基础极为匾乏;由于陕甘宁边区三面环敌的态势与边区内部多股土匪势力的存在，党执政的安全环境受到严峻挑战;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织存在，党执政的难度进一步加强;由于陕甘宁边区人民群众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落后，党肩负的执政任务十分艰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党心民心凝聚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大业之中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他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将党心民心凝聚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宏伟大业之中，选择了凝聚党心民心的正确路径，不仅顺利地实现了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历史性转折，而且也为党扭转乾坤、创造辉煌奠定了十分扎实的党心民心基础。研究和探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党心民心的路径选择，对于正确认识党在延安时期如何实现由小变大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对于了解和把握党在拯救中华、振兴中华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的要求，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2014年，河南科技大学张俊国、田宁宁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举措及效应》一文中认为，“延安时期，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不仅肩负着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和粉碎国民党军队封锁、包围、军事进攻的重担，而且还担负着领导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责任。在他看来，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工作的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曲折不单单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在陕北站稳脚跟，从而为后来的发展奠定基础，更关系到党能否凝聚党心民心于其领导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宏伟大业之中。为此，在他的关心、领导和帮助下，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社会建设措施，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应。”
(三)关于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2014年河南党史界对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毛泽东、邓小平、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物身上，并且大多从某一个侧面对历史人物进行研究。
1.毛泽东
2014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闺德民研究员在《终生与官僚主义不懈斗争的伟大战士—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启示》一文中对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人研究。他指出，毛泽东是全国各族人民崇敬和爱戴的伟大领袖。他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疾恶如仇，终生与官僚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在斗争实践中，他对官僚主义的性质、根源、危害等作了透辟的理论分析和阐述，提出了防治官僚主义的正确方针和举措，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虽然毛泽东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出现过偏差，甚至犯过严重错误，但这丝毫没有磨灭其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光辉。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给我们当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好“四风”问题以深刻启迪。
2014年，许昌学院李家祥博士在《毛泽东的战略性思维及当代启示》一文中，对毛泽东的战略性思维进行了深人分析和阐述。文章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以过人的胆识和气魄，运筹帷握、谋形造势、纵横裨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屡建奇功，且功业至伟。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处处都能体现出高超的战略性思维能力，在国际政治领域以及他的文章和日常生活中也体现出过人的胆识和战略性思维的特征。毛泽东战略性思维的思想成果是我们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的这份思想遗产非常重要。毛泽东的战略性思维对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施大国外交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建设我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要在今后的国家建设和发展中好好地珍惜并灵活地加以运用。
2.邓小平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于吉林、研究员郭晓平在《邓小平主持中原局工作的历史功绩》一文中，对邓小平主持中原局工作的历史功绩进行了研究、总结与评价。文章指出，1947年5月，中共中央批复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1948年5月，中央决定加强中原局领导力量，任命邓小平为第一书记、中原野战军暨中原军区政治委员。至1949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中原局结束，邓小平在中原工作整整两年。主持中原局工作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重要阶段，经略中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环节，对于推进解放战争的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文章认为，作为经略中原决策的参与者与实践者，邓小平为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为建设强大的战略基地，为实现战略决战，作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原解放区的开辟与建设中，邓小平正确贯彻中央的方针，为新解放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在中原局工作的实践中，邓小平不断探索中国革命规律和党的建设理论，形成比较系统的思想与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任弼时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王黎锋在《略论延安时期任弼时开展群众工作的思想和方法》一文中指出，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延安时期，任弼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党中央秘书长。这一时期，他立足中国革命实际，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理论与方法，身体力行开展群众工作，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确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延安时期，任弼时从党性的高度论述党和群众的关系，把和群众建立密切的关系作为对每个党员的党性要求。他认为，为了加强党的队伍建设，必须强化党员从思想上真正人党，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而谈到党性修养，就必须弄清党性的范畴究竟包括些什么，究竟怎样才能锻炼出和培养成坚强的党性。对于如何检验党群关系，如何看待党的政策的正确与否，任弼时都有深人的思考，他认为，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是否正确，要看它是否符合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是否能够得到群众的拥护，是否能够动员群众积极起来去奋斗去实行。“而要这样做到便必须使我们的领导经常面向着群众，经常关心群众的生活，善于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和了解他们的迫切需要，善于去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并找出其教训与规律，再去指导群众行动。这就是说，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必须是从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又向群众中坚持下去的意见。我们只有先向群众学习，向具体事件学习，才能有办法再转而去指导群众行动。群众的创造力量是非常伟大的，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问题都有办法可以解决”。
4.瞿秋白
关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成员情况，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有学者认为中共代表团是由五人组成的，也有学者认为中共代表团是由六人组成的，还有学者认为中共代表团是由七人组成的。从这些学者的观点中不难看出，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王若飞和余飞五人属于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成员是毋庸置疑的，然而陆定一和蔡和森是否是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则有待于考证说明。
郑州大学郑发展、张涛在《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考》一文中指出，“中共六大之前，共产国际主要通过驻华代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由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错误指导，中国革命曾一度遭受重大的损失，这使得共产国际开始考虑改变指导中国革命的方式。中共六大期间，布哈林提议由中共派两名代表到莫斯科，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瞿秋白和张国熹被任命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7月20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指定邓中夏、余飞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王若飞担任中共驻农民国际代表。至此，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式组成。之后，陆定一和蔡和森先后抵达莫斯科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研究
(一)关于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研究
许昌学院许庆贺在论文《新世纪以来关于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研究综述》一文中总结了新世纪以来关于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研究。他认为，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主政大西南。其间，邓小平同志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建国初期西南地区的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民族关系以及经济、教育、社会发展做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展现了邓小平同志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领导才干。围绕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新世纪以来理论界、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深人的研究。许庆贺认为，新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其一，研究成果存在分布不平衡的情况。相对来说，涉及党的建设、经济建设和民族工作的研究成果较多。其二，具有创新性研究视角、研究思路和研究模式的成果不多。大多成果都采取的是从历史事实到经验总结的研究套路。为了今后进一步深化研究，作者建议:第一，要将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研究与建国初期新中国由革命到建设的社会转型研究相结合，与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研究相结合，在较为宽阔的视野中充分考察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同时，加强对建国初期西南局领导集体的研究，特别是对这一时期刘伯承与贺龙的研究，以期更为全面地反映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历史全景。第二，加强对邓小平主政大西南时期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和全面把握，更新研究思路，创新研究视角。同时，以历史研究方法为基础，积极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不断提升研究成果的层次和水平。
(二)关于城市民主革命运动与新中国政权建设的研究
地方党史也是河南党史界研究的重点之一。河南大学霍晓玲在《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与新中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一以河南开封为例》一文中提出，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民主改革运动无疑是新生政权利用国家力量改造社会的重要举措，是中共政权建设逻辑在社会层面上的展开。开封因其当时的省会地位，是河南省最早进行民主改革运动的城市，也是中南地区推行民主改革运动的重点城市之一。该文以开封为例，探讨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与中共政权建设之间的关系，以揭示这一运动更为丰富、全面的社会政治意蕴。文章指出，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将个人从宗派、行帮和把头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构建国家与个人间直接的政治联系扫除障碍。正是在打破旧的宗族、行帮、地域以及血缘、准血缘(如干姊妹、把子兄弟)的约束，人与人的关系单纯化到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国家与个人得以建立直接的联系。同时，这也为国家创建与国家结盟的各级组织(如工会、妇联等)扫除了障碍，并保证了结盟组织的忠诚性。这一过程实质上完成了国家权力深人社会并创建与自身相适应的社会基础的任务，也即有学者所论的“以国家建国家”的过程。当然，此处所论只是一种趋势，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厘定不能一蹦而就，国家政权对社会的改造也非一两场政治运动所能完全达到的。
(三)关于晚年毛泽东的革命观研究
河南大学何云峰教授在《试论晚年毛泽东的革命观》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一生对革命情有独钟，即使在执政之后，他依然热衷于扮演革命家的角色。晚年毛泽东声称:“看到革命两个字就高兴。”对于革命的永恒性他始终坚信不疑。直到临终前，他还发出这样的预言:“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毛泽东对于革命的这种热情在古今中外的执政者中都是极为罕见的。文章指出，纵观古今中外，毛泽东堪称最为彻底的革命家。夺取政权对毛泽东来说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改造社会、改造自然、改造人性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试图挑战乃至颠覆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已经根深蒂固的传统秩序和观念，建立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不惜在实践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不惜与多年的同事和战友分道扬镰。虽然最终他还是失败了，但他探索新社会新道路的愿望和勇气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从时代的高度认真反思晚年毛泽东的革命观，是毛泽东留给历史的艰巨任务。这种反思，对于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和人类命运的思想者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研究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研究，大多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比如，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党内民主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向和现实针对性都比较强。
(一)关于群众路线的研究
群众路线是我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一大法宝。这一问题也一直是河南党史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中共河南省委党校赵士红教授在《把握群众路线的时代意义，切实践行群众路线》一文中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阐述了切实践行群众路线的意义。他指出，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发展历程就是群众路线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90多年来，我们党的奋斗历程就是不断为人民谋利益的过程，就是不断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许多共产党人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一切为了群众，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从而形成了我们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鲜明特征。战争年代，与国民党军队的军纪松弛、惊扰百姓、抢掠奸淫相比，共产党部队所到之处，打土豪，分田地，给老百姓挑水、砍柴、打扫卫生，和群众打成一片，亲如一家人，形成了军民鱼水情。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使老百姓认识了共产党，老百姓得出结论:共产党是一个没有任何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党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坚决拥护。人民群众无私无畏地支持和帮助共产党，甘愿付出巨大的牺牲，这是共产党克敌制胜最重要的法宝。在新的历史转折点上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的迫切要求，是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需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当前，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必须紧紧围绕群众做文章，做到敬畏人民、亲近人民、造福人民、依靠人民、保护人民。
(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孟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基本动因及障碍》一文中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凝练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也是其本身不断获得大众认同和践行的过程。同时，认同是培育和践行的前提，“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首先应解决好认识、认知、认同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的效果最终是由社会公众接受或认同程度来检验的”。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大众总是由一个个鲜活的独立个人组成，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也必然经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本能到情感，从理性认知、情感认同到最终内化践行的变化过程。作为特定的价值认同主体，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动因必然有本能因素、情感因素、理性认知因素等诸多层而。从认同的一般规律来看，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动因主要源于自身的利益需要、精神寄托、情感接受、价值共鸣、认知结构、外界环境等。基本动因只是揭示了驱使大众积极主动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动力要素，但并不意味着其就能够完全被大众充分接受和认同。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还是大众的认同过程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障碍因素，影响和制约着大众高度认同。就已有实践来看，除了大众作为认同主体具有不同的成长经历、认知结构、综合素质等个体背景差异的主观因素，还有表达方式的抽象化、传播路径的单一化等客观障碍。
河南师范大学王桂兰教授在《在全社会形成爱岗敬业的良好风尚》一文中指出，把敬业纳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个人层面的价值取向，意义重大: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爱劳动、肯奉献，爱岗敬业是其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劳动者是美丽的，劳动者因奉献而光荣，是社会推崇的主流风尚。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变革迅速，人们的就业选择机会增多，职业稳定性降低，人们的收益取向和时间效益观念不断增强，导致对职业的主观投人和追求卓越技能的动力不足。把敬业纳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对矫正当前社会敬业精神相对缺失的现状、激励公民人格素质提升意义重大。另一方面，把敬业纳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当今国家之间综合实力的竟争，往往取决于文化软实力。全体劳动者的敬业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潜力巨大的文化软实力。我国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勤奋敬业。敬业精神是我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进喜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等，都是敬业精神的典型代表。我国正处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力弘扬敬业精神。
(三)关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研究
关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研究一直是河南党史界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周树立教授在《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与时俱进性》一文中提出，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它带来社会生态的生机与活力。中共创立的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是一种政治体制，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性与和平、守法的政治文化，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的检验，实现了社会的融洽，这一政党制度的与时俱进性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缩影。近现代历史和中外现实都证明，政治包容、社会安定，一个国家、民族进步就快;反之，百业凋敝甚至会出现社会动乱。在多党合作包容的政治生态下，中共为赢得支持和执行政策提供了权力机构的机制，提供了吸收希望参政的新的各社会集团和上层分子的程序，构建了能表达和综合各社会利益集团的有效结构，实现了在民族复兴口标下的政治融洽。新中国建立60余年来，已表现出这一制度是有能力应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迅速变化的，已表明中共领导的革命在政治发展方面是成功的。同时，如何实现多党合作实体性制度与程序性制度更加科学合理地衔接，在一个快速变化、变迁的阶段和时期，必须正视并与时俱进地寻求方略。更好关注党外人士人才发展是有战略价值的，多党合作制度也要做好顶层设计，需要有高瞻远瞩的大思维，提升中共自身的吸引力和党组织的凝聚力，要洞察先机，增强党外人士的社会影响及其包容性，这有利于抵制不期的社会风险。
(四)关于党内民主的研究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研究，在河南党史界也属于热门话题之一。河南师范大学孟柯、张蕾在《论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的发展及其改进完善—以党代会代表组成结构为视角》一文中指出，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历次党代会正式代表的组成结构来看，代表人数、基层代表、妇女代表和少数民族代表人数和比例的不断增加，代表的年龄和学历结构等方面有许多改进，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党内民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与此同时，党内民主仍然存在着党代表结构比例不够科学合理，党代表直接选举范围、竟争力和程序不尽合理完善，依靠党代表推进党内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力度相对较弱等问题。文章认为，推进党内民主发展，既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期有序推进人民民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重要措施。从发展方式来看，党内民主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人为制度设计。因此，推进党内民主发展，虽然有多种多样的实施路径，但以完善党代会代表组成结构为切人点，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健全依靠党代表推进党内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是比较重要的途径和渠道。〕
参考文献
[1 ]尹书博:《善于从党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0日。
[2]孙俊杰:《红二十五军长征过境河南与鄂豫边工委的贡献》，《西部学刊》,2014年第4期。
[3 ]孙俊杰:《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4 ]郑发展;张涛:《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考》，《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5 ]何云峰:《西柏坡时期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中州学刊》,2014年第6期。
[6]何云峰:《试论晚年毛泽东的革命观》，《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7]霍晓玲:《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与新中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以河南开封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7期。
[8]孟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认同的基本动因及障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9 ]王桂兰:《在全社会形成爱岗敬业的良好风尚》，《河南日报》,2014年5月7日。
[10]孟柯;张蕾:《论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的发展及其改进完善—以党代会代表组成结构为视角》，《理论导刊》,2014年第9期。
[11]张俊国;田宁宁:《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社会建设的举措及效应》，《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2期。
[12]张国献;李玉华:《乡村协商民主的现实困境与化解路径》，《中州学刊》,2014年第3期。
[13]赵增彦:《十六大以来公民道德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道德与文明》,2014年第6期。
[14]周树立:《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与时俱进性》，《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4年第1期。
[15]李家祥:《毛泽东的战略性思维及当代启示》，《中共四川省委省级机关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
[16]许庆贺:《新世纪以来关于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研究综述》，《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17]赵士红:《毛泽东党群关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当代价值》，《学习论坛》,2014年第3期。
[18]赵士红:《把握群众路线的时代意义，切实践行群众路线》，《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
[19]王黎锋:《延安时期任弼时的群众工作思想和方法》，《上海党史与党建》,2014年第4期。
[20]王黎锋:《略论延安时期任弼时开展群众工作的思想和方法》，《福建党史月刊》,2014年第8期。
[21]于吉林;郭晓平:《邓小平主持中原局工作的历史功绩》，《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6期。
[ 22 ]闺德民:《终生与官燎主义不懈斗争的伟大战士—毛泽东反对官燎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启示》，《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
(尹书博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校长、教授;叶春涛系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