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河南省哲学研究综述
辛世俊 寇东亮 胡爱玲 张永超
姚得峰 杨伟涛 张 敏 曹玉涛
2014年，我省哲学工作者积极开展哲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现根据哲学二级学科，择其要者，分述如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
1.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郑州大学辛世俊《试论马克思主义立场问题的多重意蕴》(《学习论坛》2014年第6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在对事物的认识中存在着多重视角，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可能是一维的(单一的，而是多面的)。只有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有坚定地站在全人类利益的立场上，才能坚定共产党人的信仰，为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只有坚定地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才能坚持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性质和宗旨;只有坚定地站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立场上，才能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提供理论支持，增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郑州大学杨静娴的论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网络阵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理论导刊》2014年第8期)认为:网络阵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提供重要资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重要平台。口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网络阵地存在着功能单一、信息量少、推广度低、互动性差等问题。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网络阵地真正发挥作用，必须加强对网络阵地的管理，多形式多渠道打一大信息源，增强网络阵地的吸引力和知名度，以创新的精神拓展网络阵地功能。河南大学关海宽的论文《政党纯洁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建构》(《吉首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认为纯洁性问题不仅事关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民众大都是通过党的纯洁性形象来感知、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真理魅力和实践力量的。保持党的纯洁性能够巩固和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性地位，是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建构的一个关键维度，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二者的内在统一性。当前，党的纯洁性出现的流失和下降现象严重腐蚀着广大民众对党的信任基础，对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建构带来严峻挑战。探索和寻求保持党的纯洁性的机制和路径，是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建构的本质要求和必然选择。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路向峰发表《面向中国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三维考量》(《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1期)，文章强调面向现实问题，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文化繁荣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最为切近的实践基础。河南师范大学王永贵的论文《我国当前社会思潮新态势分析》(《理论探讨》2014年第4期)认为，我国当前多元多样社会思潮的出现有着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主体意识觉醒的社会心理条件、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的动力因素以及某些社会矛盾凸显的直接原因，这些社会思潮往往自称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口标，以某种西方社会思潮为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对此，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把握它们的新态势，重点分析其中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实质。着力解决由社会思潮反映出来的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领导地位。
2.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与信仰问题研究
河南师范大学刘怀光、刘听的论文《近代以来价值话语的重构历程》(《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认为:鸦片战争后的国门洞开，使得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传统文化话语面临着西方话语的巨大冲击，进人了一个话语急剧变革的时代—西方话语体系在由技术理性话语到政治制度话语，再到价值意识话语的逐步晋升中，被整体、全面地引人中国，加深了中国近代以来话语擅变的进程。而马克思主义话语则凭借其深厚的理论资源，通过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论战，逐渐发展成为强势的一元话语体系。但其一元话语的主导地位却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进程中趋于式微。理论话语层面的自由主义、新左派与民族主义话语的风靡，以及大众话语层面流行文化话语的兴起，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多元文化再次兴起!着眼于中国话语变迁的整个历史进程，主要表现为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话语矛盾，以及一元与多元的话语更迭。信阳师范学院张玉鹏发表文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和谐社会中的导向作用及实现路径》(《理论建设))2014年第4期)，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将人们的思想认识统一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中，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信阳师范学院李蕊获批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口《以榜样认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的机制研究》，在《当前榜样认同的“疏离”困境及提升策略》(《中州学刊》2014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当前影响榜样认同的突出障碍是“疏离”困境，其根源在于榜样教育内外因素之间形成的突出矛盾，即榜样类型的单一化与社会环境的多元化之间的矛盾、榜样形象的超现实性与主体精神需求的现实性之间的矛盾、榜样生成的行政化与公众意识的主体化之间的矛盾等。要走出“疏离”困境，提升榜样认同，就要在坚持核心价值观主导、真善美价值标准和公平公正原则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榜样类型的多样化、榜样形象的人性化以及榜样生成的民主化。河南师范大学岳杰勇发表《试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的内在机制》(《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9期)，文章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信仰生成过程中，存在着内在性依次上升的三种机制:理性认同机制、价值共鸣机制和精神激发机制。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要在这三种内在机制的交互作用与统一协调的基础上，有效促进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广大学生中的稳固确立与现实践行。
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哲学思想研究
河南大学宋晓杰发表论文《政治的马克思何以可能?——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
4.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
郑州大学胡爱玲、郑永扣的论文《拉克劳、墨菲激进民主政治中的乌托邦》(《深圳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指出，“乌托邦”在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墨菲的激进民主政治思想中是极其重要的命题。理论上讲，交往和社会实践离不开“乌托邦”所勾画的完美图景;从实践角度考察，“乌托邦”能激发否定现实的政治热情、政治行动，积极构造激进民主想象。另外，日益复杂且难以把控的社会发展态势，也使他们意识到陷人不同形式的“乌托邦”是危险的。他们以“神话”为依托表征“乌托邦”走向未来的理想维度，分析极权主义理想国神话的弊端，总结激进民主政治如何通过领导权连接来构筑一种努力弥合不同政治想象空间之间裂缝、赢得广泛认同的“神话”。河南大学朱荣英发表论文《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政治图谋及理性实质》(《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文章强调: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告别阶级理论”的要义，旨在依凭当代资本主义阶级结构、阶级斗争形式上出现的新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理论开辟非阶级、非革命的理论空间;其政治图谋在于强调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与社会革命的基本原理已然失效，唯有用后政治理论予以强力补充才能实现某种层次上的跃迁。然而，由于它给马克思主义注人了太多的异质元素，置换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核心内容与基本特征，因而其非但不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增值，反而对之进行了各种巧妙的消解，在实质上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疏离与叛逆。河南大学朱荣英发表论文《当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界限》(《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文章指出:现代西方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革命理论，虽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些事实，但没有看到它的全部事实。因而，它们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补充和全面修正，倒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抛弃和根本拒绝;与其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有距离的肯认，倒不如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巧妙的变相消解。这表明，它们不是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弄清这一点，对正确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和当代意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拓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世界视野都不无裨益。(执笔:郑州大学哲学系胡爱玲、寇东亮)
中国哲学
1.研究方向
河南哲学界关于中国哲学之研究，依照郑州大学哲学系中哲硕士生许文华的搜集整理，研究方向遍及先秦哲学、出土文献、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中国现代哲学。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如下研究方向:一是古代哲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之融会。郑州大学哲学系李超峰、李晓虹《老庄自由思想探析》(《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26卷第3期2014年5月)，刘晓靖《孔子道德理想论析》(《郑州大学学报》第47卷第5期2014年9月)，河南大学曹建墩《先秦儒家对祭礼的理论阐释及其现代意义》(《浙江学刊》2014年第1期)，河南师范大学高中建、李艳艳《当代价值观教育的儒学资源探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安继民的论文《
2.研究热点
河南哲学界中国哲学领域的研究没有“中国哲学史学会”类似的组织，所以总体上河南省高校基本上各自为政，很少交通往来;学者对于问题的选择与研究也大多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很难谈得上有意识的研究热点问题，除传统的文献整理外，有一个特点是关于“核心价值观”与中国哲学融会的研究。比如说:河南师范大学高中建、李艳艳的论文《当代价值观教育的儒学资源探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赵志浩的论文《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精神内涵及当代价值—一兼论孔子在中国礼仪文化发展中的贡献》(《平顶山学院学报》第29卷第6期2014年12月);河南理工大学王瑾的论文《孟子人性论及对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意义》(《焦作大学学报》2014年3月第1期);河南省委党校刘晓玉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融会的现代诊解》(《学习论坛》第30卷第9期2014年9月);河南科技大学贺利平的论文《论儒家生态伦理观对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启迪—一兼论十八届三中全会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实施途径》(《前沿》总第367 , 368期2014年9月)基本上反映了此一研究热点。
3.发展态势
一是研究队伍的打一大。总体上看，河南省哲学界关于中国哲学领域的研究队伍在不断打一大，除却河南大学哲学系、河南社科院哲学所和郑州大学哲学系外，其他高校固然没有哲学系所的编制，但是他们同样有较为训练有素并且成果丰硕的中国哲学研究人员，比如说河南师范大学的赵振教授、冷天吉教授以及河南工程大学的卢有才博士。但是，我们也要看出河南哲学界较为缺乏领军人物，很遗憾的是河南社科院崔大华教授因病逝世，而高秀昌教授又应邀赴西南大学服务。河南哲学界关于哲学一流人才的培养、留任与引进都是值得进一步反思的问题。不过，总体上，随着各大高校哲学博士毕业人数逐渐增多，有着中哲背景的哲学博士逐渐回河南高校服务，队伍在打一充，大多以青年博士为主，处于上升期，力量有待整合。希望散兵游勇的局面能逐渐改变而形成学人共同体。二是研究领域的打一充。研究领域方面，如同上面三个研究方向所反映的，河南哲学界可谓是整个中国大陆哲学界的缩影，从出土文献到现代哲学，从先秦哲学到宋明理学，河南哲学界基本上都有学者在做。但是，这也反映出我们的劣势，各自为政，没有共同的问题意识，没有共同的研究方向;每个问题都有人碰，但是，基本处于学界研究的中下流;在研究深度与代表性上，我们没有自己的研究特色和突出实力。因此在学界影响很小。事实上，中国内地的学术会议，无论是国内会议还是国际会议，河南学界的专家很少应邀参加;我们影响力很小，知名度很低。这是需要留意的事实。这是由于我们的研究深度和问题意识有待加强。研究领域基本上接续传统方法和原有做学问路数，只是整理文本和解读文献，与现实脱节。现代人的问题与困境，我们很少涉猎与关注;现代性的问题与危机，我们很少研究和发声，所以，中国哲学的研究变成了学院派的自说自话。所以，不仅与现实脱节而且与学界脱轨。这些是需要中国哲学领域的研究学者需要留意和进一步反省的地方。
4.学术成果
学术成果方面，我们看到2014年河南省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的论文在百篇以上，研究人员横跨文史哲领域，既有哲学教授也有硕士生，涉及的问题很多，从出土文献到现代价值。但是，许多论文都是发在一般的期刊上，发表在CSSCI上的论文尚不到研究总数的十分之一，少之又少;没有发表在权威期刊上的;更没有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这反映了河南哲学界中国哲学研究的现实状况，以数量取胜，质量有待提高;国际能见度有限，并且对外交流很少。研究成果第二个方面的表现为重复研究过多，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吸收很少，重复研究现象严重;文本解读基本没有走向诊释与创造，更多是一种思想的解读，这是一种低层次的重复，多没有创见。许多研究，只是为了发表增加数量。这与上面提到的对外交流缺乏有关，很少互动，各自闭门造车，河南哲学界关于中国哲学领域的会议除却河南省冯友兰研究会和河南省儒学文化促进会有些相关活动外，其他基本没有以中国哲学为主题的会议。这样，自己很少办会;外省会议也很少邀请河南学者，这样内外都封闭了。研究多是低层次重复便水到渠成。另外，篙山论坛每年在登封举办一次，但是，第一届河南学者有应邀，随后连续两届，河南学者没有人应邀参加，这是遗憾;本地主办的会议，却没有本地学者参与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这影响了河南学界对外的交流与互动。(执笔:郑州大学哲学系张永超)
外国哲学
1.本体论和哲学基本问题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宋清华发表《海德格尔的存在之问》(《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认为:存在之问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他一生坚守的问题。这一问题在海德格尔的所有哲学论题中都不断地映射出来。海德格尔通过其《存在与时间》对存在之问作为基础性和优先性问题的探讨，并对存在之问在存在者层面上和存在论上的优先性的关系予以分析，从而揭示出时间性与存在意义的关联性，为人类通向本真之在之路指明了方向。安阳师范学院姬海涛发表《论康德哲学的先验主体性思想及其意义》(《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认为:康德哲学是在继承和批判前人的基础上创立的先验主体性哲学，它主要包含认识主体、道德主体、审美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等内容。它对当代西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对正确认识当代人类发展的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外国伦理思想研究
安阳师范学院黎良华发表《柏拉图在美德的统一性问题上的矛盾立场及其缘由》(《大理学院学报》2014年3月)认为:美德的统一性问题是希腊哲学所重点讨论的哲学问题。在柏拉图那里，个人的美德具有一种统一性关系，但公民的美德却体现出一种各阶层具有专属于自身的特定美德的倾向。在美德的统一性问题上，柏拉图在个人美德与公民美德之间体现出某种矛盾性立场，其中缘由在于柏拉图在哲学上的二元论立场所带来的实践上的二元关怀。郑州大学潘中伟发表《论康德哲学中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认为:道德法则必须具备绝对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康德道德哲学的前提预设，也是康德道德哲学的根本观点。由于坚持道德法则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幸福论的伦理学就被排除，自由这一理念作为理性的事实得到了证实。但是，是否有这样的法则存在，以及这样的法则是否具有实践意义，围绕这些问题，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研究表明:康德预设了意志自由和口的王国，也就预设了道德法则的普遍必然性。而对于普遍必然的道德法则的意识，又反过来验证了自由的实在性。作为行为准则道德性的评价和选择标准，康德的道德法则既强调了理性的优先性，又保留了经验的开放性，为道德实践行为的创造性、乃至于为哲学自身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河南科技大学宋清华发表《论康德的普遍主义理想及其问题》(《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认为:康德哲学一直追求普遍主义理想，康德建立了人类哲学史上最为壮观的形而上理想，这种理想是一种道德理想国，也是理性的王国、口的的王国、自由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理性为自己立法，此法即道德法则，它是所有有理性者共同遵循的法则，只有在遵循这一法则的王国里，才有真正的自由。康德的形而上的理想为人类众生设定了一个无限高远的理想王国，使人类远远高出自然世界的序列，彰显了人类的崇高性、高贵性。但康德的理想又因为排斥了情感等经验因素，使其理论失去了经验基础，致使其空泛的形式化理论无法落到实处。郑州轻工业学院杨晓发表《创造价值抑或发现价值—以赛亚·伯林基于“人的本质”的人性论探析》(《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8期)认为:以赛亚·伯林的人性论思想是其道德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人性论观点是一种按照人们赖以生活的身体特征、道德经验范畴和价值或口标的集合体，同时也构建出了关于人们如何更好生活的最终预设，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种预设。对伯林而言，任何把理性主义应用到对人性的说明之上都会导致谬误;人本质上是选择者和口的的探索者，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不必受到理性的迫害，而且可以籍由自身的创造能力，去创造我们感到舒适的生活方式。河南大学曾云发表《“本质直观”与质料价值伦理学》(《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认为:以舍勒的代表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为分析文本，阐释了他的“质料先天”的价值内涵及其现象学的理论基础，揭示了他与康德和胡塞尔的复杂关系。“本质直观”是舍勒的质料价值伦理学的理论基石，这不仅反映在他对“质料先天”价值及其秩序的理解上，也体现在他的“人格”概念中。
3.科学哲学思想研究
郑州大学罗玉萍发表《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进路及当代转向》(《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认为:科学方法论是科学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近现代科学方法论的演变脉络呈现出从科学方法论的建构到对科学方法论的解构趋向。科学方法论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表明:既不存在标准的科学方法论模型，科学方法论也不是虚无的。关于科学方法论的理解必须是面向社会实践的，实践转向建构了当代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进路。河南师范大学孙红艳发表《对现代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反思》(《湖北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认为:对现代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反思作为反思之反思，其主观意图是深度挖掘包含于人文主义技术哲学中的理论意蕴。我们的口的不是排斥那种具有悲观性人文主义者的技术哲学，我们需要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来面对技术。构建一个合乎我们时代的技术观，合理地处理好自然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避免由技术而引发的社会危机。河南理工大学田道敏发表《亚里士多德城邦自然存在论的比较阐释》(《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11月)认为:城邦的由来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他的政治自然主义立场。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由于自然而存在的，并给出了相应的论证。但是，这个主张却引起后世许多学者的争论和批评。当代研究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两位重要学者大卫·凯耶特和弗雷德·米勒分别对这个主张作出阐释，但是他们的解释存在各种问题。根据派生的内在口的论解释，我们不仅可以恰当理解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的自然生成论的深刻含义，而且可以认识到城邦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本体论地位。河南师范大学陈四海发表《论L A.理查兹的隐喻相互作用观》(《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年第3期)认为:LA.理查兹在意义语境准则的基础上提出了隐喻相互作用观。理查兹认为语词不是自足的意义载体，因而隐喻不是语词层面的偏离和替代，而是语句层面所喻和能喻相互作用的结果。理查兹的相互作用观使得隐喻摆脱了传统修辞学的束缚，肯定了隐喻的非修饰性、不可转释性及其在科学和哲学话语中的普遍存在。理查兹认为隐喻研究的口的不是准确揭示隐喻的运作机制，而是提高人们运用隐喻的能力。他为隐喻研究所提出的诸种戒律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河南社会科学院赵志浩《论鲍德里亚的“符号异化”思想》(《北方论丛》2014年第5期)介绍了鲍德里亚“符号消费”、“符号价值”、“符号崇拜”和“符号异化”等思想，认为“符号价值”概念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人们消费无限性的原因。
4.统合性的西方哲学问题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葛宇宁发表《论西方知识论传统与形式逻辑的关系》(《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认为:西方哲学一直都有着知识论的传统，重在求知。而这种对知识的追求是和形式逻辑密不可分的，形式逻辑是建立知识体系的逻辑基础，也是获得知识的重要工具。知识论通过规制人类的认识活动来把握着形式逻辑的发展，知识论要求人们的认识口的就是获得关于外界的知识，并通过一定的语言，尤其是精确性的语言把知识表述出来，从而利于知识的传播。同时，知识论还坚信主体有能力去把握客体。知识论对人们认识过程的要求影响着形式逻辑的发展走向，在知识论的主导下，形式逻辑呈现出一系列特性，比如追求精确性、普遍性、单一性等。河南理工大学葛宇宁发表《论西方哲学的生存论转向与辩证法复兴》(《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认为:传统西方哲学思维主要是一种本体论的思维，它以追求最高的终极存在为己任。在这种思维范式下，它必然把人无限抽象化，寻找人最高的、不变的终极本质，把人视为一种现成性存在者，一种“物”。如此一来，人的丰富内涵、人的多重规定性都被忽视了，人成了一种抽象物。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正是为了拯救人，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思维范式，这就是生存论的范式，它从人的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出发，把生存实践视为人的本源性存在方式，认为人在生存实践中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规定性，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过去，成就新的自我。支撑这种哲学转向的逻辑是辩证法，因此辩证法也在这种哲学转向中得到了复兴。(执笔:郑州大学哲学系姚得峰、寇东亮)
伦理学
1.伦理学基本问题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学术视角
一是伦理学基本问题的澄清以及现实问题研究。郑州大学魏长领教授发表《“人为什么要有道德”与“人怎么会有道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O1期)认为“人为什么要有道德”是道德的必要性问题、“人怎么会有道德”是道德的可能性问题。从社会角度看人为什么要有道德，其探索包括德治论、整体福利说、社会契约论等;从个人角度看人为什么要有道德，对其探索包括义务论、口的论、宗教论等，马克思主张从人们的现实生活、从人的社会规定性去阐述道德的价值根基和人有道德的理由。从社会角度看人怎么会有道德，包括道德法制化、道德公正与德福统一、以道德的社会促道德的人、加强社会教化等;从个人角度看人怎么会有道德，对其探索包括道德成为人的核心价值或根本价值、道德成为人实现自己核心价值或根本价值的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打一展善良人性、培育道德情感、来自经验层面的德福统一等。从现实生活看，赏善罚恶和善恶报应、社会公正、德福统一、自我实现对促进公民成为有道德的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郑州大学寇东亮教授发表《陌生化境遇中的社会心态及其道德风险》(《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03期)认为:陌生化既是现代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又是现代社会高效发展的动力。陌生化对人的社会心态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持久。中国社会的陌生化进程产生了各种社会心态，其中，犬儒心态、冷漠心态和怨恨心态等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这些社会心态孕育着一定的道德风险:犬儒心态引发道德信任危机，冷漠心态加剧道德情感萎缩，怨恨心态减弱道德感恩意识;作者强调，培养感恩意识以消除怨恨心态。二是公民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法容教授发表《当代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道德的新元素新维度—以制度变迁下的农村农民合作社新型主体为背景》(《伦理学研究》2014年6期)认为:经历30多年的农村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的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发生了深刻变迁，由农民自愿组织形成的新型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为集体主义道德增添了新元素，彰显了新的价值维度和样态，如合作共赢与平等互惠精神，社会和谐与个人自由统一精神，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统一精神，利益关系调节彰显契约论向度等，农村集体主义道德不仅回归理性而且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跃升;当代中国农村集体主义道德仍带有典型的阶段性特征，随着时代进步，集体主义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的道德原则，会随着时代的脉动呈现出日益丰富的变革过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增彦撰文《十六大以来公民道德建设思想的创新发展》(《道德与文明》2014年06期)认为:党的十六大以来，公民道德建设被赋予新的战略定位，公民道德建设战略布局日趋完善。党坚持把公民道德建设融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之中，以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旨归，以增强诚信意识、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抓手，紧紧抓住重点人群和重点行业，统筹城乡公民道德建设、统筹公民道德的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以优良的党风带政风促民风正行风，着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形成奋发向上、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构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精神基石。郑州大学杨伟涛发表《公民伦理教育视域中的伦理学教学改革》(《教育探索》2014年1期)认为:高校伦理学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是促进公民伦理教育，一方面是增进公民伦理内容，包括公共理性和和公德伦理、民主和参与伦理、自由和法治伦理、契约和公正伦理、权利和义务统一伦理、人道和美德伦理;另一方面是积极开展公民伦理教育的实践教学。
2.应用伦理道德热点问题和学术观点
一是行政伦理和公务员队伍道德建设。河南师范大学杜灵来发表《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公共精神与公务员德性建构》(《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5期)认为:公务员德性作为行政伦理原则和规范在该群体心理意识和行为习惯中的反映，应该是公务员在行政行为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优秀道德品质;将“公共精神”熔铸于公务员的德性建构之中，建立并不断完善公务员必须具有的“行政人格”，理当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性要求和基本路径选择;公务员德性的建构须以对公共精神的信仰和尊崇为基本原则，通过“内省”与“外约”相结合的养成方法来实现，在内容上突出忠诚、公正、刚毅和节制的基本内核。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朱金瑞撰文《政务诚信促进公民道德素质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03月24日)认为，政务诚信是政府公信力和执政力的重要表现，政务诚信的示范、导向等功能，对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有重要的引导表率作用。河南大学赵清文发表《行政管理中“慎”德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道德与文明》2014年02期)认为:在中国传统官德体系中，“慎”德既是“清”、“勤”等德性养成和保持的前提，在施政中可以更好地维护老百姓的福社和利益。在现代行政管理中，“慎”德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是确保行政人员以公共利益为价值口标的重要保障，是确保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于克服风险和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公共管理中，遵循“慎”德的要求，就要谨慎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审慎地对待每一项决策，同时还要在管理的态度和方式上更多地听取众人的建议。二是经济伦理问题研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乔法容撰文《发展循环经济的三大理念》(《人民日报》2014年9月19日)认为发展循环经济，是对大量消耗资源、严重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一场革命;发展循环经济应树立三大理念: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公正发展。这三大理念是经济发展观念的深刻变革与提升。三是生态伦理问题和建设。河南师范大学刘科在《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的话语分析及其社会底线价值》(《伦理学研究》2014年第1期)认为:施韦泽的敬畏生命伦理对保证人类社会的健全及持续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底线价值，在当今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生活日益变迁、敬畏感严重缺失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要更多地去敬畏生命、尊重生命和善待生命，自觉承担起基于生命维度的社会伦理责任;不断强化生命价值观，提升基于人与人和谐的社会文明，促进基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河南大学赵清文发表《生态危机、生态安全与生态文明—应对全球生态危机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伦理与文明》2014年刊)认为:工业化过程中，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导致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从而使生态安全成为影响人类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前景和公众最长远、最根本利益实现的重大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可以避免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而且可以为人类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一条有益的思路;其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人民福社和人权问题的高度关注和长远眼光，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人类发展前景和未来的责任承担。
3.中、西方传统伦理思想研究与启示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和启示。赵清文撰文《自我超越的“学为君子”之道—
美学
1.美学基本问题研究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席格在《中州学刊》2014年第10期发表《当代技术维度的美学理论变革》，作者认为，现实审美实践因技术进步而在审美态度、审美体验、审美价值等层面发生了深刻变革。审美活动的变革促使美学基本理论在五个层面产生了理论位移:审美时间与审美空间侧重的转换;审美静观的弱化与审美流观的强化;精神审美的低落与感官审美的兴盛;审美意象的内缩与审美事象的凸显;崇高之美的解构与媚世之美的建构。因此，美学基本理论应将审美变革作为生长点以实现当代重建。郑州大学文学院程勇真在《当代教育科学》2014年第12期发表《美育的灵魂:文艺审美还是社会审美》，作者指出，由于受西方美育观念影响，中国现当代美育基本上都是以文艺审美为中心，自然审美和社会审美处于边缘位置。随着中国进人消费主义社会，日常生活不断审美化，审美逐渐成为人们建构自我生活的基本美学原则。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下，美育有必要走出过去以文艺审美为核心的樊囿，重建社会审美维度，奠定社会审美在美育活动中的坚实地位。
2.中国美学史问题研究
河南工业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王k}lxc在《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第二期发表《西周美学研究中的诸问题》，论文认为，西周美学是以礼乐为中心、以德性为内在基础、以礼乐形态为显现形式的审美政治。其次，西周美学所展现出来的是周人敬祖崇德、重在追怀先王先祖由内而外的人格魅力。再次，西周诗礼乐作为审美活动，使周人的政治生活、日常往还、行为举止和思想意识也被赋予特定的审美意义。最后，西周器物既是礼乐体制的见证者，又是礼乐审美的呈现者。总之，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能够进一步拓展西周美学的研究视域，而且有助于深化对先秦儒家美学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席格、张雨在《中国美学史研究和书写的问题与回应》(《美与时代(下)》2014年第5期)中，作者认为自王国维以来，以西方现代美学理论对中国美学进行阐释与建构，形成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也注定了对中国美学实相的偏离。而近年来，国内美学界对中国美学史的这种研究与书写方式则缺乏深度反思。佘振丹、王撇鞠在《论中国人审美想象力的独特民族性》(《美与时代(下)》2014年第6期)中指出，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在本源上影响了中国人审美想象力的发展，同时中国古代儒、道、禅的哲学观又为中国人的审美想象力特征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这一切又最终形成了中国人审美想象力的独特心理过程。河南大学文学院杨世宇在《中州学刊》2014年第八期发表《周邦彦“清真体”美学风貌探析》，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五期发表《唐宋词美学风貌探析》，作者尝试从美学角度对词的艺术境界和美学风貌进行了分析。
3.影视美学问题研究
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牛思萌在《电影文学》2014年第五期发表《从美学角度解读
4.环境美学问题研究
郑州大学文学院张敏、杨雯雯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发表《论农业美学的产生及其维度》，农业美学是美学新兴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从农业的角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它的产生既有美学发展的必然，同样也有着社会的因素。农业美学的审美维度主要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人类通过农业生产在大自然与文明之间取得了一种和谐的美;二是人类与自然通过农业生成了一种彼此相互尊重的默契的美;三是人类通过农业生产创造出了一个飘逸静怡的审美意境。农业美学与生态美学紧密相关，但是并不完全相同，而是通过农业生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程勇真在《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发表《废墟美学研究》，论文认为，中西对待废墟的美学态度是不同的，甚至废墟美学产生的历史过程、哲学基础及表现形态也是不一样的。研究废墟美学在当下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2014年郑州大学文学院张敏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口结项，项口名称《农业环境审美价值研究》。2014年7月郑州大学文学院程勇真主持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口《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消逝的乡村美学及重新建构》。
5.艺术美学问题研究
河南省艺术研究院谭静波在《艺术百家》2014年第三期发表《京剧行当的美学特征》，作者认为，京剧表演体系的所有特征都在“行当”中得以体现。京剧行当的规整之美、意象之美、形式之美、意境之美是这一表演体系最重要的美学特征。郑州大学文学院张敏、简东在《中原农耕文明环境下民间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对河南淮阳泥泥狗手工艺制作传承人、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许述章的访谈录》(《美与时代(上))) 2014年第10期)中指出，民间手工艺术品是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传承的优秀载体，对中原农耕文明环境下民间手工艺的研究尤为重要，其对于中原文化的传承、创新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淮阳泥泥狗的发展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只有在创新中发展才能与时代同步，才能绵延不绝地传承下去。郑州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姬宁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五期发表《论先秦美学中的乐与舞》，论文指出，先秦诗理论已得到长足发展，乐舞依附于诗，呈现出不同的乐舞观。儒家思想强调尽善尽美，认为合乎礼的乐舞才是好的乐舞;道家思想强调天人合一，认为乐舞有自身的规律，乐舞表演时应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达到纯熟至自由的境界;墨家思想强调非乐，认为只有当民众具有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才能谈论欣赏乐舞表演。
6.美学热点问题研究
一是身体美学。席格和徐黎、乔校盛在《艺术界定与身体美学—对理查德·舒斯特曼教授的访谈》(《美与时代(下))) 2014年第10期)中对理查德·舒斯特曼《表面与深度》一书中涉及的关于“艺术即戏剧化”的界定，身体美学建构的内在逻辑理路、理论品格和思想渊源等问题对他进行了访谈，以期进一步加深对身体美学的理解，推动国内身体美学的相关研究。二是女性美学。程勇真在《中国美学研究》2014年第4辑发表《从“贤妻良母”到“女汉子”:中国当代女性审美形象分析》，论文在现象学描述的基础上，尝试分析了中国当代女性审美形象发生的客观原因及制约因素，并试图对其展开理性反思，提出解放女性的具体途径，以期增进中国当代女性的幸福及审美自由。2014年郑州大学文学院程勇真《先秦女性审美研究》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是审美文化。郑州大学文学院程勇真在《郑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发表《当代审丑文化崛起之价值学分析》，论文指出，崛起于中国当代的审丑文化更自具独特价值内涵，因其关涉现实的基本审美态度和行为，对之进行价值学分析便很有必要。论文着重从四个方面分析其积极价值:情感解放功能，严肃的政治学内涵，对传统审美文化专制性的反抗，对当代资本美学运作方式的凸显。论文亦简单阐释了其消极价值。程勇真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日发表《美学研究不能太时尚化》，作者指出，过分的时尚化会导致美学研究的同质化和失语症。如何避免中国美学研究的过分时尚化，一个基本立足点应该是重建对美学朴素的理解和追求。其次，中国美学研究必须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经验，从中国社会生活及艺术的实际处境出发来研究美学。最后，研究中国美学还要时时关注审美能量的汇聚问题〕(执笔:郑州大学文学院张敏)
科技哲学
1.生态哲学问题研究
郑州大学谈新敏《中国特色生态文化的本质特征》(《学习论坛》2014年第10期)认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先进生态文化为支撑。中国特色生态文化是引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精神旗帜。它本质上不同于传统工业文化和资本主义生态文化。它是超越传统工业文化和资本主义生态文化的新型文化，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制度、道路总要求的先进文化，是以生态科学、环境科学和系统科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生态理想和人类生态智慧的优秀文化。郑州大学寇东亮《技术时代的“身体生态”危机及其消解》(《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年8期)指出:在空间意义上，身体生态既指人的身体与外部环境的生态匹配以及对其所处环境的生态适应，也指身体内部环境的有机性和健全性;在时间意义上，身体生态指身体超越“自在”状态而进人“自为”状态。“身体生态”危机是现代生态危机的重要表现形式。在现代社会，身体常常因技术的过度控制、改造和重塑而成为“驯服的身体”，具体呈现为生产的身体、消费的身体和有毒的身体。消解“身体生态”危机，就客体角度而言，需要不断凸显技术的身体维度和身体意蕴，对于技术本身以及通过技术介人而控制和改造身体的行为进行合理规制;就主体角度而言，需要建构基于全面性身体感觉和身体需要的“生态自我”。信阳师范学院李世书《农村生态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动力机制分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一文，认为发展农村生态文化，需要根据我国农村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现实状况，选择适合的发展路径，建设合理有效的发展动力机制。提出当前应重点发展好农村生态物质文化、农村生态制度文化和农村生态精神文化，同时整合来自政府、社会和个人的各种力量，构建并运用好导向机制、驱动机制和约束机制等发展手段，形成强大的聚合和推力推动农村生态文化的发展。
2.技术风险问题研究
洛阳师范学院曹玉涛《技术风险治理的制度设计》(《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3日)认为，在理论维度上，制度设计并不是对传统社会风险治理模式的简单回归，而是要凸显人作为风险治理者的主体资格;在实践维度上，制度设计要彰显人作为活动主体的生存智慧和伦理行动。制度设计是技术风险治理的重要手段，它为建立有规可循的风险防范和责、权、利相一致的责任分担机制提供了可能，也为人、社会、环境与技术发展的持续性和谐提供了可能。制度设计的风险治理理念，体现了技术时代人的生存智慧和风险治理的新思路。洛阳师范学院张铃《工程的风险分配及其正义当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2期)认为，现代工程实践把我们带人了一个“风险社会”之中，风险分配的社会正义问题日益凸显。首先，风险分配正义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工程风险对公众的总体伤害降至最低，实现合理利益的最大化，即要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最多的善”;其次，风险分配正义在保障共同体的幸福最大化的同时，还要充分尊重每个个体的基本自由权利;再次，工程风险的分配正义不是要实现风险的平均分配，而是要实现差异平等，即事实上的平等。洛阳师范学院王建锋《风险治理的个体美德维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20日)认为，作为风险治理的重要维度，个体美德是技术时代风险合理规避策略得以形成和实现的内在动力。个体美德的养成、实现、坚守，不仅能形成有效规避技术风险的社会共同伦理责任能力和行为，而且可以弥补制度设计的不足。个体美德体现了责任伦理规避风险的道德崇高性和伦理至善性，是风险治理策略形成的伦理基石。
3.科技创新与评价问题研究
洛阳师范学院刘高岑《提升科技创新的管理方式和水平》(《中国科学报》2014年8月8日)认为，科技创新能力集中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如何有效地管理科技创新以促进科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有效促进科技创新的管理方式主要由三个方面因素所决定:一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趋势;二是当代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和研发形式;三是本国的具体科技国情。郑州大学谈新敏《国家科技权力及其提升策略》(《郑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认为，科技权力是国家在政治上或职责范围内影响、调控、支配科技的能力和力量。它不同于科技权利，本质上属于知识权力，具有基础性、渗透性、关键性和变动性特征。当代国际科技权力呈现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广大发展中国家为“边缘”的“中心一边缘”格局。提升中国的科技权力，必须明确政府在提升国家科技权力中的第一责任主体地位，增强“科技权力是国家的一项决定性权力”的自觉意识，坚定提升国家科技权力的信心和决心，全面实施”科技强国”战略。洛阳师范学院曹玉涛《反思技术缺陷重构技术文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4日)认为，生态危机主要由技术发展导致，因此，技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争论的焦点。现代技术既不是拯救者，也不是不可改变的铁笼。从本质上说，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在于人自身、人类错误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人类对技术的滥用和误用。技术乐观主义的观点固然有失偏颇，单纯的技术批判同样于事无补。因此，必须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立足现实生活世界，通过设计技术以重构人类的技术化生存方式。洛阳师范学院王敏光《不让评价体系改革只具‘骨感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19日)认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新时代学人的共同理想和追求。美好的制度构想需要脚踏实地，需要直面复杂且丰满的现实。然而，某些学者在炽热的改革激情的推动之下，对现行学术评价机制进行了大肆批判，有些甚至是没有底线的非理性批判，巫须辩驳和澄清。
4.西方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洛阳师范学院刘高岑《达马西奥的自我实在论评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认为，当代著名认知神经科学家达马西奥以认知神经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自我问题，提出了自我的“三层次理论”，从神经生物学和进化论有力地论证了自我的实在性，开辟了探索自我问题的新视野，拓展了研究自我问题的新领域。但其关于自我的分类、自我形式的社会性打一展等观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洛阳师范学院吴胜锋《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的突现论及其科学基础问题研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认为，突现论是一种古老的理论，伴随着心灵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的崛起，突现论再次在哲学中复兴。与传统突现论相比，一是当代突现论的一般特征、内涵及理论形式发生了重要改变;二是当代突现论得到众多科学家们的支持和辩护。在当代，突现论与自然科学形成这种合作关系的原因在于，一是存在于突现主义者中的共同的反还原主义的倾向，二是存在于突现主义者中的共同的反“统一的科学”的内在动机。洛阳师范学院王建设《社会建构论思想探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认为，社会建构论从皮亚杰心理学建构主义认识论学说中获取了原始的思想启发。库恩历史主义对社会建构论的影响表现在，科学知识源于那种维持科学共同体认同性的理论权威，科学实践是由忠诚于某种解决问题的范式来控制的，科学实践的最重要导向是政治利益。对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社会事物进行建构性的阐发和主张，正是社会建构论拒斥传统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理性主义而体现的后现代主义立场。(执笔:洛阳师范学院曹玉涛、郑州大学哲学系寇东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