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河南省中国史研究综述

2016-06-02

  2014年度河南省中国史研究综述 

    戴庞海 张艺凡 黄昌艳

  2014年河南中国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现从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元史、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科技史、思想史、专著等十二个方面分述如下。〕

  一、先秦史

  李玲玲《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以炎黄传说及其考古佐证为例》(《黄河黄土黄种人》,2014年22期),论述了炎黄传说显示的早期人类文化传播与融合、炎黄时**古资料显示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传播融合的途径与特点。她的《从早期族群交流看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的史实依据》(《中州学刊》2014年10期)在总结其他学者对大禹传说多地发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提出自己对大禹传说多地发生这一问题的看法。

  齐航福《从殷墟甲骨文看商代妇女社会地位》(《州学刊》014年12期)认为与后世相比,商代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是较高的,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女性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陈隆文、张灿《地理环境与中国最早城址的选择—郑州仰韶西山古城为例》(《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01期)论述了中原地区以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为西山古城的城址选择提供了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

  王星光《大禹治水与早期农业发展略论》(《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02期)从环境史的视角考察了大禹治水与早期农业发展。

  田成方《试论楚国封邑制的起源及其特点》(《殷都学刊》2014年02期)探讨了楚国封邑制的起源及其特点。

  陈娜、吴楠《论游侠活动与先秦经济文化发展》(《现代商贸工业》2014年18期)论述了先秦时期经济的发展状况、赵氏孤儿事件体现的先秦游侠精神、游侠精神在先秦时期的其他表现。

  赵炳清《楚人受封与“周公奔楚”关系之考辨》(《河南大学学报》2014年06期)提出楚人的受封,其原因除楚先祖勤劳王事的功绩之外,也与周公奔楚在楚地受到楚人的礼遇有关。

  杨小召《春秋时期晋、鲁家臣比较研究》(《唐山学院学报》2014年05期)分析了春秋时期晋、鲁家臣的共性和差异。

  李久昌《春秋秦晋河西之争中的晴函古道战事》(《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04期)论述了晴函天险及晴函古道在春秋秦晋“河西之争”中的作用。

  金荣权《周代番国青铜器及其历史地理论考》(《华夏考古》2014年02期)以史料记载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物,对番的族源、地理和历史等进行全面梳理。

  李金玉《两周时期的水资源状况探析》(《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4年02期)根据文献记载论述了两周时期的川泽及其分布、两周时期的河流状况、两周时期的水量和水质。

  李金玉《论周代气候变迁及对社会的影响》(《农业考古》2014年04期)认为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代的气候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迁,这种变迁不仅深深地影响自然界动植物的分布变化,同时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社会的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甚至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稳定、民族变迁及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凤祥《周代宋国君主考略》(《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10期)通过资料梳理,稽考周代宋国君主史实。〕

  二、秦汉史

  张燕蕊的《2013年秦汉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04期)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文化史、边疆史、西域史、民族史、中外交流史、历史地理、环境史、农史、考古及出土文献研究7个方面系统论述了2013年秦汉史研究的情况,统计工具书约70部,公开发表论文600篇。内容详实、丰富。

  郭俊然的《出土资料所见的地方农官考论》(《邯郸学院学报》2014年03期),记录了汉代地方农官,中央派驻地方的农官,填补了汉代农官认识的空缺。《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侯国官制:以东汉郡属侯国为中心》(《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2期),记录了汉代侯国的13个职官内容。《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军官考论》(《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14年01期),则从出土的印章、封泥、简犊等资料中发现了汉代的千人、司马等军事职官的内容,对认识完整的汉代军事职官系统有积极作用。《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散吏考论》(《克拉玛依学刊》2014年04期),结合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认为汉代有8种散佚官,广泛分布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中。《出土资料所见的西汉王国职官杂考》(《丽水学院学报》2014年03期)统计了汉代王国的祭祀官,畜牧官,王国的政务官,王国宫廷事务官,可以补充史阀,学术价值高。《出土资料所见的新莽及东汉将军幕府职官》(《河西学院学报》2014年06期)记录了新莽及东汉时期将军幕府职官的内容,对完整地认识汉代军事官制有重要学术价值。《出土资料所见新莽中央职官考》(《昆明学院学报》2014年04期),记述了新莽中央官制有23种之多,多由西汉官制易名而成。《汉代地方武官考》(《晋中学院学报》2014年06期)作者整理了出土文献中新出现的10种汉代地方武职职官,补充汉代官制内容的缺失。《汉代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马”》(《宜宾学院学报》2014年11期),记述了汉代官僚系统的司马职官,对帝国统治秩序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呈现出数量增加,职权范围或种类日渐打一大和地位缓慢下降的变化。《论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少数民族职官》(《三峡大学学报》2014年04期)一文中,作者发现:非匈奴的少数民族职官其基本职官体系皆为:君、侯、千长、百长、小长,各少数民族大同小异。《汉代邮骚职官考:以出土资料为中心》(《五邑大学学报》2014年01期),分五类介绍了汉代的邮骚职官,有助于完整的了解汉代邮骚组织的建置。

  此外,他还写了《汉代的集市管理职官》(《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05期),展现汉代地方有一套完整的职官体系,即市令(长)、市y、市椽等,履行职责,促进了汉代集市贸易的繁荣。《汉代的集市贸易》(《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3期)记述了汉代集市,同时也反映了汉代集市贸易的繁荣和汉代“重农抑商”理念对贸易的阻碍。《汉代民间组织单的内部组织建制》(《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2期),汉代民间组织单的内部建制为四级行政管理体制:祭尊、三老;主疏;是长史、尉;厨护平政、司平等。

  李晓燕的《从律令看汉代对孝文化的推崇》(《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6期),汉代通过颁行诏令和法律,举孝廉人仕,颁布养老令,推动《孝经》传播等手段,架构起官府、社会、家庭三者相扣的养老、尊老体系。形成了尊老、敬老的典型政治和社会特征。

  于凌、李晓燕《论秦汉时期的“明法”选任》(《中州学刊》2014年03期)认为秦汉时期的“明法”为标准的选举、任官制度,将法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对统治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吴涛的《东汉<春秋>学发展史上的三次纷争》(《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12期)指出,东汉时期加强皇权,强化对经学的控制,光武帝、汉章帝的措施,白虎观会议的召开,使得公羊学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的过程。

  杨继刚《汉鸿都门学地理位置与政治斗争考论》(《暨南学报》2014年02期)通过文献考订,确定鸿都门的位置应当在洛阳南宫之中,鸿都门学的选址与汉末政治斗争形势密切相关。

  徐蕊、刘芳《对汉代服饰的再认识》(《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05期),站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古代服饰发展史的角度上,从政治、经济、思想等七个方面的因素进行了深人的的宏观研究,认为汉代服饰存在两对矛盾,存在“正统”与“世俗”两个系统。

  杨丽《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瘟疫研究》(《中州学刊》2014年第02期)详细论述了汉代中原地区瘟疫的基本概况,分析了瘟疫流行原因,瘟疫对中原地区社会的消极影响,以及瘟疫的社会救治措施。《西汉时期并州北部四郡粮食供给研究》(《江汉论坛》2014年08期)论述了西汉时期,并州北部四郡的粮食主要依靠内地转运和屯种等多种途径,转运输送至边郡,保证了边防将士的粮食供应,对维护西汉北部边境的安宁起到了重要作用。

  芦敏《人口增长与汉代农业发展的新趋势》(《农业考古》2014年03期)作者由汉初大量劳动力回归土地,产生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压力双重作用。论证了由此产生的农业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劳动力密集型的精耕农业发展,从单一的生产方式转向多样化经营的趋势。〕

  三、魏晋南北朝史

  陈开颖的《北魏帝后礼佛仪仗规制及场景复原推想:以巩县第1窟为中心的考察》(《敦煌研究》2014年05期)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以及对石窟的考察,基本上确定了北魏帝后礼佛仪仗规制“后绕式”。《北魏中原文化思维战略》(《中州学刊》2014年10期)则认为北魏通过“血缘关系的攀附”到“地理空间的占有”,再到“历史文化的继承”三大策略,成为少数民族人主华夏的文化思维战略模式。

  刘战的《曹休墓与曹休之死》(《中原文物》2014年第6期)记述了在洛阳孟津发现并清理了曹魏名将曹休之墓的情况,评价了该墓葬发掘对认识曹魏时期墓葬制度的重要作用。

  高二旺的《从<齐民要术>看北朝农业应对干旱气候的措施》(《农业考古》2014年04期)总结了北朝应对干旱气候的措施,肯定了《齐民要术》顺应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南北朝居丧毁卒考论》(《南都学坛》2014年06期)描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丧毁卒的典型现象,分析了居丧之风变化的原因,揭示了统治者对思想控制的不断加强。

  任崇岳、赫德川《两晋时期的陈郡阳夏谢氏家族》(《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05期)论述了谢氏家族的兴起、繁盛、衰落史,分析了谢氏家族之所以蜚声史简的诸多原因。

  洪卫中的《后三国时期北朝政府对北迁南士的策略与态度》(《文艺评论》2014年12期)讲述了南北朝后期,北朝政府对北迁南士采取政治利益下的分层对待、严厉控制的策略与一定程度上的轻鄙态度。其《政权变迁下的梁末北迁士人羁旅心态浅析》(《济南大学学报》2014年03期)认为,梁末政权变迁造成当时大批百姓和贵族士人的北迁,分析了这些北迁士人长期存在着羁旅心态的原因,这种羁旅心态不可避免地改变着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王莉娜《论弘农杨氏与颖川荀氏发展的共同特点》(《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7期)对兴盛于西晋时期著名的两个士族进行研究,发现两家发展轨迹的共同规律:以经学起家,两家子弟均保持士大夫的清廉品行,不畏强权。

  张小稳《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魏晋南北朝婚姻伦理的一个维度》(《伦理学研究》2014年02期)从女性在婚姻伦理上的自我意识觉醒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婚姻家庭地位、观念的一些表现,并分析了原因。

  张宏慧《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民间慈善救助探析》(《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1期)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开展了多种慈善救助活动,客观上对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刘春香《三国孙吴时期的社会福利保障探析》(《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3期)认为,三国孙吴政权推行了一些安民和惠民福利措施,在其统治区内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及官民结合的方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福利探析》(《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01期)叙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福利政策的概况,尽管这些措施有局限,但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的积极作用。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饮食娱乐文化》(《农业考古》2014年04期)则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娱乐文化活动的内容,开展了饮食与休闲结合的生活方式,对后世影响深远。

  李玉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兰台世界》2014年09期)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教育兴盛的原因,主要内容,特点,影响等方面人手,肯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在教育和文化传播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隋唐五代史

  张善庆的《<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介评—兼论石窟艺术研究方法》(《敦煌研究》2014年01期),对沙武田的新书《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作了简单介绍,并从内容和方法两个方面对此书进行了评价,提出石窟艺术研究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工作,应走协同合作的道路。

  段佳薇、杜开立《论唐、五代时期陶瓷手工业的成就及瓷器外销》(《新乡学院学报》2014年09期)论述了唐、五代时期我国陶瓷手工业蓬勃发展的情况,以及瓷器外销便利条件:唐代自身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达,对外交流的空前频繁。

  刘玉娥《洛水、洛水石与武周政权》(《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04期)记述了武则天以洛水出石作为改朝换代的理论根据,改洛阳为都城,建立武周政权。

  刘朴兵《略论西夏饮食文化》(《西夏研究》2014年02期)详细介绍了西夏境内饮食文化多民族多样性特点,西夏的食物原料、主副食烹饪方法,饮食器具,材质,西夏的宫廷饮食,以及中期以后,官僚贵族与普通百姓的饮食差异。

  徐秀玲《娴氏高昌国时期雇价问题探讨:兼论高昌寺院银钱的使用情况》(《历史教学》2014年07期)通过契约文书来论证农业领域、畜牧业或其他领域里的雇价情况,兼论高昌寺院银钱的使用情况,得出寺院的生产生活还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的观点。《唐前期西州雇人代役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04期)详细论述了雇人代役契约的基本内容及格式,烽戍及雇佣双方身份,雇价的特点及购买力,替役人的义务,分析了唐代雇人代役契约出现的原因,指出雇人代役制度的积极作用。

  杨宪民《唐朝的婚姻法律制度研究》(《兰台世界》2014年03期)通过研究分析唐朝的婚姻法律的原则、结婚和离婚的条件,发现《唐律》的有关婚姻法律的制度其技巧是空前的,一些法律规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李梁《唐朝盐政改革下的河东解盐》(《赤峰学院学报》2014年01期)讲述了唐朝唐朝廷对解池的管理,唐中后期盐政改革对河东解盐的影响,增加了财政收人,有启示意义。

  王艳玲《唐代茶文学繁盛原因考略》(《农业考古》2014年05期)介绍了唐代茶文学盛况,从内部和外部分析了唐代茶文学繁荣原因,茶文化对士人精神的影响。

  付先召《唐宣武镇辖区变动及其原因探析》(《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8期)先统计了宣武镇治所及辖区变动情况,进而分析宣武镇辖区变动的政治、军事原因:唐中央调整方镇辖区是为了控制方镇。

  五、宋元史

  梁建国的《2013年宋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03期)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4个方面系统论述了2013年大陆宋史研究的情况,还收录了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统计论文集和专著约50部,论文600篇等丰硕成果。

  祁深云的《北宋开封府赤轰知县任职资格研究:以知县的出身、寄禄官及迁人前任职为主》论述了北宋开封府赤轰知县任职资格,出身以进士为主;寄禄官以京朝官为主;迁人前任职多为近轰或西北二边及经济发达地区担任重要职务的官员,还论述了元丰改制对赤轰知县任职资格的影响。祁深云、齐丹锋的《北宋开封府赤轰县主簿任职资格与迁转途径考述》(《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04期),详细介绍了北宋开封府赤轰县的主簿的人选出身、官阶资序、历任资质、迁转途径,强调人选人员的从政经历和业务能力等务实性方面的特质。这两篇都肯定了这些政策对赤轰县的治理和稳定起到的作用。

  王艳《宋代赐第问题研究》(《西夏研究》2014年04期)讨论了宋代赐第的对象,产权问题复杂,同时带来了消极影响,在王朝中后期引发了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宋代告赏立法探析》(《中州学刊》2014年05期)介绍了宋代举告赏赐领域的打一展,论述了举告赏赐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宋朝告赏法的推行在稳定社会秩序、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上起着积极作用,但是也导致了社会风气的败坏。

  王艳的《举告奖励:宋朝对职务犯罪的抑制措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04期)详述了宋朝举告奖励这一措施施行的职务犯罪领域,以及这种制度产生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

  邢琳《宋代县级官员问责制》(《中州学刊》2014年07期)详细介绍了宋代县级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内容,分析了宋代县级官员问责制的特征。宋代问责制对提高监察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马晓燕《试论宋代对不孝行为的惩处》(中州学刊》2014年10期)介绍了宋代不孝行为的类型,惩处法令,灵活的惩处方式,肯定了这些惩处方式维护社会伦理秩序的重要作用。《宋代致仕官员棒禄制度述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4年06期)介绍了宋代致仕官员的棒禄待遇及其变迁,棒禄的发放及其弊端,基本作用,肯定了其对致仕官员的养老生活和宋文化的繁荣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惠鹏飞《尊崇之“名”到专权之“实”:宋代平章军国(重)事制度考述》一文(河南大学学报,2014年02期),通过对宋代平章军国(重)事的序位、别称与职权,官员拜罢的论述,可以看出宋代的平章军国(重)事同宰相关系密切。该制度经历了由“名”到“实”的过程。《宋代吏部尚书的种类与职掌》(开封大学学报》2014年02期)详细列了宋代吏部尚书大致分类,吏部尚书在元丰改制前、改制后的职掌,对吏部尚书职掌作了具体而全面的论述。《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研究》(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4年04期)论述了宋代吏部尚书致仕的情况,致仕比例不高,特征:宋代吏部尚书的致仕官品阶是比较高,待遇较为优厚。和张彦晓合作的《宋代吏部尚书迁出官研究》(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3期)介绍了宋代吏部尚书迁出官,元丰改制前大多处于上升状态。元丰改制后吏部尚书迁出官以执政官和地方官为主,在升迁上有所不同。

  王丽《“文德治世”:宋代献文召试制度考述》(《河南大学学报》2014年02期)阐释了宋代献文召试制度的内容、形式、对象、制度环境、优劣评价、发展演变直至消失的历程等内容,指出这种制度是特定时期君主特权与官僚特权相结合的产物,是宋代右文国策的体现。

  田志光的《北宋通进银台司在中枢决策中的封驳权》(《史学集刊》2014年01期)记述了北宋通进银台司封驳权的发展演变历程,肯定了其在中枢政务决策与政令颁行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宋代大理寺诸职能论析》(《保定学院学报》2014年01期)论述了宋代大理寺的审判职能外,法治职能,为进一步完善宋朝法治环境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程民生《宋代的监军》(《中州学刊》2014年01期)论述了宋代军队监军系统的三个类型,以及地方系统的监军,事实证明宋代监军制度是一项重要的军政制度,意义重大。《宋代的气象预报》(河北大学学报》2014年04期)详细介绍了宋代三个系统的气象预报,一朝廷专门的预报机构,二军队及官员的预报,三民间的预报,为朝政和社会生产、生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宋代御药院探秘》(《文史哲》2014年06期)从宋代御药院的建置与变迁,医药本职,宫廷事务,朝廷事务,军事、外交、司法、抢险贩灾等事务,皇帝对御药院的控制等方面对宋代御药院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

  张小稳《宋代的路:划时代的地方行政制度设计》(《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05期)具体阐释了宋代路的设置及其运行机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也带来一定消极影响:分权体制使地方行政体制失去了活力,整个国家呈现疲软的状态。

  马云龙《宋代户别研究综述》(《长治学院学报》2014年01期)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有关宋代户别研究的著论成果进行了搜集,并分析了成就与不足之处。

  穆朝庆《宋代官营盐业生产中的盐户简论》(《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02期)介绍了盐户区域分布及角色序次,详细论述了畦户,井户,亭户,比较分析他们同为盐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提供者,但盐户在原始身份、阶层、收益上存在差异。

  袁红军《宋代火政小考》(《兰台世界》2014年21期)结合宋代的火灾发生的情况,详细地探讨了火灾预防、扑救和惩罚的措施,并指出两宋的消防管理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后期具有一定的典范性,有借鉴作用。

  张显运《宋代粮食陈化原因及政府的应对措施》(《兰州学刊》2014年01期)详述了两宋时期粮食的陈化原因,政府采取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粮食的陈化,对今天具有借鉴意义。

  叶冉冉的《北宋的“权停贡举”:兼论宋代科举周期的规律化》(《开封大学学报,2014年04期)叙述了北宋“权停贡举”制度产生的原因,这项政策的反复过程也揭示了科举制度的周期规律,发挥过稳定社会、促进人才选拔的积极作用。

  王记录《理学与两宋史学的义理化特征》(《学习与探索》2014年02期)指出,两宋史学,呈现出理性的特征,体现在史学思想上和史书编纂上,催生了新史体,但理学在提高史学哲理化程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导致史学思想的僵化。

  周保平的《北宋时期河南书院考证及其兴盛原因探析》(《河南大学学报》2014年05期)介绍了北宋时期河南的应天府书院、篙阳书院等书院的情况,并从科举和学校的设立等方面论述了其兴盛的原因,肯定了这些书院在教育和文化上产生的积极作用。

  郭炳洁的《二程与北宋的书院教育》(《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1期)指出,二程的教育活动与篙阳书院、伊川书院有着密切联系;政府重视文教事业,对传播二程的学术思想、培养后辈人才、进行社会教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鲍君惠《宋代郑州文化论略》(《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4年02期)从宋代郑州的文化活动,官学的发展状况,文化名人及其成就,来呈现宋代郑州的璀璨文化,体现了宋代文化的多元面貌。

  王战扬、张娟《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影响及其原因考》(《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6期)从政治权、财权、军权、生活事务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宋代士大夫对皇权的影响。

  张建松《蒙元对高丽的控制与干涉》(《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14年01期)记述了蒙古民族崛起征服高丽,蒙元朝廷通过派遣达鲁花赤,设置征东行省,加强对王族的控制等方式对高丽事务展开控制与干涉,给双方的政治关系埋下了不和谐的因素。《宋元时期的另类“北庭”与“北庭人”》(《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14年05期)通过“北庭”与辽、金,“北庭”与蒙元的论述,得出在历史上,“北庭人”除指畏兀儿人外,在蒙元时期,它还可指当时的“国族”蒙古人。

  芦敏的《10-13世纪朝鲜半岛的华人移民活动》(《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01期)记述了10 -13世纪东北亚的动荡政局,海陆两条通向朝鲜半岛的迁移线,华人移民的情况。《蒙元时期朝鲜半岛的华人移民活动》(《文教资料》2014年19期)研究了蒙元时期朝鲜半岛华人移民的背景,移民路线,移民的华人构成及其活动。这两篇文章都肯定了华人移民产生的积极作用。

  任崇岳的《河南省内黄县、清丰县的蒙古族后裔是豫王子孙吗?》(《西部蒙古论坛》2014年04期)从豫王不可能出任河南行省右y、豫王的经历与河南的关系、文贞公是何人等方面来论证河南内黄县、清丰县的蒙古人并非豫王之后。

  李合群的《北宋东京太庙誓碑有无辨》(《开封大学学报》2014年04期)通过对“否定说”质疑,“谎源说”质疑,以及从宋朝廷优待柴氏子孙与士大夫三个方面来论证东京太庙誓碑存在进行肯定。

  六、明清史

  吴漫《明代前期宋史研究考论》(《辽宁大学学报》2014年01期)论述了宋史研究的两大方向:(1)官方修史史著色彩浓厚;(2)私家修史提供了史料,在理学发展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明代史学走向深层,为宋史研究的繁荣开创了局面。

  李峰《朱元璋与祥瑞:论封建帝王的忧患意识》(《沈阳大学学报》2014年01期)研究了《明太祖宝训》,认为朱元璋对祥瑞的态度客观理性,获取政权后流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具有民本思想。

  展龙《明代邸报出版与社会舆情传播》(《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4年05期)详细分析了明代邸报的出版传播机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严密的组织程序,但也存在不足之之处。展龙、朱绍祖《明代宝应地区水利事业研究》(《江南大学学报》2014年01期)分析了明代宝应地区水利事业建设;1.完善水官设置、筹措水利资金;2.修筑堤岸闸坝、开筑新河、治理宝应越河;成效显著,对当地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李俊丽《明代北方五省赋税负担探析》(《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3期)论述了明代北方五省的赋税情况,指出赋税供给、赋税陪纳、税粮包空是官府给北方五省人民的沉重负担。牛建强、刘文文《明代河南赋税征收中的折亩研究》(《中州学刊》2014年01期)详细分析了明代河南州县折亩的情况,折亩在时空、力度和方式上呈现出多样性与复杂性。

  汪维真、牛建强《明代士人复姓现象及其文化意涵》(《历史研究》2014年06期)讲述了明代士人复姓士人之身份、类型,身份差别原则,与读书应举成功间的内在关联,证明士人复姓在明代繁盛且典型,也具有倡行孝道的文化建设功用。

  李秋芳《明代华北平原小麦种植及其在粮食种植结构中的地位》(《兰州学刊》2014年05期)通过对明代华北平原小麦植情况的考察,对播种面积比例和赋税比重的统计分析,得出小麦在明代经历了一个较快发展时期,为商品化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鞠明库《明代救灾的基本程序与效率》(《兰州学刊》2014年05期)通过明代救灾的基本程序,救灾程序与效率的矛盾与冲突,救灾程序与效率冲突的原因分析来全面地看待明代的救灾,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试析明中后期政府灾害应对能力的擅变:以正德、万历间两次水灾政府应对的比较为视角》(《郑州大学学报》2014年04期)通过两次典型的情况基本相似的水灾救助措施对比研究,可以看出明中后期政府灾害危机应对能力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折射出明中后期王朝衰落。

  岁有生《清代州县的独立财政与地方社会》(《中州学刊》2014年09期)通过对清代州县在赋税之外有由州县官支配的独立财政,来论述了地方田赋税负担的加重,揭露了清代财政体制的病态和因循。

  李俊丽《清代旗丁对槽粮的盗卖与掺杂》(《古代文明》2014年03期)分析了清廷针对旗丁盗卖槽粮制定的措施,旗丁倒卖槽粮的情况,掺杂情况。揭露了靠制定严厉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旗丁盗卖槽粮问题。

  欧磊《清初君主治国的理念:以清初儒臣张英的处世为视角》(《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05期)通过对张英的处世作风,对家族及世人的影响,来折射出当时清初君主的治国理念,体现君主专制的加强。

  柳岳武的《嘉庆至同治时期的中廓宗属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02期)论述了嘉庆至同治时期,清朝由盛转衰对中廓宗属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背离了传统治边政策,没能实现“拱卫天朝”的口标。暴露出该体制运作以王朝盛衰为转移的事实。

  周蓓的《聚众案件与清代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机制》(《北方论丛》2014年03期)通过考察州县官的治理策略与聚众案件之间的互动关系,理清清代官府对聚众案件的预防、控制、治理机制,进而论证清代基层政权社会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和局限性。

  苏全有《论清王朝灭亡的三大症候》(《历史教学》2014年01期)论述了清王朝的灭亡的三大症候:一外交失分,二舆论失控,三民众的组织化。

  宫凯《清朝治理新疆的民族政策分析》(《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07期)从清朝治理新疆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经济政策及宗教管理四方面系统地研究了清朝治理新疆的民族政策,为新时期新疆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

  张新斌《清代曹谨生平及其闽台宦迹探论》(《闽台文化研究》2014年02期)还原了曹谨的生平,为政严谨作风,修建水利的政绩。他的为政实践值得认真研究与探寻。

  张富春的《河南闽营人与雅克萨之战》(《中州学刊》2014年04期)记述了闽南屯垦河南的部分人远征罗刹,为雅克萨之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分析了获胜的原因。

  李留文《明清寨堡研究述评》(《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01期)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依时间顺序进行梳理:明清寨堡研究的开拓、相对沉寂、多元化,从问题意识的维度把握明清寨堡研究的学术史脉络,以明其得失。

  张清改《明清移民对淮上农业经济的开发与消极影响》(《农业考古》2014年06期)通过信阳在明清两代接受移民的情况,论证了移民推动了区域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消极影响。

  程峰、任勤《清代怀庆府的农业经济》(《焦作大学学报》2014年04期)记述了清代怀庆府的农作物种植,“四大怀药”等中草药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如何成为经济发达地区。《清代怀庆府的手工业》(《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02期)记述了清代怀庆府的手工业发展情况,棉纺织业发达、“孟布”知名;煤炭开发繁荣;陶瓷业,竹器加工业的发展。

  李华欧《清代河南怀庆商帮的发展背景及其特点》(《商业时代》2014年33期)论述了清代河南怀庆商帮的发展的有利条件,以物产资源为主的经营方式的特点,起到了促进中原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的积极作用。刘瑛《明清时期晋商的兴起与衰落》(《兰台世界》2014年36期)介绍了明清时期晋商的兴起,分析了其兴起的原因:内部创新元素的变化对其兴衰至关重要。

  刘朴兵《利玛窦视野中的晚明饮食文化》(《西夏研究》2014年01期)一文,主要通过《利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里记载的晚明时期中国种类繁多的食物原料、茶酒饮料、食器、煤、宴会以及宗教饮食习俗等内容,来研究晚明饮食文化。

  李俊丽《明代河南书院兴衰探析》(《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01期),从时间历程上论述了明代河南书院的发展经历了明朝前期的凋敝,明朝中期的发展和繁荣,明朝后期的禁毁三个阶段。

  吕宽庆《清代民间立嗣继承探析》(《兰台世界》2014年30期)分析了清代民间立嗣继承的对象和方式、特点。展现了立嗣继承与财产的关系问题复杂化。《清代州县官司法问题探析》(《中州学刊》2014年03期)论述了清代州县官的司法职责很重,注重证据,维护儒家伦理规范上形成的社会秩序,与行政权诉求一致的追求。

  李智萍《清代山西旗人巡抚出身补校》(《山西档案》2014年04期)考证清代职官相关的资料,探究了清代山西旗人巡抚出身的问题,认为此问题仍有研究的空间。

  七、中国近现代史

  郑永福、郑丹群《河南京师会馆篙云草堂小考》(《中原文物》2014年05期)探讨了篙云草堂的历史沿革篙云草堂的文物价值。

  徐有礼《论中国国民党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州学刊》2014年06期)从中国国民党部分党员是否参加了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国国民党是否参与了“二一七”惨案的善后和抚恤工作、中国国民党是否组织开展了纪念“二一七”烈士的相关活动等方面,对中国国民党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分析探讨。

  巴杰《规范·培训·认同:民国时期店员的职业建构探究》(《济南大学学报》2014年06期)考察了店员的选聘及管理、店员的内部分工及职业培训、!占员的职业规范及内在认同。另一篇《中共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店员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07期)研究了中共是如何开展店员运动的,国共两党推行店员运动的策略差异及彼此间的相互影响、历史命运等。《基督教在近代河南的传播及其影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4年06期)论述了基督教在河南的传播概况、基督教在近代河南的传播方式、基督教与近代河南的社会转型。

  武艳敏《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灾民流动就食的历史考察》一文(《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06期),依据有关档案材料及相关史料对灾民出外就食口的地选择、途径、方式、结果怎样,国民政府对灾民出外就食如何规定,灾民出外就食的制约因素、面临问题等进行考察和梳理。

  左玉河《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与超越之路》一文(《史学月刊》2014年06期),对新世纪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之争中若干重大问题加以综述,揭示重建中国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基本趋向。

  霍晓玲《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与新中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一以河南开封为例》(《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07期)以开封为例,探讨了城市民主改革运动与中共政权建设之间的关系。《宗教革新与政治认同一1951年开封驱逐外籍传教士事件剖析》(《史学月刊》2014年07期)选取驱逐外籍传教士的一例个案一1951年开封市驱逐天主教河南教区总主教阳霖等人作为考察对象,从微观的角度展现驱逐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情况,剖析这一事件的社会反响及其对新政权建设的影响。

  郭常英、岳鹏星《<时务报>与19世纪末中国近代报纸文体的擅变》(《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2014年02期)以《时务报》为中心,透视了19世纪末我国近代报纸文体的擅变趋势。

  赵倩倩《近代焦作地区社会生活变迁初探》(《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4年06期)一文,对晚清民国以来焦作地区物质生活的变迁和精神生活的变迁进行了研究。

  柳岳武《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监狱建设及经费问题研究》(《史学月刊》2014年12期)以监狱建设及改良问题为视角,透析南京国民政府治下地方与中央的财政分立状况对南京国民政府司法改良的巨大影响,借此揭示在名义上司法获得独立,而实际上司法并未真正独立的特殊环境里,司法及行政体制改良的艰难。

  简玉祥《抗战时期河南公费留学研究》(《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06期)以抗战时期河南公费留学教育为切人点,论述这时期河南公费留学的基本概况及其影响。

  付燕鸿《民国时期“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与救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为例》(《中州学刊》2014年05期)一文,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为例,对其在城市化进程所产生的犯罪、娟妓、乞丐、失业等各种“城市病”及其形成原因进行整体分析,并试图从救治组织机构的设立、法规制度的制定、社会控制的加强等方面对其救治措施做些梳理。

  李永芳《民国时期传统家族制度的变革与家族文化的衰落》一文(《中州学刊》2014年01期),就民国时期历次革命运动对传统家族制度的冲击、家族文化衰落的征象及其传统家族制度未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主要原因等做了较为系统的探讨。杨涛《“官业余利”并非北洋六镇军费主要来源》一文(《中州学刊》2014年03期),从官业余利支用的角度对“官业余利”与北洋六镇军费筹集之间的关系等做些分析探讨。

  曹风雷《20世纪30年代末河南邓县垦荒考评》(《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4年02期)综合口前所能看到的若干资料,试图将邓县荒区的形成及移民垦荒情况做一较为全面的探究。

  崔家田《1913年的确证与犹疑:中国红十字会开封分会创建记述辨析》(《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4期)辨析了中国红十字会开封分会创会的相关记述。

  孙金玲《1942-1943年河南的大灾荒及原因》(《经济研究导刊》2014年04期)论述了1942-1943年河南灾荒概况及灾荒发生原因。

  潘崇《科举废除前新政人才结构透视—以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团随从人员为例》(《近代史研究》2014年02期)一文,试图从个案角度分析该随从人员群体的选拔经过、教育背景、人选心态以及归国任用等情况,展示科举废除前读书人的教育选择、观念倾向,进而概括当时的新政人才结构状况。

  杨玉东《论许沉在挽回豫北矿业利权中的作用及其他》(《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6期)肯定了许沉对河南近代民族企业发展的重大作用。

  刘朴兵《略论民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传统婚庆食俗》、《略论民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丧葬食俗》(《农业考古》2014年03期和04期)分别以河南地方志中相关记载为主,初步考察了民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传统婚庆食俗和丧葬食俗。

  彭学宝《试论建国初期中共接办外国在华文化事业》(《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11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整体上对建国初期外国在华文化事业进行了概括式梳理。

  叶宗宝《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初步构建》一文(《中州学刊》2014年12期),对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医疗卫生防疫体系的构建及其成效作了分析探讨。

  张华腾《袁世凯与清末新政》(《历史教学》2014年02期)提出,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的轨迹清晰可寻,他领导的北洋新政既是清末新政的核心部分,又引领着清末新政的发展。北洋集团在清末新政中崛起,成为清末新政时期实力最强最大的政治集团,北洋集团的崛起影响了清末民初政局的发展与走向。

  李海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河南“三反”运动述论》一文(《中州学刊》2014年07期),就“三反”运动在河南开展的社会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实际效果等问题做较为系统的探讨。

  吕铁贞《晚清海关外籍总税务司的法律地位》一文(《中州学刊》2014年第5期),通过外籍总税务司的设置与权源分析,多元法律关系中的考察,总税务司在多元利益主体中的博弈与平衡来论述其地位,得出总税务司不能对抗清政府,也不能对抗英国政府,更不能逆列强各国的意志行事。

  柳岳武《晚清蒙古教案研究—以宁条梁案为中心》一文(《石河子大学学报》2014年05期),先介绍了宁条梁教案发生前的蒙部概况,宁条梁等教案爆发以及清政府的软弱处理办法给蒙部和清廷都带来了恶劣影响,并最终导致蒙部部分地方乘辛亥革命之机,脱离清廷独立。

  八、历史地理学

  陈冬仿《古顿国考辨》(《中原文物》2014年06期)认为,顿国始封之地应在今商水县平店乡李岗村一带,后受陈国的逼迫迁徙至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集(镇)。

  陈隆文《地理条件与中原一环渤海地区水运的兴起》(《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06期)认为,至少在汉唐以前,自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至渤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大量湖泊、泽破和泉水与华北平原上的河流往复径通,为该地区的河流补给水源,增加了华北平原上河流的水量,促成了中原一环渤海地区水运网络的形成。中原一环渤海地区的水运还利用了该区域内分布广泛的湖泊和泉破,充足的水源成为中原一环渤海地区水运兴起和持续发展的重要自然条件。《从<朱仙镇新河记碑>看贾鲁河水运的历史价值一水利碑刻与中原水环境变迁研究之一》(《中原文物》2014年01期)指出,由《朱仙镇新河记碑》记载可知明清贾鲁河水运不仅承担了中原地区与东南沿海的水上联系,而且在战国鸿沟水系、隋唐通济渠、宋代沛河淤塞失去水运功能后,再一次承担了沟通黄河、淮河两大水系的历史重任。《<朱仙镇新河记碑>再研究—水利碑刻与中原水环境变迁研究之二》(《中原文物》2015年02期)认为,道光二十三年的黄河大水是朱仙镇水运衰落的转折,贾鲁河河道的变迁是导致朱仙镇商业衰落的根本原因。《从乌龙集到淮滨县:以淮河水运为中心的考察》(《淮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02期)探讨了历史上淮河水运与乌龙集集镇商业繁荣的互动关系。

  赵炳清,伍小琴《先秦时期嘉陵江流域文化空间的演变》(《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06期)依据口前的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对先秦时期嘉陵江流域文化空间的演变进行分析,并揭示地理环境在文化空间演变中的基础作用。

  霍晓玲《辛亥革命前后河南咨议局由激进到保守的主要原因》(《中州学刊》2014年08期)一文,从河南的社会政治环境以及清廷对洛议局的制度规定等方面对其原因做分析探讨。

  梁万斌《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层级变迁述论(上)—秦汉时期》、《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层级变迁述论(中)—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层级变迁述论(下)—宋元明清时期》(行政科学论坛,2014年02期,03期,05期)分别论述了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三个时间段的行政区划层级变迁。

  金勇强《“唐宋变革”下的青海交通格局演变》(《柴达木开发研究》2014年02期)以青海地区为中心,考察了唐宋青海交通格局的变动。

  苏全有《有关河南近现代史研究的两个问题》(《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04期)指出,有关河南近现代的区域性研究,学术界存在的问题首先是河南近现代史学界对河南的研究缺乏热情,其次是需要强化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

  吴小伦《开封水环境的历史变迁》(《农业考古》2014年03期)论述了济水、涡河、鸿沟、蔡水、沛水、五丈河、金水河水道的变迁和泽、池、潭、泊等水体的变迁,并探讨了水环境变迁对农业生态的影响。

  颜俊《淮河流域人口分布空间格局研究》(《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4期)从流域人口分布空间格局的角度出发,以县级单位为基本统计单位,根据区域经济学空间分异理论及研究方法,重点研究淮河流域人口分布空间格局的现状和演化过程,以及影响人口空间格局的机制。

  孙铁林、屈军卫《五鹿和五鹿城考略》(((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06期)对两个五鹿的历史起源、地理概念、存在形态、历史演化和承载历史事件等基本要素分别进行深人考证和研究,厘清谜团。

  刘志庆《天主教安徽教区历史沿革考》、《天主教福建教区历史沿革考》、《云南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山西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中国天主教》2014年02期,03期,04期,05期)分别考察了天主教安徽教区、福建教区、云南教区、山西教区四地的历史沿革。《五座老教堂见证安阳(卫辉)教区百年福传史》(《中国天主教》2014年06期)介绍了安阳(卫辉)教区5座口前保存完好且仍在使用的老教堂,透过这些老教堂梳理安阳(卫辉)教区百年福传史的脉络。

  李丽霞《乡村政治视角下战时河南难民迁移特点》(《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04期)从区域史的角度,以乡村政治视角为切人点,结合战时河南难民迁移的具体情况,对抗战时期河南难民迁移特点做了探讨。

  丁健《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对华政策再探》(《兰台世界》2014年13期)通过仔细考证在此期间的日本外交文书,认真梳理了日本对华政策。《辛工之际的赵秉钧考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04期)以辛工鼎革之际的赵秉钧为研究中心,着重论述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主要政治参与,详细梳理其与各方政治势力的关系。

  崔军红、冯艳艳的《官渡地望考辨》(《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01期)根据早期史料和明清时期原阳地方史料的记载,以及近年发现的石碑《皇经碑记》和清代《重修碑记》,认定原阳马头村一带,就是官渡之战的主战场。

  九、历史文献学

  张新斌《再论朱襄氏》(《中州学刊》2014年11期)认为,朱襄氏是上古时期重要的部族,以发明瑟、造六书而闻名,在伏羲时代和炎帝时代影响较大,并名留至今,拓城为朱襄氏都邑与陵寝之所在,值得珍惜与深人挖掘。

  李玲玲《先秦时期陶、玉、青铜三大礼器谱论》(《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04期)探讨了先秦时期陶、玉、青铜三大礼器发展形成的过程及三大礼器不同的文化内涵。

  李晓敏、郑言午《王及善事迹考辨》(《乾陵文化研究》2014年00期)通过墓志材料对传世文献中王及善的生年提出质疑,并对他的生平进行了重新认识。

  李玉洁《远古帝王栗陆氏》(《寻根》2014年02期)通过文献考证认为伏羲氏时期的远古部族当为“栗陆氏”,而不是粟陆氏。

  程民生《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沛京元素》(《史学月刊》2014年01期)论述了开封的辐射、打一散影响,揭示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沛京元素及其贡献。

  张卉《<史记·殷本纪>“伊尹报”新解》(《齐鲁学刊》2014年04期)认为,此“报”并非陈报政绩之意,而是和文中提及的“社”紧密相关,是对社神的一种祭祀,也就是“报社”。

  赵振华《谈武周苑嘉宾墓志与告身一以新见石刻材料为中心》(《唐史论丛》第十七辑)一文,对近来流传于洛阳坊肆的唐代军官苑嘉宾的墓志和告身(制书)刻石拓进行了研究。

  唐霞《河南武陆董永传说考》(《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年03期)一文,梳理了董永传说的形成和流变过程以及武陆董永传说的概况,分析武陆董永传说与当地风物特产的结合、一七仙女形象的世俗化、大团圆结局的形成等地方性特点,并指出董永传说之所以在河南武陆形成一个传说的中心地带,与武陆的孝文化背景以及丰富的戏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阳光《洛阳堰师新出土<杜嗣俭阎夫人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敦煌学辑刊》2014年01期)认为,新出土的《杜嗣俭阎夫人墓志》进一步印证了此前堰师出土并流散到台湾的《杜嗣先墓志》的真实性;同时对于考订杜友晋的生平以及《吉凶书仪》和《书仪镜》两书的成书时间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顾颖《南阳汉画羽人考》(《中原文物》2014年06期)从羽人的历史渊源及沿革发展、羽人在南阳汉画中的表现、南阳汉画中羽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研究。

  王军震《“两京古道”真面口》(《黑龙江史志》2014年17期)以实际调查和史料结合的方式,真正反映了历史古道的路径现实,为中原丝绸之路申遗提供了更加详实的信息。

  尹全海《<中央政府贩济台湾文献>的学术取向与史料价值》(《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6期)认为,《中央政府贩济台湾文献》之选题思路与研究方法,既强调了实证研究在两岸关系研究中的特殊意义让“史料说话”,又突出了研究动机与口的选择性,隐含强烈的问题意识。

  孙炜《略论历史上豫、台联系的三种方式》(《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5期)提出,河南与台湾历史文化联系源远流长,略而言之,经过了三个阶段,形成了三种形式。

  刘朴兵《略论中国古代猪肉祭祀的演变》(《兰台世界》2014年12期)以中国古代的猪肉祭祀为考察对象,梳理其演变过程。乔凤岐《秋社、祭月与中秋节关系考证》(《传承》2014年05期)指出,秋社、祭月古已有之,先秦时期已有相应的礼法制度。中秋节之名源于月令,大概形成于隋唐时期,从宋代开始繁盛,逐渐成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秋社、祭月与中秋节虽然同为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发展演变过程中也可能相互影响,但彼此各有自身的文化内涵。《中秋月饼的由来及其制作工艺》从中秋月饼的由来、月饼模子、月饼原料的演变、现代月饼主要类型及其特点四方面进行了研究。

  孙玉枝《孙氏起源于淮阳》(((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年05期)通过考证认为,孙氏最早的发祥地为卫国戚城,即现在的河南省淮阳市。

  王志跃《明代家礼文献考辨》(《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4期)通过对明代文献总数的考证,以及这些文献的分布来理清了明代的文献情况,明代家礼学的兴盛。

  欧磊《浅议清代官私藏书楼:以文渊阁和天一阁为中心》(《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07期)一文,通过对清代官私藏书楼的渊源、建筑规制、典藏管理等研究,认识到清代官私藏书楼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可为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十、科技史

  黄富成、王星光《先秦到秦汉“圃田泽”环境变迁与文化地理关系考略》(《农业考古》2014年01期)一文,利用近年来圃田的考古发掘与调查成果等,探索先秦秦汉时期圃田泽环境与文化地理变迁的历史面貌,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王星光《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的炙害防护措施探析》(《青海民族研究》2014年03期)一文,通过对《农桑衣食撮要》一书中包含的灾害防护思想的梳理分析,从另一个视角认识《农桑衣食撮要》的科学价值。《谢肇浏<五杂组>与茶文化》(《农业考古》2014年05期)对《五杂组》有关茶文化的记述加以探讨。

  王星光、张强《生态环境视野下的<诗经·幽风一七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03期)以生态环境的视角,对《诗经·幽风一七月》研究表明,先周后期的气候条件较夏代有变冷的趋势,幽地具有较现在更为优越的水资源条件和更好的生态环境状况;西周早期的气温曾出现过波动,至迟到西周中期的穆王时期,气温明显转暖。

  朱凤祥《简论清代的疾病救疗举措》(《兰台世界》2014年06期)从采取隔离措施控制疫情传播、采取避疫之法减少传播人群、针对疫区施医送药积极救治患者、祈神驱疫以安定人心四个方面论述了清代的疾病救疗举措。

  李志坚《陈确的农学思想》(《农业考古》2014年03期)从农为本务、农为治生正途、重视农田水利、反对墓葬占用耕地、怜悯农民处境五个方面探讨了陈确的农学思想。

  张强《汉代以前农田耕种方式的演变与生态环境变迁》一文(《农业考古》2014年第6期),主要从西汉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田制的改变, 甽的功能变化,折射出气候由温湿向干旱的转变。

  十一、思想史

  姜建设、刘承《试论上博简<诗论><巢>之归”—兼论先秦儒家的婚姻观》(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05期)一文,探寻了《鹊巢》篇的主要宗旨,对简文“《鹊巢》之归”释义,并论述了简文所反映的先秦儒家的婚姻观。

  李振宏《两汉社会观念研究:一种基于数据统计的考察》(《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借用数据库方法,通过关键词语的统计分析来研究两汉时期的观念史,得出“汉以孝治天下”的传统说法不完全符合汉代社会实际,而信义观念的重要性大于孝观念。

  桓占伟《从宗教神性到政治理性一殷周时期义观念生成的历史考察》(《中国史研究》2014年04期)一文,总结了殷周时期义的观念化进程,认为义由宗教祭祀程序发展为宗法政治观念,整体上表现为一个宗教神性向政治理性不断让渡的进程。

  杨领慧《论战国黄老道家的法治思想》(《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02期)认为,黄老道家打着无为的旗号吸收了法治和礼治的主张,将儒、法两家的学说融人道家哲学体系内,形成了一种温和的法治主义,深刻地影响了汉初政治和汉代新儒学。

  郑先兴《论董仲舒的史学思想》(《南都学坛》2014年01期)从“道往而明来”的史学论、“春王正月”的历史观、“天人合一”的历史认识论、善善恶恶”的史学方法论四个方面论述了董仲舒的史学思想。

  洪卫中《论曹操对儒家思想的矛盾心理》(《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04期)认为,敬畏与叛逆成了曹操政治生涯里面对儒家文化思想存在的一种矛盾纠结心理。《略论曹操的管理思想》(兰台世界,2014年09期)从管理原则上坚持领导地位和法的统一性、管理方法上因时变通效率优先、管理理念上利益共享而以百姓为重三方面论述曹操的管理思想。

  吴涛《中国因明学兴衰原因浅析》(《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4年05期)从中国文化品格特征的背景下分析因明学衰微的原因。

  宋艳萍《西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及社会原因探析》(《平顶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讲述了西汉政治史观经历汉初、武帝、中后期、王莽时的几次变化,其深层原因都是为政治者维护统治秩序服务。

  十二、专著

  高凯《汉魏史探微》(郑州:大象出版社)内容主要涉及这一时期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和历史疾病及社会地理等方面,阐述了汉代官营盐铁业的利和弊、两汉时期“门生故吏”制的形成、魏晋南北朝“门生故吏”制的演变、《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史料价值、中国古代“收继婚”问题的由来及其研究综述、从人口性比例失调看蜀汉政权之败亡、从人口性比例和疾病状况看西域在汉晋时期佛教东渐中的作用等。

  吴宏亮主编的《中原文化大学生读本》(郑州:大象出版社)针对大学生的特点,简要介绍了中原文化的发生、发展、流变,中原文化的内容、特点、地位,中原文化在文化强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此书共分一七章,即根源与传承、经济与人口、思想与信仰、文学与艺术、民俗与风情、创造与交流、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对大学生了解中原文化有一定的助益。

  赵振的《中国历代家训文献叙录》(济南:齐鲁书社)对先秦至晚清的家训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描述,并仿《四库全书总口》体例,对流传于世的每一部家训专著的作者、内容、版本、价值及影响都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和评述,书末有《历代家训专著存口一览表》及《历代亡佚家训专著一览表》两个附录。该书是口前国内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家训进行全面清理和描述的著作,对于从事中国传统家训、中国家庭史、中国家族史、中国古代教育史等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热爱家庭教育的一般读者均具有参考价值。

  尹全海、庞媛媛、孙炜、魏鑫杰、刘双等所编《中央政府贩济台湾文献·民国卷》(北京:九州出版社),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始档案中,搜集民国政府(1912一1948济台湾的相关原始文献,并按照档案内容分为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往来函电、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专项救济文件、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救济工作简报、善后救济总署台湾分署署务会务记录4个部分,以文献的形式记录了当时的中央政府对台湾的各项具体救济情况。

  叶宗宝《同乡、贩灾与权势网络:旅平河南贩灾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旅平河南贩灾会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场景中,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考察河南士绅交谊、贩灾的台前幕后活动,藉此揭示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权势网络”的形成与运作,是迄今为止对旅平河南贩灾**进行的最为详实的研究。

  张华腾主编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人物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是2010年有关单位举办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的成果结晶,书中收录了与会专家提交的有关袁世凯与辛亥革命之关系的诸多高质量论文。

  徐金星、郭绍林、启耕田所著《河洛文化论衡》(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共有14章,涵盖河洛文化的学术界定、学术研究史,作为河洛文化载体的河洛地区古代都城文化、思想史、宗教史、史学史、文字学史、文学史、古代艺术史、教育史、科举史等。书中依据详实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文物遗存,做出具体的阐述和分析,同时回顾30年来河洛文化命题的提出、研究情况,并对以后的研究做出展望。

  张显运的《历史时期河南畜牧业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现代畜牧学理论为指导,以现今河南省辖区为空间范围,集中历史学、经济学、畜牧学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古今并重,通专兼济,史论结合,既重视河南畜牧业贯通性研究,又兼顾历史上河南与同时代其他区域乃至全国的对比研究,以畜牧业生产部门、畜牧技术研究为主,以对畜牧业有影响的政策、习俗研究为辅,力求反映最新科研成果,尽可能多地吸收、总结前人的有关研究成果,在集大成的基础上系统、全面、深人地研究河南5000年畜牧发展史,科学总结河南畜牧业发展演变的规律,为当今河南畜牧业的和谐发展提供历史依据和经验教训。

  郑先兴《20世纪的文化史研究》(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旨在回顾和检讨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有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文化史理论)与实践,通过梳理其发展脉络,总结其成败得失,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特点。

  郭文佳《宋代社会保障文化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对宋代社会保障的灾害贩济、贫民救助、仓储救助、官员优恤、军人优抚、医疗救治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人分析,可以使我们对宋代社会保障具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对宋代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文化运行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探讨。

  史新恒《清末提法使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清末宪政改革的背景下对提法使的生成、运行及影响进行综合、整体的考察。书中论述脉络清晰,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挖掘与梳理,并注重对地方史料的收集与利用。

  邓小南、程民生、苗书梅编著的《宋史研究论文集(2012宋都开封与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五届年会)》(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内容涉及宋代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研究领域,充分展现了当前宋史研究的学术成就,也反映出宋史研究在广度、深度上进一步拓展的趋势。

  (戴庞海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张艺凡黄昌艳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