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度河南省中国文学研究综述

2016-06-03

  2014年度河南省中国文学研究综述

  范红娟

  2014年,河南省中国文学研究者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高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形成了不少亮点;在其学术研究中,围绕学科领域深人研究、继往开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挥学科特长和地域特色,突破学科壁垒和时序限制,不断发掘新的选题,选取新的研究角度,构建新的话语体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学术论文近2000篇,编写著作40余部,主持、参与各类课题400余项。

  2014年度河南省的中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发展,在保持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做出了不少调整。在时间上,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古近代文学研究齐头并进;在体裁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研究均有新成果推出;在研究角度上,文献、文本、文体研究进一步深人;在研究视野上,更加注重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民俗研究、哲学研究的勾连和互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一、古近代文学研究

  1.概况

  在古近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诗歌一直是研究重镇,这与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有关—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文学不仅历史悠长,且在文坛的地位也至高无上。2014年河南省古近代文学研究的大量成果也集中在诗歌上,如《诗经》研究方面,史冷歌《<诗经邺风>衍生地考略》就参照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的结果,确认《诗经·邺风》的衍生地在今河南安阳市南的邺城,并对邺地众说纷纭的争议进行了有效的辨析。孙书贤《<诗经>“孝”观念与篇章分布之关系》则从《诗经》作为伦理教化重要工具的角度,指出《诗经》从多个层面阐释了先秦时期“孝”的观念。同时该文认为,由于《诗经》中“孝”所关涉的对象不同,而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时间分布,从而直接影响到《诗经》的篇章分布,其中,“孝”的对象为宗族祖先时,主要是在西周前期和中期,对象为父母时,主要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叶。这种现象与当时家族形态的变化密切相关。

  2014年河南学界在词学研究方面收获颇丰。从词学理论到词作本体,均有佳作。陈丽丽的宋词研究以小见大,《从登临意象看两宋词风演变》以登临这一中国传统文学中的主题人手,观照两宋词风的转变,指出:纵观宋词登临之作,南渡前后所传达出的格调、风貌大不相同。北宋词人抒发的多为艳情、柔情,以相思、思乡为主;南宋登临词所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除了传统柔情外,家国情怀、壮志逸兴亦很常见。从描绘景象上看,北宋词人登高远眺所关注的多为斜阳、草树、飞云、归雁等悠远、阴柔之景;南宋则更多山河、关塞等宏阔、雄浑之象。从整体格调上看,北宋涉及登临的词作大多低婉凄迷,南宋则阔达浪漫。通过两宋登临词的分析比较,寻绎出词体从北宋到南宋的发展变化。《从<草堂诗余>的编选传播看南宋民间词坛风尚》则以南宋词风确立的孝宗至宁宗年间刊印的《草堂诗余》为切人点,说明了词在当时民间传播的风尚,具体表现为:注重应歌功能;柔婉、泛化的情感模式;平民化的尚雅之风。这样的变化和南渡后词体在主流文人手中迅速走向雅化、诗化的趋势基本一致。杨士宇的研究则更多关注词作本体,从美学角度切人,其《唐宋词美学风貌探析》指出:阴柔之美是词最初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也是唐宋词“风情独异”的艺术追求。虽说苏辛词的阳刚之作确实让唐宋词放出了别样光彩,但也只不过是词的一种变体或异化现象。无论是深层细腻的内心观照,还是优美纤丽的审美意象,亦或是“娇女步春”的艺术形式,无不体现了唐宋词重阴柔而轻阳刚,与传统重阳刚、轻阴柔的审美追求大异其趣。这样的总结,既突出了词本体与诗歌相区别的艺术特色,也对传统上词作“婉约”“豪放”的风格划分是一种反驳。王慧刚《论陶渊明对宋词清雅化的影响》试图寻绎出诗词两种诗歌文体之间的风格传承,认为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宋词的清雅化走向中陶渊明的影响不容忽视,陶渊明的清雅人格、具有雅意的生活方式和清雅的抒写环境对宋词的清雅化走向都影响深刻。

  诗歌这一传统文体在近代的异变与新变一直是近代文学研究关注的重点。胡全章的《清末<申报>新题材诗歌与古典诗歌新变征兆》就以19世纪70至80年代涌现在《申报》的一批新题材诗歌为研究对象,探究其中所折射出的清末报刊诗歌趋新求变的时代动向,并指出:这些诗歌属于求新求变的“新世界诗”,因其反映了近代文明、洋溢着近代气息、开拓了诗题诗境、体现了新变趋势。从文学史角度看,任何一个现象的出现都非凭空而降,“诗界革命”的孕育和发生也是如此,文章认为正是这些“新世界诗”显露出中国古典诗歌正在发生近代新变的征兆,为此后诗界革命运动的开展作了历史铺垫。这是符合文学史发展规律的。

  古典文学中一直是诗文并举,2014年河南省学界同样没有忽视古典散文的研究。特别是2014年8月,8月15一18日,由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主办,郑州大学文学院和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协办的“文选学与汉唐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郑州大学召开,来自海内外16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以“文选学”为核心,分别以《文选学》史、《文选》作品研究、《文选》学与汉唐史、《文选》编纂与文体研究、《文选》版本研究等为主题,采用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先进方法和视角,对《文选》编撰理念、时代氛围、文体分类、版本差异、注文引文及作家作品解读等问题进行了深人系统的研究。会议上推出大量站位高、观点新的学术成果。如关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萧统的《文选》的比较研究,从文体学的意义上讲,它们为后世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创作与欣赏提供了蓝本。二者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文艺思想:刘勰以文体评论为主,从理论的高度对文学样式进行总结;萧统以选文为主,以文代评。从《文心雕龙》和《文选》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勰与萧统有着不同的选文标准和文艺思想。《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刊发了《<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观比较专题研究》的专题,发表了三篇与之有关的研究成果。本组专题三篇文章分别以三种文体为例,对比分析《文心雕龙》和《文选》文体观的异同。刘群栋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乐府诗的批评和选录人手,分析了二者乐府观的区别和联系;罗明月以《文心雕龙》中的“封禅”与《文选》中的“符命”这两种异名同称的文体为例,说明了刘耙与萧统在文艺思想上的个人差异性和时代趋同性;赵俊玲比较了刘C}与萧统在诛文观上存在的较大差异,并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除文体学角度外,刘志伟、陈淑娅《<文选>李善注中“感甄”故事考论》用文献学的方法考察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中所载的感甄故事,并通过与《西溪丛语》《秋记》中有关记载的仔细考究,推知以李善注中“感甄”故事作为推论《文选》版本的依据并不可靠。

  宋元以后,小说戏曲等叙事文体开始在文坛上与传统诗文文体分庭抗礼,2014年河南学界也推出了不少有关小说戏曲的研究成果。戏曲方面,边吴丽《明代儒士创作戏曲现象及其原因》考察了戏曲创作者群体构成的变化,指出宋元时期戏曲作家是以民间艺人和下层文人为主,而在明代儒士成为戏曲创作的主体。文章分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包括:戏曲本身格调和艺术水平的提升,统治阶层对戏曲教化作用的利用,儒学变革使儒士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等。除对戏曲史和戏曲文本的考察和解读外,戏曲表演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大量出现,如许强《“旦”在元杂剧中的三层存在》就仔细考察了元杂剧中“旦”角的源流传承关系,指出“旦”由杂剧色“装旦”演变而来,且在滑稽调笑的宋金杂剧伎艺化演出中为“或添一人”的角色类型。伴随戏剧形态转向搬演故事、装扮人物,元杂剧中“旦”的地位得到提升,并在其擅变过程中,作为杂剧色到角色的过渡,“旦”的形态发生着变化,体现出三层不同的存在,即:主唱之正旦;其余外角之旦(儿)、小旦、老旦、外旦。使元杂剧之“旦”处于杂剧色、角色及人物类型渗透混溶的复杂状态。小说方面,陈鹏《论中国古代骄体小说的文体互参与叙事特征》从文体学和叙事学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骄体小说,认为中国古代小说从唐传奇开始便不断地融合史传、诗歌、辞赋等诸多文体,从而形成了“文备众体”的民族特色。骄文与小说相互渗透,便形成了一种以对偶句式为主、注重用典、藻饰、声律的文言小说类型,即骄体小说。中国古代骄体小说情致婉约、摇曳生姿、气韵曼妙;与散体文言小说相比,骄体小说在景致描写上也尽显神韵,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然而,骄体小说在叙事上却存在先天劣势,它们注重铺排场景和抒发情志,以求延缓或中断读者的阅读进程,使其流连于骄体所营造的审美共时性空间之中。所以,在对中国古代骄体小说进行规范衡量与价值判断时,应充分认知该文体的审美特征与叙事风格,唯此才能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研究与理论建构。刘永华《<歧路灯>的俗陋语与小说家言》则从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小说作为叙事文学和大众文学,其对文学语言发展的特异之处。文章认为,《歧路灯》作者李绿园开创性地使用了“撒朘”、“鸭娃子”和“尖尖”三个至俗至陋之词,此三词至今仍仅见于其书而未见于他书,是其不愿使用又不得不用的词语,与理学家主张的庄重语体形成了紧张关系。为了语言“小说化”的需要,作者苦心孤诣锤炼字句,力图回避日常通用语的遮遮掩掩的做法,反映了文学家与理学家的身份冲突,也表明文学语言的边界存在于作者思想和表达所能许可的最远处。

  2.特点

  综观2014年河南省中国文学研究的诸多成果,基本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首先是地域色彩的浓厚,立足于“河南”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河南作家和河南作品,而更加关注河南元素。如程民生就致力于发掘明清小说中的河南元素,其《<金瓶梅>中的沛京元素》就指出《金瓶梅》中有着浓郁的沛京气息,其开头和结尾,都与开封密不可分。开封是该书主人公西门庆权势的根源。西门庆家人来开封11次,西门庆本人来过两次。故事的每一个转折,总拿开封作手段。结尾之际,全书死亡的13人中,有12人再生为开封人。总计《金瓶梅》中出现的地名,涉及开封者共出现219次,而主场清河,仅出现77次。这充分说明开封是本书故事的真正主场,说明了历史上开封在涉宋文艺作品中的重要性。《金瓶梅》的故事发生地山东清河县是个虚构的地名,中国武侠小说开山之作《三侠五义》则实实在在是以开封为中心的北宋故事。《<三侠五义>中的开封元素》就指出该书虽名《三侠五义》,第一主角却是开封府尹包拯。这里的开封府不仅是开封本地的官衙,而且成了受理外地案件的全国性审判机关,甚至成为清官和包公的代名词。全书120回中有42回的故事发生在开封,占全部书目的35%,并有10余回全部是开封的场景故事,开封显然是故事的中心舞台。该书承续了北宋开封的名声,弘扬了沛京元素,对近现代社会与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清官形象的塑造,二是文艺江湖的开拓。北宋开封的瓦肆勾栏里开拓了说书、戏剧等市民文艺,700多年后的余绪又开拓出了一个江湖新天地,为世人提供了别致的精神食粮和新的享受。张艳伟《<诗经国风>存录的河南民歌的演唱方式》指出在《诗经·国风》的205首民歌中,涉及河南民歌的有《周南》《王风》《卫风》《郑风》《陈风》《桧风》《墉风》《魏风》等8国的百余首民歌,在《国风》中占有重要比例。在演唱方式上,有独唱、合唱、齐唱、对唱、领唱等多种方式,并推知在西周时期,河南已经有了类似现代的歌墟、歌会、歌赛的集会活动,用以聚集众多的民歌和歌手。这种大型的民歌演唱会是对河南民歌的创作水平、演唱水平和传播效率的有效促进,表现出河南先民的生存历程。

  其次是在历时性研究上有所突破。文学史作为“史”的研究范畴,历时性是其突出特征,但由于断代史的影响,文学史的研究常常出现因代而断的现象,缺乏时代间的勾连和沟通。而文学的发展是渐进的过程,并不以朝代的划分为依归。为此,学者们常从文学接受的角度出发,寻绎某一作家、作品或文学理论的跨时代影响,如孙达时《王士镇对明清之际唐宋词论的批评与接受》指出王氏之前的词论作者,影响较大的当属明末云间一派。陈子龙刻意复古以革新,在词学观上主张溯本以求源,故而推崇南唐和北宋词。但是云间派后学并未真切体悟卧子的词学内涵和精神旨归,从而走上了蝙狭的词论道路。王士镇学词法钵云间派,在词论上对前代学人进行了矫枉过正的修正,提出并尊南、北两宋和婉约、豪放不分优劣的主张,这种和衷共济的词艺批评风尚在传统文学体裁发展至明末清初这一特殊时段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是值得大书一笔的。周相录《从创作角度看清代至民初文人对元镇诗歌的接受》指出清代至民初是唐代诗人元镇诗歌接受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在这大约300年的历史中,出现了从皇帝到遗民、从少数民族到汉族的众多喜爱元镇诗歌的文人。从接受方式看,有大量运用有关元镇之典、接续元镇之诗作、效法元镇之诗体、追和元镇之诗、反元镇诗歌之意等多种形式,表明清代至民初元镇诗歌的接受已全面展开;从接受时段上看,清代前期与清代后期至民初,以明代遗民与清代遗民为主,而清代中期则以君臣唱和为主。清代前期对元镇诗歌的追和是较为零星的、小规模的,而清代中期与清代后期至民初两个时期则是较大规模的。从接受特点上看,清代文人对元镇诗歌的学习效仿以律诗为主,以程式化组诗为主,以和韵追和尤其是次韵追和为主。虽然清代至民初文人(包括皇帝)也往往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强调“神韵”、“性灵”等,但对元镇诗歌的接受却表明,诗歌艺术技巧的讲究是他们创作中着意追求的一个目标,他们学习效仿元镇诗歌的作品与他们的理论主张存在着内在的紧张。

  第三是研究方法更为丰富多样,除传统的文学文献的方法外,民俗学、历史学、文化学甚至气象学、生态学理论也被引人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使中国文学的本体解读和意义生成更具有了多维度和多像度的特征。如彭恒礼的《蝗灾与戏剧》就从戏曲学和民俗学的角度考察了明清时期的攘蝗戏剧,指出:古人应对蝗灾除了人工扑杀,镶蝗演剧是主要方式之一,镶蝗演剧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清代地方戏,而且为清中期的民间戏曲演出提供庇护,使得地方戏曲得以度过严苛的禁戏阶段,而且推动民间戏曲走向成熟,为晚清戏曲繁荣创造条件。这就将戏曲史、民俗史研究与历史学、地理学、生物学研究有了沟通和联合,打一大了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又如王星光、张强的《生态环境视野下的<诗经·豳风一七月>》则直接以生态环境的视角对《诗经·豳风一七月》进行研究,认为先周后期的气候条件较夏代有变冷的趋势,豳地具有较现在更为优越的水资源条件和更好的生态环境状况;西周早期的气温曾出现过波动,至迟到西周中期的穆王时期,气温明显转暖。对先周后期生态环境因素的研究及与《夏小正》文本的对比研究表明,《诗经·豳风一七月》最初为产生于先周时期豳地的农业歌谣,所用历法与《夏小正》所用的夏历相同。这样的研究使传统的文学史料有了更广阔的解读空间。阂祥鹏的《古代气象观测、民间信仰与文学创作的多学科视角—<西游记>中猪八戒水神形象的演变》则打通了民俗与文学的桥梁,认为秦时期古人已经可以通过观察动物以及风云的异常,预测即将到来的降雨。“浴猪”与“黑猪过河”就是古人利用猪的习性与气象的变化预测降雨的方法。因此猪逐渐被神化为地上之河伯、水神,另外由于受到“天豕主沟渎”这一古代星占学说的影响,地上之河伯与天上星宿“天豕”皆为猪神形象的民间信仰在普通民众中广泛传播,《西游记》中天蓬元帅猪八戒的形象就是受此影响产生的。这一演变体现了古人从自然观察开始,到民间信仰的形成,再到影响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深刻诊释了文化形态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长期性、融合性与复杂性的特点,而文化形态的这些特征也决定了猪八戒原型来源的多元性。

  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河南的中国文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学术史成果,学术史的整理对研究者对本学科的了解熟悉程度、学术动态的把握、理论的娴熟程度以及相关的史论史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胡全章《百年来诗界革命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是其中比较优秀的成果。文章对20世纪以来百余年有关诗界革命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总结,并指出: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运动,不仅反映了进步而重大的时代内容,而且以理论和创作方面的大胆探索与实验,直接影响着20世纪中国诗歌变革的历史走向,构成了中国诗歌由传统走向现代历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然而,迄今的史料建设严重滞后,研究现状甚为薄弱。现有研究成果或以粗线条勾勒、理论总结与定性为主,或以几个代表诗人与阵地的个案考察为主;征引材料多以后人整理的文集为主;喧腾一时的诗界革命留给人们的印象似乎仍是梁氏几句理论纲领及三五个代表诗人与报刊阵地,其共时性的复杂形态和历时性的整体面貌依然不甚清晰。这种忽视原始报刊史料、见木不见林的研究现状,导致许多基本史实仍未摸清,一些重要问题仍无定论。从原始报刊史料的勘探出发,重绘诗界革命运动的地理历史版图,揭示其多声复义的驳杂形态,是将这一研究领域引向客观、全面和深人的基本途径与有效方法。杜学霞《从杜甫研究看现代唐诗研究的三种范式》则把陈寅格、闻一多、钱钟书三位学者对杜甫研究的范式进行了统一整理,并指出其各自优劣和对杜甫研究的贡献和价值:三位先生站在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上,依据各自不同的文化修养,为唐诗研究的现代化转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相对于古代的唐诗研究只重视考据或者只重视文献整理或者只重视点评等零碎的、缺乏系统性的研究,他们都在有意识地创立一种唐诗研究的新范式,所以,他们的研究都是对唐诗研究的丰富和发展。更有价值的是,作者谈到了三种范式对今天唐诗研究的启示:唐诗研究必须坚持文学的民族性立场;坚持唐诗研究的科学性,重视逻辑的严密、论据、推理等方法;坚持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融合。这对当代的唐诗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现当代文学研究

  1.概况

  2014年,我省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成果颇丰。在文学史料的开掘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研究朝着纵深方向延伸,引发了对于文学现象的深化认知、文学史的再阐释等面向的思考,凸显了史料发现的价值意义。刘进才的《从无声的文字到有声的国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11期),以五四之后的几篇演讲词实例,考察了演说和国语相互促进、互动共生的内在关联。认为演讲的崛起打一大了国语的传播,国语的成熟也不断推动演讲的普遍、深人和提高。刘进才的另一篇《文言白话之争下的文化隐喻—关于<孔乙己>创作主题另一释》(《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9期),以文本与语境的互相参照,探查出作者鲁迅实以此篇小说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文言与白话之争,隐喻地宣告了文言在现代社会中颓败的趋势。两篇文章从史料发现的角度,回应的是现代文学史的国语运动、文言和白话之争等重要的文学思潮,并深化了人们的认知和理解。史料的当代性意义也是研究者的立论重点,史料研究呈现的不仅仅是原生态形貌,史料本身所蕴含的意义内涵是有着恒久价值的。史料文章并不是“泥古”、而是可以“化古为新”、“以古写新”的。如关爱和的《甲午之诗与诗之甲午》,在《文学遗产》推出的纪念甲午战争爆发一百二十周年的纪念专栏发表,以甲午战争诗人群体的诗歌创作探析了战后中国人的心路历程,其间有泣血悲愤、刻骨忧患、也有反省反抗,不甘衰亡。不仅有学术的冷静,而且蕴含着深沉的民族情感。张先飞的《旧邦“新人”》(《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认为“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对重塑“新人”思考的践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重要的精神遗产。“五四”现代人道主义者对于彻底改造整体性萎缩的中国国民精神、重塑“新人”提出了重要方案。首先是要树立科学“人学”观,改造已经严重堕落败坏的国民人性及道德生活;其次是要对国民进行理想人格培育,不仅要在共同的人类生活中树立“精神独立”的观念,塑造真正的“个人”,而且还要培养对他人精神“感同身受”的心理机制,以及以坚实“现实精神”为基础的“理想主义”与“社会改造勇气”。五四“现代人道主义”对重塑“新人”思考的践行,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重要的精神遗产,对当下巫待改造的民族精神具有巨大意义与价值。

  关于文学史观的研究和探索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持久的话题。可以说是自文学史书写发端以来,每一个研究者都难以避开的内容。此方面的论文通由对曾经的文学史观的评析,提出了尊重文学自身特性的见解等看法。如河南师范大学赵黎波的《“审美的”、“个人的”:新的美学原则的确立及其影响—“重写文学史”思潮文学观念再探讨》(《小说评论》2014年9月),探讨了80年代“重写文学史”提出的“审美性”对现代文学学科发展起到的积极推动作用,并进而论及这一原则在阐释文学史时出现的“偏颇”,从而得出来应避免使用“文学性、政治性”、“审美性、功利性”二元标准来叙写文学史。郑州大学傅修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兴起与反思》(《文艺研究》,2014年第11期),认为瞿秋白为中国文学史写作留下了两个传统,一是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传统,一是文学史的革命“整理”传统。并认为许多经典著作仍然徘徊着这一思路,而且成为一种凝固的经典范式,瞿秋白的历史贡献有着相当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他的另一篇文章《新的文学史叙述的原则兴起》(《南方文坛》2014年第12期),是对新的文学史叙述原则的探讨。文章缘起于刘再复、林岗的《罪与文学》的再版,提出来该书试图引用“罪”这一概念来讨论现代中国文学问题,从而为其独到的演说创设一个自洽的标准—文学与灵魂的自救,通过忏悔意识这一个切人口,对文学的本性,文学的自由和责任,基于文学的世俗存在样态而取其视超越视角。作者认为《罪与文学》从文学与个体灵魂的论辩角度,带来的是文学史观的解放,意味着新的文学史观的兴起。也必将对今后的文学史叙写产生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文学思潮呈现出复杂纷呈的景象,先锋小说、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等文学流派风起云涌,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归纳,为我们学习理解新时期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关于当代文学思潮的研究有郝魁锋的《20世纪90年代文学期刊与先锋小说的发展转型》(《河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以及《论1990年代后先锋小说的发展趋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文章论述了1990年代先锋文学发展趋向。将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与九十年代后转型的先锋小说及晚生代创作看作一场持续更新的先锋派运动,呈现出了先锋小说创作潮流在九十年代后的流变历程:首先是对于传统文化的倚重,即在创作中国将属于中国的“民族性”和“本土性”融合进来,以个人化的叙事立场和欲望化的表达方式实践了“先锋即自由”的理念。李建立的《转折时期的文学生活—<今天>(1978一1980)读者来信研究》(《文艺研究》,2014年8期),以《今天》在1978一1980年间的读者来信,提供了“伤痕”、“反思”等之外的历史细节。通过对新发掘出来的《今天》的订户资料与读者来信的分析,对其读者构成、传播状况以及读者接受等问题进行初步整理和阐释,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除了学界已有共识的富有精英色彩的“新启蒙”思潮外,还有一段值得重视的以“有蒙共启”为特点的公众意义上的启蒙。对后者的研究可为学界进一步揭示从“文革”到“改革”的文学文化生态。论文引人文学传播的角度不仅显出了文学生存的全方位图景,而且从文学接受的视角探人文学现场,不失为全面客观把握文学现象的有效途径。

  郑州大学樊洛平教授在港台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著作有:《海峡两岸女性小说的历史流脉与创作比较》(与王萌合著)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世界华文文学教程(与彭燕彬、韩爱平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发表的论文有《从蔡素芬<盐田儿女>看女性的乡土想象》(《海洋视野下的妈祖文化与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11月20日);《周啸虹小说的三种阅读—兼及对大陆迁台作家研究的再思考》(《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6月)等。研究从女性文学以至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关注了迁台作家的文学书写。文章指出来:尽管海峡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不同,作家笔下女强人形象的性格各异,境遇有别,但她们相似的人生困境展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相协调的社会现实,真正的两性平等还远未实现。她还从建构台湾文学史的全貌的学术视野出发,提出了应对大陆迁台作家进行持续挖掘工作,让后人认识曾经有过的一段台湾文学历史。

  另外,当代文学研究还结出了当代城市文学的研究成果,由郑州大学林虹,刘宏志(与张鸿声合著)主编的《城市现代性的另一种表述:中国当代城市题材文学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著作将城市想象作为研究的重要策略,探寻人们赋予城市文本之中的文化诉求。值得一提的是论著对于几乎不被纳人研究视野的领域,如上世纪50年代一70年代的城市小说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并得出了独到的观点:当代城市题材文学突出了国家意义上的公共性、组织社会等大工业逻辑等特性,在文体上造成了特殊的形态,文学的个人性、地域性极弱,整体上属于国家风格。该书成为最先系统研究城市题材小说的专著之一,应会给此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2.特点

  综观2014年河南省中国文学研究的诸多成果,基本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首先,总体来看,我省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体现了全面关注、重点突出的特点。研究领域涉猎广泛,小说、诗歌、戏剧、影视文学以及文学思潮、文学史观的研究蔚为大观。除了上述提及的研究成果,潘磊的《论贾樟柯电影的底层叙事》关涉影视文学地带,文章认为贾樟柯将底层视为平等的主体,去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和复杂多样的心灵世界,力图还原其生存的本真状态,显示了其独异的电影叙事风格。文学热点、重点依然是学界关注的目标重心。围绕此方面的研究持续不断,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关及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和解放区文学的论文有河南师范大学郭运恒的《论巴金小说<寒夜>中的隔膜主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5月);剖析了巴金小说的隔膜主题影射了五四以后婆媳关系变化的文化意义,以及由此延伸的女人如何原谅女人的恒久命题。周口师范学院孙红震的《解放区文学的个体书写再审视》(《小说评论》2014年9月),以解放区文学的个体书写为观照对象,分析了革命群体对于个体异常强烈的吸引力,以及个体伦理价值诉求向革命伦理的主动迎合和依归。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研究是近年来的热点,相关研究成果有平顶山学院陈富治的《国家伦理和生命伦理重压下的灵魂畸变—由莫言<蛙>中姑姑的形象谈起》(《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文章认为,《蛙》中的“姑姑”,代表了在国家伦理和生命伦理较量过程中因为个人的选择而承受的灵魂畸变和精神煎熬,表达了莫言对既往历史的深刻反思。许昌学院刘向辉的《莫言与福克纳小说的伦理学对比》(《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则是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以莫言和福克纳的生活背景和代表作品为基础,揭示出创作中的故土情结及其所蕴含的道德伦理和人类本真精神。经典的阐释是无止境的,这些论文以独特的角度视野展开论述和想象,丰富打一展了经典作品的再阐释、再解读。

  其次,重视史料发掘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突出特色。以史为据、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能够带来重要文学作品的出土面世,浮出水面。如刘涛的《胡风的一篇佚文》(《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4年第3辑;《郑振铎1930年代在上海的一次演讲》,《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3期),彰显了报刊史料副刊对于作家佚文的发掘的重要性。而很多情形下,文学史料的发掘之于文学思潮直至文学史的研究阐释都有着独到而特殊的意义。如郑州师范学院尹诗的《文明戏改良与海派话剧的产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1期) ; 《1940年代海派话剧的璀璨绽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2期)两篇文章便是从海派话剧的史料中延伸出了其史学意义,革新了中国现代话剧史的已有观念甚至偏见。通常学界认为文明戏自1928年之后就没落了,而作者却从1928年之后的文明戏人手,追踪了其改良踪迹,具体观点是:海派话剧的雏形即是有剧本的改良文明戏,具备剧本一市民一通俗三元素的才是海派话剧,这样便将文明戏放在整个话剧历史的脉络上去考察它的地位和影响,不仅弄清楚了海派话剧的“前世今生”,还对文明戏和海派话剧的传承改良进行了开创性的梳理。《1940年代海派话剧的璀璨绽放》,展现的是作者发掘整理出来的近300部海派话剧,这些剧作绝大部分都被长期忽视慢待,文章对海派话剧的三种主要类型即现实剧、历史剧、改编剧分别论述,从其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等方面加以归纳整理。现实剧里“鸳鸯蝴蝶派”风格的剧目流行,历史剧有对“复古化和音乐化”的追求,改编剧使用人乡随俗的“本土化”方法等都是海派话剧独有的特征。但都以鲜明的通俗性,好看有嚎头,讲究舞台音响美工的现代技术性而迥异于当时的其他话剧。文末附录部分的海派话剧剧目,也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两篇文章全景观观照了1940年代的上海话剧,对于中国话剧史的全面勾勒和现代文学的深人研究,是有学术开拓意义的。在解放区话剧、国统区话剧之外,展现了1940年代上海话剧的客观存在,并且在海派小说、海派散文之外,以海派话剧填充了海派文学的全貌。

  第三,当代文学研究还凸显了浓郁的地域特色。针对河南作家、作品的研究层出不穷。“中原作家群”作为地域特色明显的创作群体,早已引起了我省乃至全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和重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11月29日,由郑州师范学院中原作家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馆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原论坛启动仪式暨周大新创作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是近年来国内学界较大规模、较高水平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对周大新以及中原作家群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深人探讨和研究。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志忠教授认为周大新的作品有写实、有超越,具有诗的意蕴和哲思。陈晓明认为其在文化性格和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构成了辩证关系,并且以女性塑造和父子关系的书写呈现了中原特色。与会专家学者提出应以新时期文学的参照视野来观察作者开启的新的精神空间,还对周大新创作中的人性书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进行了探讨评论。文学豫军的后起之秀—来自许昌的青年作家计文君,周口淮阳县作家墨白都是省内学界关注的对象,《孤独的成长与艰难的“破茧”—浅析计文君的<天河>》讲述了主人公秋小兰如何经历了禁锢自我到正视自我的过程,展现了秋在破茧成蝶的蜕变中正视自我、勇敢面对的姿态。《现代人乡愁的三重奏—论计文君的小说创作》认为计文君的文学世界里,乡愁体现为主人公对爱情和家庭的渴望,对故乡的依恋和回归,也体现在富有古典意味的小说文体上。张延文《当代中国经验的对应性—<欲望>的叙事探索》(《躬耕》,2014年第4期),认为墨白的《欲望》以时间为叙事的重要主线,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我省学界必将肩负起研究中原作家群作家作品的任务,这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因缘际会,更是责任使然。

  (范红娟系郑州师范学院传播学院院长、教授,河南省第七届青年社科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