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明优良政治基因探奥

领导科学李庚香2020-07-10

  【摘  要】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和干流,黄河政治文明是黄河文明最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部分,全面、客观、辩证、长远地分析黄河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核,萃取其治理智慧,是我们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逻辑。黄河文明具有丰富的优良政治基因,主要包括: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惟邦本的价值观,贤能在位的用人观,阴阳平衡的秩序观,五行生克的变革观,总揽枢要的领导观,刚柔相济的治理观,家国一体的人生观,协和万邦的外交观。文明乃民族灵魂与文化血脉,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必须对黄河文明的优良政治基因进行审视、提炼、转化、创新、运用,以增强国家现代治理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省、文化自新、文化自强。
  2019年9月16日至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到河南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考察调研,9月18日上午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早在上古时期,炎黄二帝的传说就产生于此。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诞生了‘四大发明’和《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在中国历史和人类文明史上,黄河不仅代表一条河流,还是一种伟大文明的象征,是一种集体行为模式的象征。黄河流域孕育的民族,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伟大民族;黄河孕育的中华文化,作为唯一绵延不断的文明深刻影响着世界,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明的摇蓝。黄河文明中蕴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价值理念、政治制度、治理艺术、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也为我们今天的治国理政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对于黄河文明腹心之地政治风云的磅礴气象,刘禹锡诗云:“万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央。”司马光诗曰:“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黄河文明具有典型的政治早熟性,不仅在现今中国范围和东亚文化圈是最早形成系统的政治理念、政治体系和丰富政治实践的文化区域,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政治文化发育最早并且形成独特政治体系的区域之一。比如,从历史传说和最早的文字记载来看,中华民族公认度最高的文明始祖黄帝就是一位诞生并主要活动于黄河流域的卓越的部落领导者和神圣的政治家,我国最早的历史就是三皇五帝在黄河流域的政治活动史。尤其重要的是,黄河政治文化是一种活态文化,不仅有机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政治实践,而且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的政治理念、政治架构和政治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毫无疑问,这种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深厚文化根基,必然包含了黄河政治文明的优良基因。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只有不忘来路,才能开辟前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只有深入地分析探究黄河政治文明的优良基因和历史局限性,以马克思主义辩证的科学态度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才能增强自信和定力,更好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上溯其根源,这些思想无不肇始于黄河政治文明的优良政治基因之中。《史记》开篇追述五帝,生于黄河之滨河南新郑轩辕之丘的黄帝首开政治文明的先河,“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自立一尊,在黄河流域腹地培植了中华民族政治形态的萌芽。其后,颛顼、帝喾、尧、舜、禹一脉相承,在政治文明上不断发扬光大。禹子启正式建立了国家最高权力在血缘宗法范围内传承的夏朝。其后,商灭夏,周灭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历经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六国,至两汉、隋唐、北宋,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中部地区做大致东西水平方向的迁移。即使到南宋、元、明、清,政治中心先向南到杭州、后到北京,淡出了黄河流域,但其系统的政治理念、政治架构、政治规则和政治运转,仍然是黄河政治文明基因衍生的结果。在黄河政治文化中,肇始于黄帝时期的中央集权、天下一统、修德任贤、民惟邦本、德法并治、刚柔相济、和合万国等国家治理理念和政治智慧,不仅影响中国政治数千年之久,造就了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明和历史成就,而且对于新时代我国应对世界变局、更加有效地参与和改进全球治理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为此,笔者力求以科学态度和学术思维对黄河政治文明优良基因做以下分析和归纳。
  一、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在当今流行的中国思想话语中,“天人合一”通常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保理念。实质上,从黄河文化政治文明体系来看,“天人合一”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作为一种经典的农业文明,“天”在黄河文明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天”的高不可攀、玄妙难测,“天”的日月相推、四时轮替、星辰布列、斗转星移,“天”的春生冬杀、夏长秋收,“天”的艳阳和风、雷电风暴、酷暑严霜、洪涝干旱,等等,都让“天”具有了居高临下、生杀予夺、恩威在握的形象,生命决于天命,“天”成为最高主宰,令人崇拜和敬畏。政治作为生产、生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集中体现,在利益竞争、博弈、保护和扩张的过程中,为了增强合法性,必然地要将“天”这种终极因素纳入政治体系、作为政治行动的旗帜,人间的政治主导者自然就称为“天子”,实施政治统治和行动的行为自然被称为“遵循天命”,“天”成为最高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天然的眷顾者甚至庇护者。这一点,世界各地的文化莫不如此。但是,黄河政治文明政治基因的优异之处在于,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德行崇高的政治家和富于远见的卓越思想家将“天”与“人”精妙地联系在一起,为人间现实的政治确立了终极的合法性。在这里,天心与人心融会贯通。人心是指民心、公心,而不是当政者的一己之心或团体私心,“天”对于人间统治者的眷顾不再是无条件的和偏爱的,而是与其自身德行紧密相关,评价其德行的标准取决于其对于芸芸众生的抚爱和造福程度。对此,中国最古老的政治经典《尚书》有精辟的概括:“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天位艰哉!德惟治,否德乱。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可爱非君?可畏非民?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惟天惠民,惟辟(君王)奉天。”“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曾辅佐商汤建国的宰辅伊尹在还政于王位继承人太甲时作《咸有一德》告诫他:“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归于一德。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黄河政治文明的奠基者把自然之天的生生之德、肃杀之威、造化之功、秩序之妙作为现实政治的最高准则、至高之道、崇高天理,以一种睿智的思想把握了政治的规律性。因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必然体现和遵循自然的规律,而“天”是自然最具代表性的体现,政治遵循“天”的运行规律,可谓占据了政治理性的制高点;同时,又以“道不远人”的崇高情怀,将人心、民心作为神妙天心的体现,既神道设教,以天化人,应天行政,又以诚通天,把对人、对民的爱护、保护、养护作为尊天之道的必然要求,作为为政之德的必然要求,占据了政治的道义制高点。这种论证方式尽管是质朴的,甚至是粗浅的,但其对于政治本质的把握却是准确的,符合人类政治发展的终极价值和进步趋势。这是黄河政治文明能够创造我国古代辉煌政治成就的核心密码,也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能够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的重要依据,更是黄河政治文明的优良基因能够在新时代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原生智慧的重要政治哲学基础。
  二、大一统的国家观
  “大一统”理念是黄河文明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单纯从概念来说,“大一统”最早见于《春秋公羊传》。《春秋》开篇载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春秋公羊传》解释道:“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鉴于《春秋》本身体现的就是微言大义,所以对于《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的理解历来是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并且不断演变、丰富和发展。但从思想认识的发展脉络来看,“大”的含义是尊崇和遵从,“一”乃是一致、一体和统一,“统”则是本始或本体,即由西周文王和武王、周公创始的分封制的国家治理体系和礼乐教化规则。所谓“大一统”理念,初始含义则是要求各诸侯国尊崇由周文王开创的西周礼乐文明,遵从周朝王室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天下有道局面,结束“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天下无道局面。总体而言,“大一统”主要包括正统、道统和治统三种含义。从正统来说,炎黄两个部族先后兴盛于黄河流域,炎帝为神农氏,黄帝为轩辕氏。“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其后,以融合后的炎黄部族为核心,历经颛顼、帝喾、尧、舜、禹、夏、商、周,形成华夏民族,直至此后数千年的多次民族大融合,最终形成中华民族。从道统来说,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上接尧、舜、汤、文王、武王、周公、老子,到了孔子形成儒家学派,传至子思、孟子。撇开思想上的门户之见,发端于黄河流域的思想文化以儒家为主体,儒、道、法、墨、名、兵等诸子百家,乃至后来来自域外的释家,相互争鸣融合,最终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从治统来说,主要指国家疆域和领土的统一,以及中央王朝绝对的领导权威。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论是分封制还是郡县制,乃至上古的部落制统治形态,都强调周边区域对中央王权的尊崇、服从,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必须予以征讨。西汉宣帝时,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给朝廷的上疏就充分地体现了这种思想。疏云:“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另外,黄河政治文明中的“家国天下”意识也是中华文明长期延续的观念基础。尤其是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乐教化为其根本,“家国天下”的道德观念即以此为生根之处。中国自三代以来便以“四土”“天下”为治理范围,礼乐教化的中心任务其实是以宗族认同来培养政治认同。西周的国家与社会具有同构性。从国家制度来看,施行的是分封制;从社会制度来看,施行的则是宗法制。“家国同构”决定了政治关系实质上是由血缘关系来确立的,传统儒家以“君父臣子”来表达这种关系,因此,在社会意义中,“孝忠”合一,从而形成“家国同构”的观念形态。礼乐精神一经确立,这种以内制外、以德化民的思想逻辑就成为历代统治者尊奉的治国经典。源于早期国家“家国同构”的关系伦理也成为传统国家的重要价值观念,这种伦理观后来与分封制变为郡县制、贵族制变为官僚制相对应,演变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追求。“家国同构”观念体现了传统时期维护国家统一的“中国智慧”,对于我们今天的“大一统”思想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大一统”思想是黄河政治文明一脉相承的基因,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文化自信、国家自强、领土自固意识,对于增强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祖国统一的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民惟邦本的价值观
  民惟邦本是黄河政治文明的鲜明价值导向,其最精辟的概括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表达的是夏朝皇祖大禹的治国准则:“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历代的兴衰存亡都反复证明,即使在阶级统治的社会,国与民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民众既是国家和君主统治的对象,也是其依存的基础,为国之要在于安民,为政之要在于富民,民安则国无不安,民富则君无不富;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衰;得民力者强,竭民力者亡。对此,孔子概括道:“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孟子依据此思想,发展和形成了仁政学说。孟子鲜明地提出:“仁者无敌。”“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施行仁政的具体要求,就是为政者要与民同忧同乐,使民有恒产,不夺农时,省劳役,薄赋敛,重教化,不好杀,不妄战。关于民众的重要性以及君与民的关系,孟子之后的思想家荀子也有深刻的阐释:“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之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不危削,不灭亡,不可得也。……故,君人者,爱民而安,好士而荣,两者无一焉而亡。”“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国,非以贵诸侯而已。列官职,差爵禄,非以尊大夫而已。”荀子还借孔子之口形象地比喻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与现代民主思想相比,民本思想尽管是为了长久地维护统治阶级压迫、奴役人民群众的地位而提出的,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政治的本质和规律,具有终极的价值和崇高的道德感,不仅是我国古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对于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执政为民,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扩大和完善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其他各种正当权益等来说,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文化资源。
  四、贤能在位的用人观
  黄河政治文明具有鲜明的贤能政治的本色,从神话传说到历史记载,黄河政治文明的奠基者都是贤能的代表和任用贤能的典范。崇贤、知贤、重贤、求贤、用贤、亲贤、育贤是黄河政治文明的优良基因。《史记》载,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帝舜少有孝名,长有令德,众望所归。他继帝尧执政后,举贤任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帝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穆穆,为纲为纪。……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淢。……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甚修,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治国理政,任贤与否,关乎国运。帝舜说:“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伯益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熙。”历史兴废一再证明,得贤则昌,失贤则衰,害贤则亡。举贤任能是古今为政的根本。管子说:“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所以失国家,危社稷,覆宗庙,灭于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尝闻。”春秋时鲁国大夫施伯评价管仲说:“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今齐求而得之,则必长为鲁国忧。”管子说:“是以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举而得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官不胜任,奔走而奉,其败事不可胜救也。”“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司马迁说:“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说苑》中说:“朝无贤人,犹鸿鹄之无羽翼,虽有千里之望,犹不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绝江海者,托于船;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黄河政治文明的“贤能在位”思想是我们党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和“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思想的源头,在新时代值得不断发扬光大。
  五、阴阳平衡的秩序观
  黄河政治文明非常重视秩序的作用和价值,尤其是推重“天”的秩序价值、“礼”的秩序价值、“乐”的秩序价值,并用来构建现实的政治、人伦和社会生活秩序。《周易·系辞上传》开篇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一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天的秩序的本质在于中正和谐或阴阳平衡、美善相生的和谐。《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具体而言,黄河政治文明的秩序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秩序。政治以君主为中心,以家天下为基础,以完备的职官体系为支撑。“君天下曰‘天子’……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日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取。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君主为元首,臣属为心腹股肱,君主主于仁,臣属主于忠。“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构建政治秩序,要特别重视礼乐的作用和礼法的作用。“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二是人伦秩序。黄河政治文明具有鲜明的宗法传统,家与国同构,在家重孝悌,在国重忠贞,特别重视人伦关系与政治关系的一体性。《礼记·礼运》说:“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人之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谦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三是生活秩序。限于自然经济的视野,黄河政治文明对于生活秩序的设计往往立足于仁政之下省徭薄赋、男耕女织、家给人足、百姓和乐、政治清明、政通人和、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理想图景。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仰之若父母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黄河政治文明的秩序观尽管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它塑造的美善和谐、各守其道、各得其所、人人怡乐的价值追求却令人神往,具有永恒的制度美学价值。
  六、五行生克的变革观
  黄河政治文明总体上持一种厚古薄今的社会发展观,把社会最美好、最理想的形态定位于上古,把社会改良、改革、进步的方向定位于返璞归真、克己复礼。这种社会发展观自然是违反社会发展趋势的,但其社会理想及其致力于现实社会变革的精神却是具有重要借鉴价值的。道家的社会理想是上古的小国寡民状态:“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孔子认为的美好社会也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而其后则每况愈下,“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这种社会史观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其充分认识到每一个王朝或社会阶段都既有其利,也有其弊,因其利而存,因其弊而亡。司马迁总结道:“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故救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由此可见,黄河政治文明具有鲜明的推崇变革的思想。《周易·革卦》“彖传”说:“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曾经辅佐秦孝公变法的商鞅指出:“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关于社会变革的轨迹,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提出了土、木、金、火、水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终始”历史观,以此作为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早期的五行学说经春秋时期的“必有胜”、墨家学派的“毋常胜”(交相胜)到邹衍发展为“五德终始”、循环相胜的观点。邹衍认为,虞(舜)、夏、商、周的历史是一个胜负转化的发展过程。它按照土、木、金、火、水依次相胜而具有阶段性,又按照始于土、终于水、徙于土的顺序循环往复而具有周期性,“阴阳消息”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五德转移”,又决定着当世盛衰。这种五德相胜具有周期律,一个王朝的兴起必有天意符瑞作为象征和验证。这种天人感应论往往被新兴统治势力利用,所以古代祥瑞谶纬事件层出不穷。黄河政治文明的这种社会历史变革观脱离社会发展事实,缺乏严密的理论逻辑,显得牵强而荒唐,但是其对社会历史变革规律和轨迹的探索精神却仍是值得尊重的。
  七、总揽枢要的领导观
  黄河政治文明之所以能够从一个流域文明最后发展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文明,一个关键性原因在于其具有重根本、重全局、重长远、重关键、重谋划的领导观,充分体现了领导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政治发展和政治竞争中处于主导地位。具体分析,包括以下三方面内涵。一是高瞻远瞩,占据道义制高点。在理、势关系上,政治固然以实力为基础,但不单纯是实力的较量,政治斗争和竞争的成败最终取决于利益代表的广泛性、正当性、公平性和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不讲道义的政治,虽强必弱,虽盛必衰,虽存必亡,这是黄河政治文明得出的根本性结论。尧、舜、禹当政,遵道修德;夏桀暴虐,民盼其灭,商汤缘机声讨;商纣失道,众叛亲离,周武王一战而灭商。荀子说:“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因此,人心是最大的政治,道义是获取民心的根本途径,领导者最大的全局就是牢牢把握政治的合法性、正当性、道义性,遵道而行、顺天应人,从而得道多助,奠定实现领导目标得人心的基础。二是总揽枢要,提纲挈领。领导活动涉及最重大、最广泛、最复杂的利益判断、利益竞争、利益实现和利益分配问题,事关国家兴衰和民众福祉,事务繁杂、千头万绪、众说纷纭,必须准确研判大局、抓住根本和要害,避免本末倒置、因小失大、劳而无功甚至事与愿违。黄河文明作为充满政治智慧的文明,对于重根本、抓枢要有着非常丰富的思想和真知灼见。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天下多忌讳,而民弥叛;民多利器,国家滋章;人多知,而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夏问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管子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荀子说:“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复之,兼昭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韩非说:“天有大命,人有大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处所宜,故上无为。使鸡司夜,令狸执鼠,皆用其能,上乃无事。上有所长,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辩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国故不治。”三是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诞生于桀骜不驯、水患频仍之中的黄河政治文化,先天地具有深厚的忧患意识,从而能够深谋远虑、见微知著、强基固本、浚源引流、因势利导、化危为机、力挽狂澜,在饱经忧患中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强大能力、坚韧意志和丰富智慧。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就特别尊崇忧患意识,指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周易·系辞下传》说:“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辩义,《巽》以行权。”[12]550-551《荀子》一书记载了一个生动的事例,用以说明这种忧患意识: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亦尝有以楚庄王之语闻于左右者乎?”武侯曰:“楚庄王之语何如?”吴起对曰:“楚庄王谋事而当,君臣莫逮,退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问曰:‘王朝而有忧色,何也?’庄王曰:‘不谷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其在中 之言也,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国几于亡乎?是以忧也。’楚庄王以忧,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过也。”这种深厚悠远的忧患意识造就了政治家的全局思维、战略思维、风险思维和底线思维,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国家治理具有深刻的启示。
  八、刚柔相济的治理观
  黄河文明是一种轴心式文明,内涵博大,生命力强,影响力大。以黄河政治文明为主导,逐步形成了超流域、跨流域的部落联盟,直至形成治理形态多元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由于治理区域广大、情况复杂、治理难度高,因而其治理思想极为深刻、治理经验极为丰富、治理案例极为经典,具有永恒的借鉴和传承价值。其中,刚柔相济的治理观最为典型、最具有现实应用价值。其主要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文武并用。其本意是治国理政既要采取周文王修身积德、广施恩义、礼乐教化的仁政,又要采取周武王整军经武、奉天伐罪的威政,“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既要注重文治,又要注重武功,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不可偏执一端。孔子说:“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国家治理必须既重视思想引领、礼仪教化,培育良好的道德风尚,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增强软实力,还必须依赖规范的政治、完善的法律和强大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增强硬实力。从治理实践来说,汉宣帝揭示得最为透彻。汉元帝做太子时,“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二是恩威并用或义利并用。怀惠畏威,人情之常;义为利所宜,利为义之体,义利本不可分。治国理政,无恩就没有凝聚力,无威就没有号召力,无义就会败坏民风,无利就会缺少激励的力量,因而必须恩威并用、义利交融。《尚书·洪范》说:“强弗友刚克,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管子说:“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则百姓定矣。”三是刑赏并用、德法兼治。趋利避害,人之常性。赏为大利,刑为大害,无赏不足以劝善,无刑不足以禁恶。管子说:“见其可也,喜之有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韩非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四是法术势并用。国家和社会治理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系统工程,任何单一的方式都很难奏效,法术势有机结合是个基本的方式。其中,法是基本准则,术是必备的技巧,势是必需的依托。管子说:“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法者,将立朝廷者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禄赏不可不重也。禄赏加于无功,则民轻其禄赏;民轻其禄赏,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能者也,将用民能者,则授官不可不审也。授官不审,则民间其治;民间其治,则理不上通;理不上通,则下怨其上;下怨其上,则令不行矣。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审。刑罚不审,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故夫爵服贱、禄赏轻、民间其治、贼臣首难,此为败国之教也。”“明主者,有术数而不可欺也,审于法禁而不可犯也,察于分职而不可乱也。故群臣不敢行其私,贵臣不得蔽贱,近者不得塞远,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职,竟内明辨而不相逾越,此之谓治国。”“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胜之数,以治必用之民;处必尊之势,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关于法术势的重要性和综合运用,韩非也有着精辟的论述。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故依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一民之规,莫如法。”“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钧轻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夫势者,便治而利乱者也。……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浅矣。”总之,刚柔相济的治理观博大精深,从礼乐之治到礼法之治再到德法双治,对当今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治理非常有启示和借鉴价值。
  九、家国一体的人生观
  黄河政治文明在家国关系上体现出神圣的使命感与真挚情感的高度统一,国家对保护民众安居乐业的责任、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君主对臣属的信赖、臣属对君主的敬从等水乳交融。除道家和法家把国民关系、君民关系、君臣关系描述得无情、冷酷之外,占主流思想地位的儒家、墨家、兵家等都高度推崇家国关系中的情感关系,表现出炽烈的家国情怀,个人对国家的奉献乃至牺牲往往成为人生价值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准。以《诗经》为例,其中许多诗歌都表现出当时的国民既热爱故乡、思念家人又义无反顾地勇赴国难的精神风貌。比如,《诗经·小雅》中的《出车》就反映了这种情怀:“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召彼仆夫,谓之载矣。王事多难,维其棘矣。……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执讯获丑,薄言还归。赫赫南仲,猃狁于夷。”家国一体的情怀主要体现为三个层次。一是君与民的关系。即使在阶级压迫严酷的时代,维持稳定的君民关系也不能单纯依靠强大的国家统治机器,而必须不断强化和维系坚韧的情感纽带,强调相互依存,君必爱民,民必忠君。《尚书·仲虺之诰》讲得透彻而生动:“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 。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尚书·太甲中》说:“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尚书·泰誓上》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同力度德,同德度义。”这些最古老的政治文献都阐释了君民乃至官民一体的关系。二是家与国的关系。家是国的根本,国是家的屏障,家与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吕氏春秋·务大》载,孔子曰:“燕爵争善处于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上栋焚,燕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之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于燕爵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于一国,区区焉相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爵之智不异。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细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细大贱贵,交相为赞,然后皆得其所乐。”由此生成的家国情怀虽然有尊崇“家族”和“国家”而贬损“个体”和“社会”的不足,但其在中华民族生成史上的正向作用却是巨大的。三是君与臣的关系。在专制政治下,君主固然处于主导地位和有利地位,君臣之间不是一种平等关系,但君臣之间仍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衡的关系,并不是那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极端情况。黄河政治文明在臣属对君主忠诚问题上遵循的是弘道忠君原则,在客观上体现的是君明臣直、君暗臣奸的历史事实。其中,孟子的概括最为明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黄河政治文明中的家国一体的人生观蕴含着深厚的爱民情怀与爱国主义情愫,在使命、责任、利害、道义等因素的融合中,诚挚的情感成为强有力的黏合剂,是一种值得现代国家治理汲取的重要思想资源。
  十、协和万邦的外交观
  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个单一或孤立的存在,内政与外交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竞争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非内政无以立国,非外交无以安国,外交既是国家间相互交往的方式,也是国家间相互竞争和攻防的重要方式。黄河政治文明是由部落文明不断竞争、融合而逐步发展成为统一的国家文明的,其中外交在形成大一统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形成了丰富的外交思想、理念、智慧。择要概括,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内修国政,外尊道义。内政是国家的本根,外交是国家的枝干花果,本根不固,则枝干不壮、花果不繁。因此,欲务外交者,必先修其内政。管子说:“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时。国修而邻国无道,霸王之资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千乘之国得其守,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万乘之国失其守,国非其国也。天下皆理己独乱,国非其国也;诸侯皆令己独孤,国非其国也;邻国皆险己独易,国非其国也。此三者,亡国之征也。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大而不为者,复小;强而不理者,复弱;众而不理者,复寡;贵而无礼者,复贱;重而凌节者,复轻;富而骄肆者,复贫。故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观备者观野。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其将如贤而非贤也,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三守既失,国非其国也。”同时,国强而不尊道义,是舍本而逐末,内乱之始、肇祸之端也。因此,强国外交更需要道义为先。齐宣王曾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二是不弛武备,不嗜征伐。国家是个利益主体、领土主体、资源主体、文化主体、政治主体,国家之间的竞争乃至征战,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兵是凶器,战争是恶行,但是无论古今,每个国家都会面临战争的威胁,都不能没有军队、国防。荀子说:“事强暴之国难……事之弥烦,其侵人愈甚,必至于资单国举然后已。虽左尧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荀子还比喻说,富国没有武备而臣事强国,如同一个戴着宝珠、佩饰宝玉、身背黄金的弱女子遇到山中凶残的强盗,无论多么谦卑、乞怜,都不可能得到幸免。我国历史上的北宋和南宋都以国富著称,但由于武备废弛,虽然极力纳币乞和、苟且偷安,但最终都亡于横暴的金朝和元朝。同时,即使是军事力量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穷兵黩武,否则必将自取灭亡。《司马法》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秦朝和隋朝,可以说都是好战而亡的典型例子。三是有理有节,折冲樽俎。外交是重要的国政,是实现国家政治利益、经济利益乃至军事利益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外交需要专业素养、专业能力和高超的艺术,每个国家都必须重视培养高水平、专业化的外交人才,从而使于四方、不辱使命。要制定和遵守各国都能普遍接受的规则和礼仪,讲究有理、有礼、有节,对于外交人员要充分尊重、保护,并同等赋予其一定的豁免权。春秋时,齐顷公因晋国外交使臣克身体有残疾而戏谑他,克怒说:“不是报,不复涉河!”后来,克不仅杀了齐国四位使者,还领兵伐齐,大败齐军,齐顷公险些做了俘虏。其后,齐国退还了原来侵占鲁国和卫国的领土,此事才得以平息。齐顷公为其外交上的失礼和无礼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四是大往小来,近悦远怀。以黄河文明为源流的中国长期以来雄踞亚洲东方,是礼仪之邦,在对外交往关系上长期以来秉承着大往小来、扬善扶困、道义引领的外交主旨,不倚强凌弱,没有西方国家的殖民情结,具有友善宽宏的利他气质,与周边国家总体而言处于比较友好的关系。这种外交精神源远流长,在古代各种经典上都有充分的体现。《吕氏春秋·应同》告诫说:“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故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吕氏春秋·异用》载,商汤见人捕鸟,网设四面,还祈祷说:“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商汤说,这样禽鸟都被赶尽捕绝了。他拆除了三面网,说:“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总之,黄河政治文明所蕴含的外交思想和智慧对当今国家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非常具有启示意义,特别是其天下观对于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作者:李庚香,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