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从历史长时段、大周期来看，中华文明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外向内、不断追求“自我”的过程。中华民族最高哲学智慧集中体现为“易”“道”“仁”“理”“心”这五个字。易学、道学、仁学、理学、心学作为中华民族的本体论，折射出中国古人对于“天道”“人道”“王道”的理解和追求，其中反映出的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价值追求和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历史之脉、精神之源，更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16世纪以来，西方世界逐渐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在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包括“地圆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富论”等在内的九大学说，但从理论层面来讲，这些学说带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和意识形态偏见，是彻底的资本主义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物质财富，但对人类又产生了“异化”。进入当代，在“广泛的哲学体系”与人类精神价值指向之间探寻人类精神世界处境就极具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追求皆指向人和人类世界的解放，三者内在联系、高度契合、互动共进。首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释道”文化价值指向人的精神世界；其次，作为实践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再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人类解放事业推向了新阶段。这三者以中国为观照，以世界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不断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事业取得重大成就，为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了深刻解答，这些精神和价值推动世界各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必将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关键词：中华文明；哲学范畴；文明互鉴；
如今，世界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利益交融前所未有，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锋愈加激烈，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之间的比较和竞争不断升级，世界局势的不稳定性和动荡性成为常态。动荡的世界，急需稳定人心的力量；变革的时代，呼唤胸怀天下的担当。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不同地区、国家或文明如何通过交流与对话，来正确认识和把握差异性与共通性的问题，从而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相互尊重，实现互利共赢。面对“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迫切需要我们把握好、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大历史观、大视野观，从世界历史的长时段和大周期中总结经验、启迪智慧、寻找答案。唯有把握好、坚持好、运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才能以更加全面的视角来学习历史、认识世界、理解时代，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复杂化、多极化等现实问题和困难挑战，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一、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伏尔泰认为，对待历史，我们不应只追求史实的堆砌，而应从哲学或理论的层面去理解历史。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记民族之盛衰，揭世运之明晦，明发展之大势。重视历史、深入研究历史并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是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文明史中秉持的优良传统。当前，进入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更需要向历史寻经验、向历史求规律。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要有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要有五百多年世界社会主义史，要有中国人民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斗争史，要有中国共产党近一百年的奋斗史，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年的发展史，要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史，要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只有把这些历史有机地串联起来，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认识世界，才能体悟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才能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根基和光明前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历史的、深厚的基础上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
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文明史中一直走在世界前列。从夏商周到汉唐，再到宋朝，中华文化繁盛达到顶峰。当我国发展来到明朝中期，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在500年的时间节点相遇。在公元5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1000年间，西方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之后，公元15世纪到公元20世纪的500年，是西方加速发展的500年，世界历史进入“大分流”阶段。西方先后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先后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逐步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和信息化。如果说中华文明5000年的最大特点是“不断裂”，那么西方式现代化的500年的突出特质是“加速度”。
西方加速发展的500年，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辩证发展的500年。500年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互交织中斗争、在相互斗争中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的500年，经历了工业革命时期、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等不同阶段，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在西方现代文明内在固有矛盾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经历了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理想到现实、由一国胜利到多国胜利、由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发展过程。它不仅超越了资本主义，改变了现代文明的内涵，而且走出了一条东方现代文明发展的新路，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
从大历史观、大视野观出发，要求我们从人类文明史、人类发展史的宽广视野，置身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认真审视西方500年现代化进程，在世界文明发展史、文明与制度演进的多样性进程中，梳理历史演进轨迹，参悟历史真谛。
（一）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的五大哲学范畴
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历经5000多年的演进和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优势。这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数个思想繁荣期，产生了儒、释、道、墨、名、法、阴阳、农、杂、兵等各家学说，创造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包含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和治国理政智慧。这些文化遗产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古人对于生命、社会和自然等重大命题的探究和思考，展现了不同学派的思想风格和精神追求；这些文化遗产不仅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思想支撑和价值指导，同时也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体来讲，中国古代哲学相互借鉴和吸收，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外向内、不断追求“自我”的过程。这个过程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了政治、经济及历史的进程。中华民族最高的哲学智慧集中体现为“易”“道”“仁”“理”“心”这五个字。易学、道学、仁学、理学、心学作为中华民族的本体论，它们所折射的是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更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文化之根、历史之脉、精神之源。
1.易
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要从《周易》说起。易学是通过对《周易》的解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天人相应”的学术思想指导下研究万事万物运行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哲学体系，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智慧。
中国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先民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现象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产生了对神的崇拜，认为在事物背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支配世间一切。面对诸如天灾人祸这些突如其来的灾难，人们往往感到无助和不安，希望得到一些指引和预知，以规避潜在的风险及其带来的后果。为此，人们希望借助神意来预知自己和社会的命运，以趋利避害。在这种实际需要和欲望的推动下，人们发掘了各种沟通人神的预测方法，其中最能体现神意的工具便是《周易》。《周易》从古代至今一直被广泛运用于玄学、占卜等方面，其背后蕴含的思想和文化内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发展。
所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就是说伏羲、文王、孔子对《周易》的贡献。相传《周易》肇始于伏羲，“一画开天”，后来八卦两两重叠而成六十四卦。伏羲八卦中所蕴含的“天人谐和”的整体性、直观性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思想，是中华文化的原点。商末，周文王姬昌拘而演《周易》，将伏羲先天八卦图推演为后天八卦图，并对六十四卦进行了重新排列。周文王后天八卦与先天八卦强调万事万物的方位，主要阐释阴阳变化、推移及其消长盈虚，从而揭示天地、自然造化、人类社会存在的永恒规律。春秋末年，孔子晚年编六经，孔子弟子记录孔子述《易》之言论及后人编撰整理而成的十篇文献，称为《十翼》，亦称《易传》。汉时“经”与“传”合编在一起，遂成后世流传之定本。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周易》为群经之首，故又称《易经》。《易经》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源头，被誉为“大道之源”“东方圣经”，是影响最大的儒家经典和国学经典之一，也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文明有别于西方的思想根基。
2.道
老子开创性地提出了“道”这个概念，并把它作为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它的含义博大精深。“道常无名”，“一阴一阳之谓道”，“道”就是“不易”，就是恒常的真理，尽管事物随着时空不断变幻，但恒常的“道”不变。哲学家在解释“道”这一范畴时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认为它是一种物质性的东西，是构成万物的元素；有的认为它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同时也是产生万物的源泉。不过在对“道”的解释中，学者们也有相同的认识，即认为它是运动变化的，宇宙万物一切运动都遵循“道”的规律。
道家主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奠定了以道为归旨的道家思想基础，主张“清静无为”，他的思想是入世的，对现实世界怀抱着积极关怀的信念，期望以后天的力量达到天下太平。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主张“自由达观”，他的思想是出世的，属于出离于社会的“逍遥派”，认为人应该顺应先天的安排，达到天下太平。
在“道”“德”“仁”“义”“礼”的关系中，老子将“道”置于最高地位，将“礼”放在最低位置，认为“礼”是华而不实的东西。“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认为依“道”而行最为可贵，天地和圣人是依“道”而行的，“道”远高于“德”“仁”等伦理。所以生活中的一切行为都应以“道”为准，以符合客观事物为准，而不限于外在的、形式上的“德”“仁”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也”。老子认为，返璞归真、“处其实”才是最客观的，才是符合事物的本来面貌的。
“道”是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本根之道，即道是天地万物的总根源和构成天地万物最原始的、混沌未分的始基或材料；二是法则之道，把道看作自然界的内在秩序和必然性，认为它具有客观法则和规律的意义；三是无为之道，道的特性是自然无为的。
3.仁
“仁”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儒家面对社会秩序的崩坏解体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即是说，仁既是道德人格的核心，又是社会伦理秩序的规范。儒家的五常有先后之分，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都是以仁为前提的，没有仁，其他的都无从谈起。
“仁”字始见于儒家经典《尚书》，“予仁若考”，这里“仁”指好的道德。《论语》一书中，提及“仁”字有110处之多。因此，儒学也常被理解为仁爱之学。“仁”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本指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包括孝、弟（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仁的“爱人”属性并非首先出于社群关系和对象性，而是生命自我内在的仁德修养自然获得的能力，形于外则为仁民爱物的德能表现，即亲和爱。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旨在调节与和谐人际关系，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
孟子发挥了孔子仁的思想，把仁爱的精神由亲人推广到所有的人，推广到宇宙万物，形成了仁爱的层次和序列。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是怎么来的”这一哲学命题，主张人先天性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要求努力培养人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即“养浩然之气”。孟子将“仁”由个人修养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并提出了著名的“仁政说”，其“仁政”思想在政治上主张以民为本，经济上主张民有恒产、不违农时，军事上主张仁义之师。“民为贵，社稷为轻，君次之”，“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的仁义学说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它渗透进了孟子以民生为本、以仁爱为怀的人文精神。
4.理
理学是以儒学为基础，援用道佛哲理融汇而成的一套新儒学。二程从人伦道德出发，认为理是人的伦理道德，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孝、悌等都纳入理的范畴。理学试图建立一整套解释系统，解释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人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如何成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人应该有什么行为、不应该有什么行为。理学既要彻底追究源头，又要提供具体而实用的人生行为准则，是一套既大且细的学问。
北宋儒家学者展开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打破了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佛、道思想，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理学拔地而起，儒学道统得以中兴，继续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正统思想。理学融佛道入儒，将儒家的道德学说哲理化，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为儒学提供了更为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更为深刻的哲学内涵。广义的理学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主要涉及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等为中心的各种哲学思潮。相比之下，狭义的理学则更加具体明确，其代表学派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哲学学派，是以理为最高范畴的学说，主要由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所创立，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巅峰。
理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持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讨论的问题十分广泛，是中国古代最为精致、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对后世政治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理学的根本特点是将儒家的社会、民族、伦理、道德及个人生命信仰理念等，提升为更加完整的概念化、系统化的哲学及信仰体系，并使其逻辑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理学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儒为宗，整合了佛道思想；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体用关系，使儒学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和行事原则。通过探讨理事关系，理学家们突破了宗教话语而转向人生哲学话语，从而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个精神内在超越的出路，它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5.心
“心”即心学。心性论问题，即人性的来源与心、性、情的关系问题。理是世界的理，落到人身上便是心。心学要求发挥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把“吾心”和“宇宙”对接起来，把人的主体性张扬起来，这就是心学。心学属广义的理学流派之一。心学和理学都认同天理，理学认为理在天上；心学则认为理在心中，强调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它们都以人的道德本性为最高原则，都强调人的道德存在，虽旨趣各异、方法有别，但殊途同归，都以“理”为核心，都以光复道统、传承发扬儒家伦理道德为己任。
心学一派由南宋陆九渊发其端，明代王阳明集大成。陆九渊、王阳明提出“心”和“良知”概念，把本体和主体统一起来，“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明确表示了本体的内在性。陆王心学的理论核心是“知行合一”，对僵化的程朱理学起到了纠偏作用，并推动儒学从庙堂走向民间，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精神生活方式。
（二）西方500年现代化进程中的九大学说
近500年，西方国家相继崛起并实现了长足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开启了“西方式现代化”进程。在这500年间，西方产生了“地圆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富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历史终结论”“软实力（巧实力）论”“文明冲突论”“世界是平的”“未来是湿的”九大学说，为西方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但其中不少理论都带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甚至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偏见。
1.地圆说
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阶段迫切需要在全球寻找资源和市场。在利益和欲望的驱使下，西方冒险家开始全球探险，寻找通向东方之路，其中以麦哲伦全球航行最为著名。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人类证明了地球是圆形的说法。“地圆说”的出现颠覆了“天圆地方”的传统认知，冲破了千年以来的神学思想封锁，推动地理大发现和航海业的发展，从而使西方殖民掠夺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成为可能。此外，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西方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从此西方踏上全球扩张之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通过掠夺获得了充足的财富，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先后在全球称霸。“地圆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支柱，从此自然科学和哲学便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地球是圆的”这一发现使人们有了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深深地影响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推动了基督教新教和资本主义跃上历史的舞台。
2.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西方长达1000年的中世纪中，主流意识形态是基督教。随着宗教改革的开始，荷兰、英国等逐步产生了新教，而巧合的是资本主义也最早在这些国家诞生。对此，马克斯·韦伯就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论述了新教伦理，揭示了资本主义领先世界的奥秘：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新教教徒的职业伦理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列举了新教、清教、加尔文教等教徒生活、学习的例子并加以分析，得出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成功与新教盛行相互影响的结论。新教主张，要想成为上帝的选民，首先必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后还要做慈善；其次是崇尚竞争，要在竞争中获胜。在韦伯看来，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资本主义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正是在新教伦理的作用下形成的一种经济合理性的表现。这种体系中的合理化观念进一步扩展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精神，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作为近代欧洲独具的价值体系，带动人们按照价值和合理化原则进行社会行动，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得以兴起的重要条件，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
3.国富论
1776年，亚当·斯密的著作《国富论》发表，该书理论重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即什么是国民财富；二是国民财富的“原因”，即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国富论》的核心概念是“分工”与“竞争”。亚当·斯密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要素的细致研究，特别是在深入研究资本、市场、商品流动等各个资本主义经济要素的关系之后，提出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即社会分工在自由平等竞争原则下，自发遵循经济规律而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换句话说，自由平等的经济主体，为了个人利益而参与社会分工，在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律下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最终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是《国富论》的思想精髓，是它的活的灵魂[8]。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深刻揭示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促使了“自由贸易理论”的提出，随即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指导性原则，使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沐浴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中长达几个世纪。加上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企业的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4.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长期失调且失业严重，凯恩斯认为这是政府紧缩政策所导致的，他主张采取通货管理政策来调整经济。随着1929年到1933年资本主义社会爆发史上最严重、最持久的经济危机，传统经济学对于解释危机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已无能为力，更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凯恩斯认识到这一难题，并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经济理论，寻求摆脱经济危机的措施，最终为当时束手无策的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一个摆脱困境的突破口。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1936年出版。其核心概念是“滞胀”与“国家干预”。凯恩斯否定传统经济学的观点，认为传统经济学中所谓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给本身创造需求这一错误理论的基础上的充分就业均衡。他认为这只适合于特殊情况，而通常情况下则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而他认为自己的就业理论才是一般理论（即通论），既可解释充分就业的情况，也可解释小于充分就业的情况。凯恩斯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指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他主张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赤字财政，刺激经济，维持繁荣。
凯恩斯理论一经推出，迅速取代了传统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资本主义各国政府中得到广泛运用，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凯恩斯及其学派的经济理论通过不断推陈出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代表。该理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学领域，还深刻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发展。
5.历史终结论
历史终结论是在东欧剧变之后，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抛出的一种理论。他认为，冷战的结束表明西方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体系等彻底赢得胜利，同时也标志着与西方对立的其他意识形态体系的失败。因此哲学意义上的长期的意识形态冲突已不复存在，追求自由、民主已成为人类的共同奋斗目标。换言之，冷战结束以后，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已经到达终点，从此之后，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就不再进步了，历史发展只剩下资本主义一种模式，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自由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模式，这就是历史的终结。然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它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认为全球范围内只能存在一种政治制度模式，因此无法解释新兴国家如何在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其次，福山的理论过于乐观，他认为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会取得全面胜利，但事实上当前许多所谓的民主国家出现了“政治倒退”的趋势，这种趋势可能会对全球民主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6.软实力（巧实力）论
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对美国未来的实力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和军事手段已经不足以解释许多问题，于是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后续他又出版专著对软实力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和修正。2007年，他进一步提出要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困境，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
何谓软实力？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软实力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约瑟夫·奈认为，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的吸引力。即在国际社会中，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其在文化、价值观念或政策上所展现出来的吸引力（国家软实力），使其他国家理解和认同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主张以及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大部分来自一个国家或组织的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国内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其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并不是国际政治中促成改变的仅有手段，设置议程并施以诱惑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比强制性威胁的方式更文明、更持久。但硬实力和软实力既独立存在，也相互作用。另外，他还提出，软实力并非属于强国的专利，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创造和展现软实力来提升本国地位，即使这一国家没有强大的硬实力作为后盾。
7.文明冲突论
苏联解体后，以“意识形态对垒”为出发点的国际关系思考模式终结，理论界急需一个新的思考框架作为认知、理解乃至预判“新世界”的起点。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人类社会新的冲突正在到来，其根源不是意识形态、不是经济，而是文化；冲突的主要行为体也不再是国家和组织，而是文明。
亨廷顿提出了建立全球秩序的三大重要原则：避免原则、共同协调原则和共同性原则。其中，避免原则是指核心国家应避免介入其他文明的冲突，这是保持和平的首要因素；共同协调原则是指核心国家应相互协商，限制并阻止文明国家或民族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共同性原则是指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应该寻求并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这些原则旨在建立一个更加稳定、公正和包容的全球秩序。
亨廷顿认为，必须在全球规模文明冲突的历史现实中，确立美国为西方文明的核心，使整个西方团结一致，结成更广泛的、具有亲缘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文明联盟，继续保持以西方的优势来主导世界政治，应对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亨廷顿将文明之间的关系纳入冷战思维，把非西方文明视为威胁西方文明的力量。然而，这种对抗式思维只会加剧文明间的紧张和冲突，丝毫没有为建立和平稳定的全球秩序作出任何贡献。而且，这一想法非常危险，因为它表明了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必须得到维护，甚至不惜通过武力手段和行动来实现。这种单极世界的想法已经被证明是无法保持和平和稳定的。每个国家和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在此基础上寻求合作和理解才是建立全球和平秩序的关键。
8.世界是平的
进入21世纪，世界走向互联网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人工智能时代。与“地球是圆的”相对应，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世界是平的”。在《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中，弗里德曼描述了当代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他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取代冷战体系的国际体系，是资本、技术和信息超越国界的结合，这种结合创造了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
弗里德曼将全球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作全球化1.0版本，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持续到1800年左右。在这个时期，全球化更多的是指殖民化，国家和政府通过宗教和帝国主义的影响力来打破国界藩篱，将全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期间，世界从“大规模”变为“中等规模”。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作全球化2.0版本，持续时间从1800年左右到2000年。在这个阶段，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是跨国公司，它们不断扩展市场和寻找更廉价的劳动力。同时，随着运输和通信成本的不断降低，各国之间商品和信息交流变得更加迅速和全面，这使得真正的全球市场得以形成。在这个时期，世界从“中等规模”进一步缩小。第三个阶段被称作全球化3.0版本，始于2000年，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变得更加扁平化。这是因为计算机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因特网的飞速普及，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联系更加紧密。各种肤色、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合作和竞争变得更加密切、频繁，除个体素质外，文化背景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可以通过电脑、电子邮件、网络和各种新软件轻松地实现自己的社交和社会分工。现在任何地方都可能成为信息的中心，个人的力量因此得到了充分凸显。新一波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正在逐渐变得扁平化，没有大国和小国之分。
9.未来是湿的
《无组织的组织力量：未来是湿的》由被称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想者”“新文化最敏锐的观察者”的美国学者克莱·舍基所著。他认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伟大进步，但同时也暴露出其负面影响。它通过控制人性中的冲动和欲望，实现了对自然的掌控，却也让我们失去了自然的丰富性。正如一种自然现象，一旦达到极点，它就会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因此舍基认为，在未来的世界，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平衡状态，让未来多一点“绿色”，让未来多一分“潮湿”。在这个新的时代，互联网正在成为我们创造这种新平衡的重要工具。
舍基认为未来是“湿”的，核心概念是“社会性工具”。他认为，新社会性工具的诞生大幅提高了人们的社会能见度和可搜索性，使原本分散的个体更容易连接在一起，互联网上的群体更容易建立起来，这个群体基于共同的目的、兴趣爱好而黏在一起，而非单纯为了钱。群体合作、群体行动都是自愿的、自发组织的，而且具有较大的潜能。换言之，未来的组织方式将没有组织的形式，却有组织的力量，这种力量因而叫作无组织的组织力量，这是与传统组织最大的差别。
二、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儒释道文化价值皆指向人的精神世界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产生了众多的本土学派，塑造了特有的精神世界；同时也不断地接受外来文化，通过与之碰撞和相互吸收、融合，不断完善和拓展内涵。中华文化从东晋开始逐渐形成了以儒家“入世”、道家“出世”、佛家“慈悲”为主体的三重思想结构，这一基本格局贯穿了1600余年的历史，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这种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中华文化现象和由此积淀而成的文化精神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知识构成、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精神底色。儒释道文化实际上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梁启超认为，“汉朝以前，中国是‘中国之中国’，可以理解为诸子百家的融合，是中国内部的文化融合；唐宋时代，中国是‘亚洲之中国’，是儒释道的融合；明清以来，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是与欧美文明的融合”。从文明互动视角来看，儒释道思想不仅是“日月交辉，大放光明”的中华文明之根基和命脉，也是“经天纬地，照临四方”的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儒家思想的核心“有为”，强调制名（礼）教、规范人性；道家思想的核心“无为”，主张顺应自然、因物性；佛家思想的核心出世、解脱，强调因缘、因果。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被称为“三教”，它们在彼此的冲突与交流中相互吸纳和融合，保留了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点，同时兼收并蓄，充分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或者说，这种三教并存、相互融合的文化格局，既反映了中国人互相尊重、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也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与繁荣。可以说，中华人文精神是在儒、释、道三家的共同熏陶和培育中形成的，这种文化不断地渗透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为中国人塑造了独特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这种精神传承和文化遗产的烙印，贯穿于中国人的生活和社会中，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财富和精神支柱。
（一）儒家以礼规范人性思想对中国人精神人格的塑造
儒家思想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数千年来，儒家道统的延续使得中国天下统一、苍生和谐、人民安宁。儒家主要经典《论语》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对于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有指导作用。历史早已证明，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包容性，对中华文明薪火相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以积极入世的思想涵养中国人民艰苦斗争拼搏进取精神
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是一种具有强烈现实性和实践性性格的文化，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实践原则。儒家认为，人既要保持内心的独立、信念的坚定，又要躬身入局、由内而外。“恻隐之心”“孝”“义”“礼”“谦”“和”等价值观都出自儒家，构成了儒家文化的基本格局、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儒家认为，只有生活本身才能孕育出切己的“问题”，其所尊崇的“儒学即生活”信念使得儒家及其所代表的整个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脱离生活、变成人们的身外之物，而是将其作为人的生命方式。“道不远人”，要求对超验世界的领悟必须落实到当下。儒家所推崇的人格极致亦即“圣人”，既是超越的人格理想，同时又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孟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数千年来，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引导中国人开拓进取，拼搏创新。
2.以礼法孕育中国人的大同社会理想
儒家主张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认为个人服从社会是天经地义的。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并通过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规定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身份和地位，以及相应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用以要求和检验每个成员的行为。这样做的目的是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秩序。
儒家还要求人民遵守天道。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看，天道指的是客观的自然规律，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自独立的发展规律。正如荀子所说的“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社会之乱的根本在于人类的行为，而不是天道的干预。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天道具有一定的道德属性，是人类道德的标准和范本。孟子云，“是故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在这里，“诚”是指宇宙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人之道”在于“思诚”，则是指人要顺应天道，必须遵循诚实、真实和客观的原则，也就是讲，人要顺应“天”之真实无妄的本质。儒家哲学一方面认为，天道运转不息，人应该适时顺应天道、借鉴天道以不断进步，追求更高的成就；另一方面，强调“天道之常在于人”，即将天道的本质内化于心，使之成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这同时也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儒家思想中的无为思想强调对自然法则的尊重，无论是遵行“礼”，还是奉行“天”，儒家都要求人们按照法律规范和道德要求履行每一个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使社会处于安定、和谐，乃至大同。
3.以“践行”为根本要求塑造中国人的担当意识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历时十四年周游列国，历经艰难险阻，四处碰壁，坚信“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躬身践行儒家思想。孔子希望通过游历宣扬儒家的“仁政”，在鲁重致太平，复兴周公之业。这种自觉的使命感，始终是中国士大夫阶层所固有的标志。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个人通过为己之道“修身”，不断学习提升，做到“内圣”，即达到儒家伦理规范的制高点“君子”，这就是儒家对德性的要求。德性凸显的是人的生命之尊严。“‘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也是儒家思想之核心。”
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可谓深刻。孔子的“入世”哲学，讲的就是“天人合一、修己安人”，即将人根植于现实生活交往中，探讨人的价值定位。“修己”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安人”做到极处，就是外王。对此观点，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指出：“儒家思想不仅是中国的社会哲学，也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
儒家精神内蕴着天人、义利、群己、理欲等一系列道德哲学和价值关系，通过对这些基本价值关系的排序和抉择，儒家致力于构建一种中庸致和的理想社会状态。儒家思想认为，个人的成长和发展需要与群体中其他人的共同发展相结合，并遵循群体利益和道德规范的限制。因此，儒家倡导以群体为重的交往方式，以“中庸”求“和”，来实现和谐相处；以“节”求“和”，个体需要控制自己的情感和私欲，建立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实现“和”的境界；要以“不同”求“和”，达到“修己”与“安人”的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和泯灭交往中的个体性原则。儒家将“中庸致和”作为交往的理想状态，重视交往中的求同存异、和谐相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二）道家顺应自然思想对中国人内心世界的影响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无为，主张顺应自然、顺其自然，不过分干预和强制改变；主张因物性而行，拒绝过度规划和计划，认为应该尊重事物的本来面貌，跟随其自然演变而调整状态。尊重生命、敬重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道家认为，生命是宇宙的精神，具有不可重复性。
1.以道法自然理论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道家，尤其是庄子学派，他们认为个体人的本质和自由应高于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主张人应该顺应自然，因物性而行，个体在本质上是一种本真的存在，不应受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限制，而应追求自由和自我实现。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老子认为，人的自由和本性被不断地限制和约束，这种限制和约束的结果就是各种社会制度、规范和准则的逐步形成。因此，他主张人应当“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去掉那些虚浮的概念和附加的束缚，回归自然本性，达到返璞归真的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天人合一、自然逍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它的核心是一种纯粹的、本真的、自由的、自然的人性，而不是被外在社会制度和规范所约束的人性。庄子认为，任何礼法制度和社会规范都是束缚人的自然本性自由发挥的桎梏，必须彻底破除。庄子追求的是一种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无所待”）的绝对自由——“逍遥游”。当人们难以追求完全自由的生活时，庄子用“齐物论”来帮助人们从认识上摆脱由于善恶、是非、利害等带来的各种纠葛和苦恼，在主观精神上寻求自我满足。
2.以“无为”治理理念指向人民幸福生活
道家的无为被一些人误解为消极逃避和什么都不做的态度，但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事实上，在道家内部，存在消极无为和积极无为两种不同的学说，它们对于无为思想的精神内涵有不同的解释。消极无为，主张不刻意追求功名利禄、名誉和地位等外在事物，而力求内心的宁静平和。这种态度源于古代中国文化中“无为而治”的思想，强调以道德的内涵来统治天下。积极无为，主张人们量力而行，通过内心的平静与内在的道德价值来保持内心的调和和平衡，达到一种积极的、与道相合的追求方式。比如，道家老子学派所说的无为主要是指“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他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老子》五十一章），“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老子》二十二章），即不自作聪明、不自以为是、不自居功劳、不自我夸耀，是一种力求内心宁静、追求内在价值和与道合一的生活方式，这种思想有着深刻的精神内涵和实践价值。
3.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促进社会发展
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是道家思想救人济世的一个主要方面。当不能“兼济天下”时，他们便“独善其身”，与现实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体现的不仅是空间距离，更多的则是逻辑距离。如隐士们，当他们心怀理想与当朝政治立场不相符时，便以嘲讽的方式或者远离政治以抗衡；他们可以“安贫”但必须“乐道”，“安贫”“乐道”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可见，道家的思想是以客观的视角、冷静的态度，观察、反思以至批判现实世界的。
（三）佛家的向善悲悯情怀对中国人精神的浸润
两汉之际，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在融合了儒家、道家等各种思想学说后，佛教完成了形式和理论上的自我调整，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交融。与此同时，佛教的影响不断深入人们的日常、语言、思想、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医学、天文等各个方面，从而与儒家、道家等传统思想学说一道共同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佛家的悲悯和慈悲情怀，不仅影响着传统中国人，使他们在面对苦难时，渴望完善自我人格和减轻痛苦，也影响着现代社会的芸芸众生，使他们从纷繁复杂的家庭和工作压力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生存模式和思维方式，实现自我超越和心灵自由。
1.实现自我超越
佛教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同时又可以独立于自然。向往与自然同样具有永恒性和无限性是人类最深沉的内在愿望”。但人毕竟是有限的，人必须面对肉体生命的有限，寻求一种自我超越，从而达到生命的永在，因此，必须把小我扩大，把小我放置在无限的大我乃至自然中，所以人要走出生活，寻求生活之外的意义。对幸福的追求、对受到尊重的追求，便是对有限生命的扩充；走进自然，让人的有限与永恒的自然相融合，从而实现自我超越，是追求大我的一种方式；将个体的生命赋予佛性，认为具有佛性的生命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才能在短暂的有限和无限的对立中寻求慰藉。
2.追求心灵自由
佛教思想认为，“个体生命是有限的，要摆脱个体生命的束缚，达到永恒的自在状态，必须扩张个体的心灵，追求心灵的无限自由”。在社会中，个体的生命自由发展往往受到社会条件、文明发展程度等的严重桎梏，只有追求心灵的自由从而达到神性的生命，才能达到心灵清净、与外物隔绝的自由状态。同时，“佛家思想当中，始终认为人的贪婪是造成心灵污浊的罪魁祸首，一个人一旦有了贪欲，就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出现矛盾，终究使得自己的心灵也感到不安。为了能够避免出现这种现象，每个人都应当适当地减轻自己心中的欲望，以一个真诚的态度对待别人”。这样有利于养成平和的心态，使个体的身心都能够受益。佛家思想对于宽容有很深的追求。佛家强调“般若”智慧的实践，即能够明辨真相、舍弃妄念，达到心境平和的境界。其中，宽容是一个重要的品质。佛教教义中的“四无量心”，就包括了“慈”“悲”“喜”“舍”四种心态，其中的“慈”（爱、慈悲心）和“舍”（宽容、大度）是与宽容息息相关的。一个拥有宽容心态的人，才能使自己的心境真正平和下来。
3.指向终极关怀
面向终极关怀是一切宗教的共同特征。佛家同样指向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关注人类自身命运和价值。按照佛家思想理念，人类是苦难的，并恳切希望人类会有美好未来。对现状的焦虑和对未来命运的关注，一直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佛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依托和精神宣泄，从而维护社会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佛教从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现状考察开始，讲求“直接指示现成心性”，即通过对人生现状的直接观察反思和直接体验，去探究所有事物的实质。佛教认为，人在追求幸福和解脱的路途中必须先了解人生的实际状况，只有将生命的经验融为一体之后，才能明白生命的本质。佛教强调通过实际的体验去了解生命的意义，并通过觉悟去开启源源不断的新境界，这是佛教的终极价值和目标。
三、马克思主义是实践哲学，指向人类的解放事业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哲学，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1867年面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具有理论深度的巨著，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全部关系”，并“根据以无可怀疑的知识所作的绝对认真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定要被消灭”。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学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
马克思主义历经近70年的发展，才由理论形态变为实践形态。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自己说共产主义就像“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徘徊游荡。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理论形态，直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社会主义才由空想变为现实。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从宗教批评、政治批评和社会批评等的角度构建了人类解放理论，并指导科学社会主义不断向着人类解放事业前进。
（一）马克思主义建构了人类解放理论
马克思主义建构的人类解放理论，是从消解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开始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许多弊端，这些弊端需要通过批判思维来分析和消除。马克思强调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实践来认识和改变社会。对此他进一步指出，人的本质是在社会关系中建立的，必须在彻底解放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形态可以实现人的真正平等，每个人都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在马克思看来，这是社会形态演变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形态。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解放理论，是通过批判宗教和哲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的，这个理论框架为建立人类的未来美好蓝图提供了指导思想，为追求人类自身发展的最理想状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1.马克思通过对宗教虚无本质的批判来构建人的解放理论
马克思在宗教问题上的见解，是在他的批判思想的基础上得出的。他认为，宗教是人类为了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所创造的一种思想体系，它试图解释人们无法理解和掌控的事物，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但是在马克思看来，宗教的存在往往不利于人类的解放和进步，因为它可以麻痹人们的斗志，妨碍人们对现实的客观认识，为压迫和剥削提供精神支持。马克思主张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来揭示它的本质。他指出，宗教虽然要求人们信奉一些神秘的或超自然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并不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而只是人们的感觉或主观想象。因此，马克思认为，揭示宗教的本质，才能让人们从其中认识到现实社会的弊端和缺陷，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变革。马克思把对宗教的批判看作一切社会批判的前提，并从宗教批判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弊端。马克思从批判异化的世界观入手，揭示宗教的本质，让人们认清宗教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号召积极斗争，通过斗争获得现实的幸福。马克思认为，上帝是人创造的，宗教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部分，是统治人们的工具，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救世主，人类要自己解放自己，要用劳动来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2.马克思主义通过消解资本主义的政治解放来深化人的解放理论
马克思认为，现实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人的行为和想法都受到社会关系的限制和影响。他强调人是类存在物，需要联合起来反抗旧的政治制度，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让每个人都能够实现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批评了资本主义对人的过度强调个性和过分展示人邪恶一面的倾向，认为这忽视了人的类本质属性和劳动对人类社会分工细化的推动作用。他倡导以劳动推动社会的发展，让人们通过劳动实现自己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重视契约和对话的重要性而忽视革命在社会演化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革命是人民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有力手段，是社会演化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只有通过革命，人们才能够推翻旧有的社会制度，实现真正的人类解放。“人的解放一方面是剥离层层藩篱的外在过程，另一方面是人个性释放的内在过程，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相交织、互动的结果。”虽然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等级制度，让人们不再受王权的压迫，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解放和自由权利，但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充满暴力和欺骗的制度，导致人们为了追逐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而疲于奔命，同时也加剧了人类的私欲扩张。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认为私有制是限制人类自由和平等的主要原因，唯有通过革命推翻私有制，才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和共同富裕。马克思批判了现实政治制度，呼吁消除一切道德障碍和意识形态束缚，最终才能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
（二）共产主义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坦途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影响和感染了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的思想来源。但三位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实践途径，这使他们的理想和改造社会的计划宣告失败。究其原因，他们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脱离实践来论述人的本性，都属于唯心史观。马克思通过哲学批判和政治批判，并结合社会背景，在实践探索中寻求解决之道，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才是实现人类最终解放的坦途。政治解放并不是人的彻底解放，政治解放使人摆脱了人对人的奴役和统治，而人自身的解放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关系最为和谐的一种理想状态。这种理想状态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为人类的解放提供完备的条件。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推崇劳动，需要强化人的劳动的本质，弘扬奉献精神，这是劳动解放。自由劳动是人作为社会动物的基本特征，是人类追求解放的必由之路。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要实现自己的解放，需要先意识到资产阶级思想的糟粕并拒斥它们的毒害。只有认清自身所处的困境，抛弃虚假的幸福观念，激发出自我意识并借助革命斗争的力量，才能最终战胜敌人。无产阶级需要摆脱私有制的束缚，从小我走向大我，追求共同解放的目标。这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更是全人类的解放，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实现。
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眼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将人类解放事业推向新阶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推向一个新阶段。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产生的第三次重大创新理论飞跃，内涵极其丰富，内蕴着“思想的魅力”和“实践的伟力”。
1.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推动实现人类解放
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首先要依赖各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发展。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民族为全人类解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独特的国情和历史背景，为中国提供了独特的优势和历史机遇，也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更加深远。历史证明，落后就会挨打，推动并实现人类解放就只能是梦想。近代以来，中国内忧外患、被动挨打的历史境遇激发了中华民族求索复兴的坚定决心。在二十世纪，中国主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创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笃信笃行马克思主义，自觉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创造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高度契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为我”，从一开始就牢固贯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原则，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推动世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2.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实现人类解放
人类的彻底解放是马克思关于人类命运的总体设计，但人类的彻底解放注定要在历史长河中渐次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人类彻底解放而提供的现实方案，是生动诠释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立场的时代呈现。马克思主义是以“人类社会”为世界观原则的，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美好未来的期待。“马克思则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把市民社会把握为物质生产关系，明确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而发展起来的。基于市民社会立场，在革命向度上最多只能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问题，在理论形态上只是或隐或现地为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辩护。马克思则站在人类社会立场，主张彻底的人类解放，由此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性克服了过往旧哲学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理解，从而超出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合理化’确证，贯注着对全人类美好未来的期待。”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立场，深刻反思当前全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这一理论充分体现了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命运的深度认识，凸显出从“人类整体”出发的总体立场，提倡全球各国秉持共同、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变革，为人类的长期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在实践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凸显出对世界所有国家的深切关怀和负责任的大国态度。这一理论的实践建构和理论序列也为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造性。二十一世纪是矛盾问题错综复杂的时代，风险前所未有、机遇也前所未有，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历史主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全球治理价值共识，为人类解放的发展道路提供了方向指引。
3.以人类文明新形态推动人类解放
人类解放是一项长期奋斗的历程。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标示新的文明特征和人类社会新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是无限接近人类解放的目标之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形态是对社会制度的总体概括。社会形态文明实际上就是社会制度文明。只有把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作制度文明来理解，才能全面把握这一新形态的文明要义。作为一种新制度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制度文明，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文明。但无论如何强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属性，都不能忽视其生成的基本历史背景，即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并存中创造的。自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被马克思科学揭示以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就不再是空想。十月革命胜利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铁板一块”的历史局面，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新纪元。中国也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革命定向，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历史征途。历史已然反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长期的，这也就决定了两种制度长期并存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基于“两种制度长期并存”的世界制度格局，人类社会的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转向了“和平与发展”，并由此开辟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空间。列宁基于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格局的分析，以“战争与革命”来概括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主题。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迈入一个有别于“战争与革命”主题的历史新阶段，“两种制度”长期并存的历史图景越发清晰。这种“长期并存”决定了“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坚持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以改革开放推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既是战略机遇期，又是动荡变革期；既“东升西降”，又“西强东弱”，中国既是“因变量”，又是自变量。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自觉把握这一时代大势，在文明形态意义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原创性地提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全新概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成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时代主题的三个分理论主题。
（二）在守正创新中引领时代价值，为人类发展进步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站位新时代，面向未来30年、未来100年，我们如何坚持固本清源、守正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融通，实现文明化和现代化进程的统一，重整行装再出发，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是哲学社会科学面临的一项重大时代课题。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解决“挨打”问题，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挨饿”问题，那么新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解决“挨骂”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如何建设国际话语权和国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两大话语权的问题。这些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无穷智慧和力量。
1.构筑新时代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后，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对精神家园、精神世界、心灵世界、精神生活的追求。我们不仅要解决“能、行、好”的问题，还要解决“举、立、建”的问题，即既要解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问题，还要解决“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的问题。
（1）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要坚定不移用这一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自觉地用以统领新时代文化建设，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2）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建设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核心价值观是文化最深层的内核，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精神，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要坚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夯实全民族全社会休戚与共、团结奋进的思想道德基础。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全过程，贯穿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使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产生活方方面面，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3）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具有强大感召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软实力。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要深入开展同各国的文化交流合作，广泛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2.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全人类共同价值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的基本规律，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重要论断，倡导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系列重要理念、重要论断、重大倡议，从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审视国与国关系，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展现了“天下为公”的博大情怀和“美美与共”的远见卓识，指明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逻辑、发展方向，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
（1）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特质。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自古以来就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二程理学主张“民胞物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强调“天”“理”的整体性，从价值观上坚持了儒家社会本位的共同体精神，这与今天我们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吻合。
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为我们观察和思考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超越“文明冲突论”的新的眼光和思维框架。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国始终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积极推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流互鉴，既让中华文明发展充满勃勃生机，又为其他文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2）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党的二十大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汲取智慧精华，经过历史实践总结，洞察历史潮流大势，通过深思熟虑贡献给全人类的思想理念。和平、发展是各国人民的核心诉求，公平、正义是国际秩序的基石，民主、自由为人类所不懈追求。
习近平主席曾经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指出，人类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彼此相互依存。中国共产党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全人类共同价值突破了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一己之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待世界问题的一贯主张和态度，契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共同追求，既表明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前进，也为应对全人类共同挑战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价值指引。
（3）以文明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交融、互学互鉴的历史。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科学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指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演进的基本规律，为人类文明整体进步和持久繁荣发展提供了思想动力，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对历史最好的致敬，就是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对未来最好的把握，就是不断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更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必将以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引世界前进的方向，推动世界各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必将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文章原载于《河南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李庚香，男，法学博士，研究员，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主要从事领导力、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