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有为｜河洛学、洛阳学、中原学简论

关于河南的地方学，省内外学者已提出多种名称，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原学、河洛学与洛阳学。中原学立足于中原文化；河洛学与洛阳学则立足于河洛文化，二者有更多的关联与纠葛。它们的概念、内涵、地域范围及相互关系属于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学界对此见仁见智，存在不同的认识与主张。本文就此作些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本世纪初，河南省先后倡导建构河洛学、洛阳学与中原学，各学科的研究都取得一些进展，现分别简述于下。

（一）河洛学的提出与研究进展

在河南诸地方学中，最早提出的是“河洛学”。2004年5月12日，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在省社科院举办的河洛文化座谈会，已言及在河洛文化研究中可否提“河洛学”的问题。稍后，郑州大学崔灿教授发表《关于河洛文化与“河洛学”》一文。2007年9月，洛阳市学术界正式提出开展河洛学研究，以服务于洛阳的发展。此后有蔡运章、赵金昭、董延寿的《河洛学导论》和蔡运章、郭引强的《河洛文化与河洛学》等论文发表。

笔者参与河洛文化研究多年，也关注构建河洛学的问题。在2014年年底于郑州举行的“河洛文化研究高层论坛”上，笔者曾以《关于重构河洛学的思考》为题发言，以为“传统河洛学和洛学都是关于河洛地区某一种文化现象的学问，其研究对象不是河洛地区全部历史文化。如今我们倡导的河洛学，研究对象是有史以来河洛地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因此需要拓展研究领域，重新定义和构建”［1］。

2014年出版的徐金星、郭绍林、扈耕田等著《河洛文化论衡》一书，堪称河洛文化研究的力作。其第14章凡7万余字，对河洛学的理论建构作了较为集中、简要的阐述，涉及河洛学成为学科的依据，河洛学的研究对象、特点和社会功能等问题。2022年，洛阳市社科联与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创办《河洛学研究》刊物，搭建了研究河洛学的平台。

（二）洛阳学的提出与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学者岸俊男已提出“洛阳学”这一概念。2010年11月27日至28日，由日本东京明治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主办、日本唐代史学会协办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在明治大学召开。会后，气贺泽保规教授编辑出版《洛阳学国际研讨会报告论文集》，在河南学术界引起反响。

2015年12月23日至24日，由洛阳师范学院与郑州大学主办、韩国历史财团协办的“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在洛阳举行，议题是“国际洛阳学的建构——东北亚视域下的出土碑刻研究”。气贺泽保规教授以《中国中古洛阳与洛阳学的意义》为题发言，指出洛阳学研究极为必要，或许能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2016年3月，河南省社科院张新斌研究员撰写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要旗帜鲜明地叫响“洛阳学”》呈阅件，经院领导推荐，得到省领导李亚的肯定性批示，省社科院遂将开展洛阳学研究与召开洛阳学国际研讨会列入本院重大研究专项，在张占仓院长的组织下，《中州学刊》开设《洛阳学研究》专栏，2016年第12期刊发4篇论文。2017年9月25日至27日，河南省社科院与洛阳市社科联等单位在洛阳举办“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日本、韩国、英国与国内1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会后出版论文集，扩大了“洛阳学”在国内外的影响。

（三）中原学的提出与研究现状

2016年，河南省社科联主席李庚香发表《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从中原发展哲学的视角考察》一文，倡导构建中原学。不久他撰写的《中原学》小册子出版，对中原学创建作了初步构想。 

特别是2019年以来，他为构建中原学“鼓与呼”。于是省内有三所高校成立以“中原学”命名的学术机构，《河南社会科学》《黄河科技学院学报》相继开设有关中原学研究的专栏，迄今已有百余篇相关论文发表。由李庚香、李顺兴主编的《中原学概论》教材洋洋70万言，标志着中原学研究已迈上新台阶。由于“中原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尚处于探索之中”［2］前言，4，李庚香又组织撰写《中原学通论》书稿，以期对中原学有更为完美准确的阐述。2024年3月9日，河南省社科联与河南大学共同主办“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研讨会”，扩大了中原学的影响。

综上所述，河洛学研究有一些论文发表，《河洛文化论衡》一书对河洛学设专章论述。洛阳学的研究仅限于一些论文。二者都没有理论专著面世，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中原学研究起步较晚，却有数量相当多的论文发表，有两种专著出版，无疑走在河南地方学研究的前列。

河洛学以河洛地区为地域范围，以河洛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中原学以中原地区为地域范围，以中原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何以河洛，何以中原，二者是什么关系，是必须廓清的问题，现予以简要阐述。

（一）河洛地区及河洛文化圈

河洛地区是以河流命名的地域。在中国古代，“河”是黄河的专称；洛河则称“洛水”，是黄河中游干流以南的最大支流。由于黄河中游河段与洛河的河道在历史上改变不大，河洛地区范围相对固定。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建国各数百千岁。”［3］3262-3263他又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3］1371司马迁所谓“河洛之间”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就是河洛地区。河洛地区是黄河中游干流与其支流洛河交汇的地区，嵩山周围地区也包括在内。多数学者认为，河洛地区以洛阳为中心，西至华山，东至郑州、许昌一线，北至霍泰山、漳河流域，南至伏牛山、外方山。

河洛地区与河南的关系极为密切。“河南”一词除少数场合指内蒙古河套内黄河以南地区外，均指东西流向的黄河中游干流以南的地区。东周在今洛阳市涧河东岸设河南邑，秦朝改设河南县，楚汉之际建立河南国，西汉改设河南县，又在洛阳县（今洛阳汉魏故城）设河南郡，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则设河南尹。隋大业年间又在河南县设河南郡。唐朝始设河南道，开元年间在东都洛阳分设都畿道，置河南府，而将河南道治所设在汴州（今开封）。元代在洛阳设河南府路，明清以开封为河南省治所，在洛阳设河南府，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初年。总之，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唐代在开封设河南道治所、元明清三代至中华民国在开封设河南省治所外，所有与河南有关的地名都在河洛地区。传统意义上的“河南”即指河洛地区。“河南”长期是洛阳及周边地区的别称。

河洛文化区在地理分布上主要包括黄河中游和洛水流域的广大区域，也就是今河南省的西部、中部、北部以及山西、河北二省的南部地区。河洛文化区可分为核心区与边缘区，还有较大的河洛文化圈。学界认为：“对河洛文化来说，这个标志城市就是洛阳，以洛阳为中心的周边广大地区则是它的核心区。这个核心区包括今洛阳市的全部，东括巩义，东南括登封，南括汝州、禹州，西括三门峡市全部。因为这个区域在洛阳为都时期，这里是洛阳的近畿，它们和洛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河洛文化作为强势的区域文化，对它的周边形成辐射圈，这个辐射圈涵盖了山西南部和河南全部，形成河洛文化圈。河洛学的这种空间界定，是河洛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根本。”［4］903-904

（二）“中原”的地域演变与含义的复杂化

中国古代存在着“择中立国”“择中建都”的传统观念。先秦文献指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5］1108“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6］“中原”一词以地理方位词“中”与地形地貌词“原”命名。“中”即“天下之中”或“土中”“地中”的含义，“原”则是平原、原野。“中原”又称“中州”，与地处九州之中的“豫州”密切相关，也与中原王朝的政区设置有关。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的地域范围有一个演变过程，遂导致其概念与内涵的复杂化。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其一就是“以晋陕豫邻境地区为中心的中原”［7］。中原文化区由严文明先生首先提出，其空间范围大体包括河南大部、陕西关中、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的广大地区［8］。在中国史前时期，中原文化区是指以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邻境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

《尚书·禹贡》托名大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在黄河以南地区设豫州，曰：“荆河惟豫州。”蔡沉注曰：“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条荆山，北距大河。”［9］南条荆山在今湖北省南漳县境内。《周礼》曰：“河南曰豫州。”［10］《吕氏春秋》曰：“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 ［5］608总之，先秦时期的豫州北起河南三门峡至郑州东西流向的黄河，南至今湖北省的荆山（一说汉水），西至华山，东至菏泽（今山东定陶）、孟猪泽（今河南商丘、虞城）。当时黄河下游地区沼泽密布，人口稀少，豫州的中心区在今河南西部。黄河以南的豫州与黄河以北的冀州并称“中州”，即河洛地区，亦即中原地区。可见，先秦时期的中原地区与河洛地区虽名称不同，而实为一地。

先秦时期的河洛地区以洛阳为中心。西周初期周武王以洛阳为“天下之中”，要在此建都。何尊铭文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11］但周武王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周成王时周公“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为天下之大凑”［12］。这就是历史时期最早的洛阳城。洛阳为“天下之中”，其周围地区就是“中原”。这一观念延续久远。

西周建立之初，商王纣之子武庚联合东夷起兵反周，周公出兵东征平定叛乱，在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分封齐、鲁等诸侯国，推行西周的礼乐制度，东夷地区逐渐华夏化，为中原东扩至黄河下游地区奠定了基础。西汉时设立州刺史部，在先秦时期属于豫州的黄河以南地区设立弘农、河南二郡，归属司隶部；又在其东边的黄淮平原地区设豫州刺史部，治所曾在今安徽亳州、河南正阳东北和周口淮阳区，北魏和唐代移至汝南。由于先秦时期豫州地处“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带，汉魏以降移至黄淮平原的豫州仍称“天下之中”，如曾为“豫州”治所的汝南也称“天下之中”，至今犹有“天中山”。豫州的东迁成为中原地区东扩直至黄淮平原的标志。但是前秦和隋代仍在洛阳设置豫州。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成为四方特别是南方居民对原中原王朝腹地的称谓。蜀相诸葛亮的《出师表》言：“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13］此“中原”指以东汉都城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南宋诗人陆游的《示儿》诗云：“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14］此“中原”指以北宋都城开封、洛阳为中心的地区。

总之，魏晋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地域范围已扩大到整个黄河中下游，这就是广义的中原地区。辞书解释说：“中原即中土、中州……古豫州仍被视为九州之中，称之为中原，故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省一带……而广义的中原或指黄河中下游地区。”［15］395-396

（三）河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河洛地区与中原地区的地域大小不同。河洛地区通常指黄河与洛水交汇的区域，它包括今河南省的西部、中部与北部以及山西、河北二省的南部地区。狭义的中原则涵盖河南省全境。河洛地区（或河洛文化圈）比狭义的中原地域范围稍小或相近。广义的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将河洛地区全部包含在内，但河洛地区是中原地区的核心地带。

河洛地区与狭义的中原地区的地域在今河南省的西部、中部和北部重叠，与广义的中原地区则有更多重叠。河南全省都属于狭义的中原地区，也属于河洛文化圈。

在隋唐以前古都洛阳是河洛地区的中心，也是中原地区的中心，中原地区、河洛地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核心区。北宋以降，洛阳仍然是河洛地区的中心城市，但开封则成为中原地区的中心城市。

河洛地区涵盖古都洛阳，中原地区涵盖河洛地区，河洛地区长期是中原的核心区。

河洛学与洛阳学都是在河洛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都以河洛文化为主要研究的对象，二者之间的关系“斩不断，理还乱”，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河洛学与洛阳学的研究都处于起步阶段，学界的认知尚有较大的差异。

河洛学始提出时，其性质是城市学还是地域文化学，学术界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认识。洛阳学的提出划清了河洛学与洛阳学的界限与分野，学术界在河洛学的性质属于地域文化学上基本达成共识。但洛阳学也存在是侧重于古都学还是侧重于城市学的问题。

（一）关于河洛学

河洛学的命题由洛阳学者提出，但他们对其概念和研究对象的认识则不尽相同，存在着建立地方学与城市学之间的纠葛，其认识有一个演变过程。

对“河洛”一词如何理解，直接关系到河洛学的概念问题。在“河洛学”刚提出时，一些学者将“河洛”一词作为“历史上洛阳的别称”，从而认定：“河洛学就是以洛阳历史文化、现代城市建设和未来发展战略作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它是一个融古贯今、展望未来的系统工程。”［16］这一解说将“河洛学”这一概念的空间范围局限于洛阳城，时间则纵贯古今以至未来，实际上是将“河洛学”定性为洛阳的城市学。

 “河洛”一词是不是“历史上洛阳的别称”，现依据文献记载和辞书解释予以简要的辨析。

《辞海》曰：“河洛：1.黄河与洛水，也指这两条河之间的地区。《史记·郑世家》：‘和集周民，周民皆悦，河洛之间，人便思之。’杜甫《后出塞》诗：‘坐见幽州将，长驱河洛昏。’2.河图洛书的简称。《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曹丕《册孙权太子登为东中郎将封侯文》：‘河洛写天意。’”［17］911《辞源》解释与此大体相同，此不赘述。唯《汉语大词典》对于“河洛”一词的解释，除了上述“1.黄河与洛水，也指这两条河之间的地区”和“2.河图洛书的简称”之外，又有：“3.指洛阳。《文选：班固西都赋》：‘盖闻皇汉之初经营也，尝有意乎河洛矣。’唐李善注：‘东都有河南洛阳，故曰河洛也。’唐张说：《龙门西龛苏合宫等身观世音菩萨像颂》‘天下之古都有五，而河洛总其中。’”［18］这一释文当为“河洛”为“洛阳的别称”说的主要依据。

需要指出的是，上揭班固《西都赋》李善注所言“东都有河南洛阳，故曰河洛也”，其中的“河南洛阳”四字是“河南”“洛阳”二县名称，而见载于诸地志。《元和郡县图志》河南府云：“‘洛阳县，赤。郭下。’‘河南县，赤，郭下。’”［19］《新唐书·地理志二》河南府：“河南，赤。”“洛阳，赤。”［20］《宋史·地理志一》河南府：“县十六：河南，赤。洛阳，赤。永安，赤……” ［21］三种志书均称河南、洛阳二县为“赤县”。何谓“赤县”？《通典》曰：“大唐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等之差。”注云：“京都所治为赤县，京之旁邑为畿县。”［22］《辞海》亦言：“赤县：唐宋各代京都所在的县。” ［17］951中古时代京都所在之县称“赤县”。因为东汉以迄北宋时期的京（都）洛阳均设在河南、洛阳二县境内，所以东汉人班固、唐代人张说将“河南、洛阳”二县合称“河洛”，以指代都城洛阳。此“河洛”一词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黄河、洛水”与其交汇之地，亦非河洛地区。因此《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断言：“河洛谓黄河与洛水交汇处及附近之地。”［15］1659

一些学者对河洛学研究仅限于都城洛阳持不同意见，认为河洛学研究的地域应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河洛学的性质是“研究河洛文化及其价值与意义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可简称“河洛文化学”。如徐金星等认为：“河洛文化研究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其前景是将它发展为一门新兴学科，即河洛文化学，简称‘河洛学’。”“所谓河洛学，是指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政治、社会、经济、思想、艺术、科技、工艺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探索其理念及价值和精神的一门综合性学科。”［4］890-891简言之，河洛学就是河洛地区的地域文化学。

后来，原主张河洛学是洛阳城市学的一些学者又对河洛学的概念作了一些修正，将其地域范围由都城“洛阳”改为“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如蔡运章说：“‘河洛学’就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历史文化、现代城市建设和未来发展战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这门学科就是要研究‘河洛’这个特定区域综合体的产生、形成、发展和演变规律的综合性学科。”［23］ 

但是对在河洛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河洛学还是洛阳学，学界仍有不同认识。倡导河洛学的徐金星等认为：“我们如果仅仅建立一个城市学，定名为洛阳学或河洛学，就无法容纳30年来中外学人形成的河洛文化研究成果。因此河洛学不能定位为城市学，只能像楚学、客家学一样定位为以研究区域文化为主的区域学。”［4］913洛阳学的倡导者张新斌则认为：“洛阳长期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的问题搞清了，河洛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搞清了。”“要‘紧紧抓住洛阳这个河洛文化的核心，深化研究，扩大影响’，旗帜鲜明地叫响洛阳学。”他又说，既然河洛学（指古代的河图洛书学——笔者）“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专门学科，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连续千年的研究成果，在古今学界有明确的认知，一旦我们将已经形成共识的河洛文化界定为河洛学，在学界引起混乱与争议是显而易见的”［24］。因此，他主张研究河洛文化，应旗帜鲜明地叫响洛阳学，而回避河洛学。

总之，关于河洛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学术界大体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河洛学以研究洛阳历史文化为基础、以建设有古都风貌的现代洛阳为目的，为洛阳的发展战略制定科学的前瞻性规划，是一种城市学。第二种观点认为河洛学就是以研究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核心区形成的文化，即以河洛文化及其价值、意义为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科，是一种地域学。还有部分学者倾向于把河洛文化等同于中原文化或是狭义的中原文化，将河洛文化研究上升为河洛学。”［4］912

《河洛文化论衡》一书写道：“我们将以河洛文化研究为基础的学科定名为河洛学。其研究对象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河洛文化圈从远古到清末以及现当代的文化，探索其文化精粹和文化演变的规律、价值和功能，同时研究这个时空的文化与之同期的其他区域文化以及国外文化的关系。”［4］912-913这一对河洛文化概念和内涵的认定，可以视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已成为多数河洛文化研究者的共识。

（二）洛阳学的定位与研究侧重

关于洛阳学研究，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对它的认知和研究侧重也不相同。将洛阳学定位为古都学还是城市学，其研究对象与学术内涵则存在差异。

大力倡导洛阳学的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认为：“中国史上到隋唐时代为止，长安（关中盆地）、洛阳（洛阳盆地）总是占据中心地位，发挥了如同车之双轮的作用。”［25］34-35洛阳盆地是中国历史的发祥地，它从远古以迄隋唐都是中国的中心，其历史地位不次于甚至超过长安。“既往以长安为基轴构筑的中国史像，如果以洛阳为基轴重新构筑的话，可以发现中国史崭新的一面，感知更加深厚的中国历史世界的沉淀，并且在探索东亚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26］因此，他主张洛阳学要加强洛阳的历史文化研究，发掘表现“洛阳的历史位置潜藏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力量”［25］。“‘洛阳在中华世界中作为思想观念或者说精神上的象征意义’，是今后要探讨的课题。”［25］37可见，日本学者倡导的洛阳学实际上是“洛阳古都学”，侧重于历史和文化层面，强调探究古都洛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以及国际影响。

河南省社科院的研究者对洛阳学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张新斌说：“所谓洛阳学应该是以洛阳的历史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探索的学问。”［24］张占仓、唐金培等认为：“洛阳学是研究千年帝都洛阳从产生到发展、变迁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学问。”“洛阳学不仅涵盖洛阳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而且涉及洛阳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一个融贯古今、展望未来、多学科交叉、整体性很强的系统工程。”［27］他们提出洛阳学的研究重点：一是洛阳人文地理环境变迁规律，二是洛阳古代历史文化演进及其影响，三是当前洛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四是洛阳未来发展战略研究。他们强调通过对洛阳历史、现实和未来三方面的多学科研究，为洛阳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总之，洛阳学是“帝都学”，也是城市学。

对于河南省社科院研究者关于洛阳学概念与内涵的界定，气贺泽保规教授又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河南省社科院的研究者“对于洛阳学的认识以及价值赋予不够充分，还没有将洛阳的历史地位作为问题意识与洛阳学联系起来。”“彻底探究以洛阳史为中心的洛阳学，无疑具有能够揭示中国文化史本质的意义。”“我认为不要性急地把现在、将来的问题都与洛阳学联系起来。”［25］34-35气贺泽保规主张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待洛阳，研究一些极具价值的课题，如 “唐宋变革大时代中洛阳的地位”“洛阳所具有文化的宗教性”“隋唐洛阳城的构造特质”“洛阳在中华世界中作为思想观念或者说精神上的象征意义”“洛阳与东亚世界（特别是日本的关联）”等，同时要开展以洛阳数量庞大的墓志、碑刻与龙门石窟的文化宗教遗产为基础的专题研究。

 中原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中原学的概念、意义、学科特点、研究视角等。

关于中原学概念，李庚香研究员认为：“所谓中原学，即在地域上以河南为中心，同时辐射广义的中原地区，以中原文化为研究内容……以继承和发扬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现代中国文化为指向，以凝练中原文化精神、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直接目标，以引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追求，构建具有中原特色、时代风貌的‘中原学’。”［28］28要之，他所界定的中原学，地域范围以河南为中心、辐射广义中原地区，研究对象是中原文化。

在中原学的基础理论方面，学术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的见解。“关于中原学的概念，主要有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原学是以中原这一特定地域为研究对象，纵向贯通历史、现代和未来，横向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综合性学科，以张新斌为代表；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中原学应紧紧围绕中原历史文化进行研究，要对其内涵进行清晰的界定，以葛晨光为代表。”［2］30

 “中原”地域范围的认定是“中原学”概念的立足点，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中原学》一书写道：“所谓中原学，即在地域上以河南为中心，同时辐射广义的中原地区。”［28］28《中原学概论》说，中原文化“具有地域文化、区域文化和国家文化、民族文化的复杂定位。在这个意义上，中原学使用的是大中原概念”［2］1。又说：“本书中原学要研究的‘中原’是狭义上的中原（即河南），因为处中原腹地的河南，其全境尽在中原文化的覆盖之中，同时辐射广义的中原地区。”［2］9这一表述似乎在中原地域范围的广、狭二义之间游移不定。但是在同一门学科中，其地域范围应是明确的、单一的，而不能模棱两可。

此外，论者对中原学科群的设置似过于庞杂，尚有可斟酌之处。例如《中原学概论》一书说要“推动洛阳学、开封学、郑州学、南阳学、安阳学、濮阳学、许昌学、商丘学等在内的地方学研究，从而形成中原学的地域支撑和系统体系”［2］4。但是并非所有文化内容均可称学，并非所有地域文化都可上升为学科层面。提出和建立地方学，应恪守的要义有二：一是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二是这一对象具有的学术和（或）应用价值及历史和（或）当代影响十分明显。换言之，“并不是任何地方都有必要建立地方学，因为与同类事物比较的话，客观上就会出现若干差别，这种差别会导致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上的不同，甚至不足。在比较中若处于不太高的位置上，不妨多挖掘本地区某些有特色的事物，努力得出精彩的结果”［29］。另外，《中原学概论》为中原学设置18个子学科，作为中原学的研究重点，但这一设置未必允当。例如，在这些子学科中没有“中原历史学”。我国先秦时期的文化原典大多出自中原地区，中原王朝很早就建立了史官制度。在我国的“二十四史”中，《汉书》《三国志》《魏书》《旧唐书》《新唐书》都在中原地区修成，《南史》《北史》由中原籍学者修撰，《资治通鉴》也在中原地区修成，中原学的子学科中似可增加“中原历史学”。再如，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铜器时代的标志，安阳殷墟青铜器则代表着中国青铜文明的高峰。秦汉时期中原的钢铁冶铸规模与技术领先于国内外。但是该书设计的子学科中却没有“中原冶金学”，也应该补上。

笔者以前曾认为，河南地方学以河洛学、洛阳学、中原学三个学科出现，容易造成研究力量分散，不能形成合力，不利于地方学的创建与发展，难以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影响，因此需要予以整合。在这三个学科中，洛阳学与河洛学虽然在学科性质与地域范围上有所不同，但研究内容具有更多的重合与共同点，可考虑将洛阳学与河洛学整合为一。现在仔细斟酌，三个学科都有各自存在的理由。河洛学与中原学都属于地域文化学，但在研究的范围上有大小之别；洛阳学是一门古都学、城市学。三者都很重要，而不可或缺。

地方学的概念和内涵界定不仅涉及该学科立足的地域范围，也涉及学科设立的意义，尤其是学术研究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学术研究应否为现实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的问题。笔者认为，地方学的设立自然应为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但也不应局限于此。例如国家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组织多学科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以增强公民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具有重大政治、文化意义的举措。同样，深入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廓清当地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是为现实服务，也很重要。古都洛阳在中国古代史上的地位、对亚欧大陆产生的国际影响，已引起外国学者的重视，河南、中国的学者岂能对此熟视无睹、不甚了了。研究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增加当地的知名度，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也是为现实服务。同时，地方学研究是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文化支持与理论支撑，还是将当地的规划设计、发展蓝图都纳入研究范畴，也需要深入探讨和准确把握。

河洛学和洛阳学的研究应组织力量攻坚克难，在深入研究河洛文化、洛阳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在学理上进行开拓，撰写出版高水平的“河洛学概论”“洛阳学概论”之类的专著，以完成学科理论的构建。河洛学、洛阳学与中原学的地域范围与研究重点，也是需要高度关注与继续探讨的问题，现分别述之。

（一）关于河洛学

河洛学是以河洛地区为特定研究区域、以河洛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河洛学本身的内涵、对象和范围仍需界定清楚。

河洛地区在自然地理方面是黄河与伊洛河交汇及其附近地区，文化地理方面则属于河洛文化区或河洛文化圈。洛阳是河洛文化区的中心，洛阳的历史文化自然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内容。但因洛阳学承担着都城洛阳的历史、当代与未来发展的研究，为避免重复，河洛学应侧重于河洛文化的研究。

在中国古代，河洛地区已有两个文化学科存在：一是河图洛书学，简称河洛学；一是洛学，即北宋程颢、程颐创立的理学。二者是河洛地区带有标志性的文化现象，但非河洛文化的全部。我们今天重新构建的河洛学，其研究对象是河洛文化的整体，而且对于“文化”这一概念取其“广义”，即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

河洛学是对河洛文化的综合研究，包括河洛地区的考古发现、历史遗迹、神话传说、思想学术、宗教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等。河图洛书与二程洛学作为河洛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应予以足够重视。通过这些研究，揭示河洛文化独特的精神内核，以及它对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此外，河洛学还要研究以下内容。一是河洛地区的民族问题。河洛地区是华夏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史学家蒙文通称华夏部族为“河洛民族”。后来四裔族与华夏族逐渐融合，至汉代逐渐形成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魏晋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多次南下，导致河洛地区大批汉人南迁，并与当地原住民融合，逐渐形成客家民系与闽南民系。他们以河洛地区为其祖根地，自称“河洛郎”。河洛文化在我国港澳台地区乃至东南亚有很大影响。研究河洛地区华夏部族、汉民族的形成，汉民族南迁与客家、闽南诸民系的关系，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二是河洛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的核心地区。在距今6000年至55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河洛地区创造了辉煌的彩陶文化，出现中心聚落等文明的迹象。距今5300年前后，河洛地区的文明进程进入加速期，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分化扩大，私有制发展，出现国家机器的雏形，进入古国阶段。龙山文化末期，大禹因治水成功得到人民的拥戴，在豫西地区建立夏朝，中国历史进入王朝时代。偃师二里头遗址标志着河洛地区华夏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西周王朝在洛阳盆地营建成周洛邑，作为统治关东广大地区的政治中心，又在此制礼作乐。河洛学研究应深入探讨河洛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揭示河洛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二）关于洛阳学

洛阳号称“十三朝古都”，在全国建都时间最长，和西安、北京同为中国历史上三个最有影响的都城。约从公元前1700年夏王朝在洛阳盆地的偃师二里头建都至公元960年北宋建首都于东京汴梁的近2700年中，洛阳作为中原地区乃至全国的中心长达1700年，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洛阳也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国际性的大都市。洛阳是河洛地区的中心，也长期是中原地区的中心，如今仍为河南省的副中心城市。长安学、北京学已创建在前，洛阳学创建与研究也势在必行。

关于洛阳学的地域范围，应考虑夏、周、东汉、魏晋、隋唐、北宋诸代洛阳作为京都时的京（都）“赤县”“畿县”，都城不在洛阳时应以设在洛阳的河南郡、河南府地域为范围。其地域最小时西至新安，东至巩义，北至黄河，南至汝州、登封一带；较大时则北逾黄河包括焦作、济源一带，西抵灵宝。

笔者认为，洛阳学的性质属于城市学，应研究洛阳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阐述洛阳城市产生、发展、演变的轨迹及其规律。但洛阳不同于上海、天津等近代兴起的城市，它是中国的大古都，洛阳学也是一门古都学，应将洛阳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作为研究重点。深入探讨夏代后期的偃师二里头都邑、周代的成周洛邑、东汉魏晋的洛阳城、隋唐东都与北宋西京的历史演进，说明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及对周边国家和亚欧大陆的重要影响。

（三）关于中原学

中原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是对中原地区进行全方位的研究。中原学的内涵丰富，包括中原地区的历史演变、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结构等。中原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构建全面、系统的中原文化研究体系，强调对中原地区整体发展脉络和多元文化要素的综合把握。要廓清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挖掘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归纳中原文化精神对当代社会发展的启示。 

关于中原学的地域范围，由于中原地域范围本身的不确定性、非唯一性而难以界定，学术界认识尚不统一。笔者以为，建构“中原学”，如果地域范围过于宽泛，则可能大而无当，研究难以实施。广义的中原地区指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涉及若干省市。中原学若以此为立足点，研究内容会与周边省份重复、交叉，可能 “越俎代庖”，导致研究力量分散或学力不逮。中原学的地域范围应以今河南省辖境为主而稍加扩展。2012年国务院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指出：“中原经济区涵盖范围包括河南省全境，河北省邯郸市、邢台市，山西省晋城市、长治市、运城市，安徽省淮北市、亳州市、宿州市、阜阳市、蚌埠市、淮南市凤台县、潘集区，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和泰安市东平县，共涵盖30个地级市和3个县区。”［30］中原学的地域应以中原经济区的范围为宜。中原地区又可分为核心区与边缘区。中原核心区“专指河南省的中西部，北至黄河以北太行、王屋山南麓，西以崤山与三门峡为界，南至伏牛山以北，东到焦作、郑州、许昌、漯河一线的豫东平原西部”［31］。中原学应以此为研究重点。

关于中原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中原学的倡导者以为，“‘中原学’不仅要研究中原传统文化的内涵、发展历程与特质，实现中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要研究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推进中原发展的理论创新，引领时代思潮，构建‘中原学’与当代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并要“建设中原发展哲学”［28］29-31。强调中原学研究不是纯学术研究，不仅关注传统，也关注现实，要研究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当代中原地区的发展前景，推动中原发展的理论创新。

研究中原文明是中原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应该高度关注。考古学家严文明曾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比作“重瓣花朵式”，这一格局“有主有次，‘花心’就是中原，‘重瓣’就是与中原分层联系的周围文化……我们会发现早期中国的‘一体’格局实际上有过一个较长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且在绝大多数时间段存在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这个中心。”［32］距今5000多年前，庙底沟类型文化作为仰韶文化的高峰开始向周边辐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格局开始孕育。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时代，周边文化的先进因素开始向中原地区汇聚。距今4300~4100年，长江中下游文明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进入邦国文明社会。距今3800年，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开启中原王朝引领的一体化进程。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早期发展时期，中原地区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明和礼乐文明。中原学要着力研究中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道路与模式，及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