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全海：中原学生成与构建的层累递进趋势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但并非所有创新都有幸“独辟蹊径”，言他人所未言；大多情况下初始概念的命名、初始性知识的积累在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原创意义，兴许留下学术痕迹，之后的参与者、后继者，更多是由“因”到“创”，或先“述”而后“作”，或“详人之所略”。学术史的意义则是对由“因”到“创”的过程进行回望与研究，总结学术发展大势，探索未来研究方向。中原学，是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背景下，中原学人于2016年提出的具有浓郁中原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开放性交叉学科，至今已迈入第10个年头。人说“十年磨一剑”，本文更愿意把其中的“磨”字理解为用以对创业者艰辛历程的记录。在此，从中原学生成与构建的层累递进趋势中总结中原学10年发展史，不仅承担有回答中原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学术史追求，还有意向学界诉说中原学人为之付出的艰辛与执着。钦佩他们在“学界不承认”的氛围中勇毅前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出“中原之声”。

“中原学”从一个名词、专业术语到学科概念最早出现在2016年，而于2015年列入“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的郑州大学“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就其学科方向、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而言，与“中原学”之间已经是学科之实与学科之名的关系；这一学科“实名”关系的起点，是2003年获批为河南省首批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发展研究中心”。因此，2003年至2016年，是从中原学之实到中原学之名的生成期。

关于中原学生成的逻辑起点，目前存有不同认知。其中，张新斌认为，2016年“中原学”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术概念被提出，绝不是学者的临时动议与一时兴起，在此之前已经历了起步、尝试、准备三个阶段；并在“中原崛起”背景下，把2003年7月河南省委七届五次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正式向全省人民发出了“实现中原崛起”的号召，作为中原学正式实施之前的尝试阶段。而在中原学历经3年的发展后，李庚香仍认为他提出“中原学”的思想萌芽孕育于2011年3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看来李庚香、张新斌的中原学学术史溯源，更关注于中原学生成的学术背景或学术发展的“外缘性因素”。若从中原学生成的内缘性动力出发考察，则可把中原学的生成概括为“先有学术之实而后有相应之名”。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诸子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生成和发展史，子学、玄学、理学等专门术语或通行称谓，都相对晚出。最典型的是，1936年汤用彤在北京大学讲授“魏晋玄学”课之后，学界才习惯于统称魏晋思想为“魏晋玄学”。“敦煌学”，因1930年陈寅恪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到“敦煌学”后，在学界广为流传，但敦煌学史要追至1909年罗振玉等著名学者在北京抄录伯希和随身携带的敦煌遗书。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为“先有学术之实而后有相应之名”。中原学概念亦属相对晚出。当我们依据中原学的学科属性、研究目标及其生成的内源性因素，从2016年向上“逆推”中原学生成之逻辑起点时发现，2003年11月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获批河南省首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是一个关键节点，对中原学的生成具有标志性意义。该研究基地是在原中原文明研究所的基础上，整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学科力量成立的从事中原文化研究的专门性学术研究机构。与之相关的是，2008年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也获批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该研究基地主要开展“中原考古与早期中国研究”和“中原文明传承与发展研究”。

当我们以郑州大学两个研究基地的获批为关键节点进行考察时发现，从2003年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获批河南省首批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到2015年郑州大学“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被列入“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一期A类特色学科（群），再到2016年“中原学”概念提出，均以中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打造“一流学科”为建设目标，前后一贯，其来有自。一方面，两个研究基地的获批改变了以往以学科命名研究平台的思路，转而以问题设定研究对象、以解决问题为研究目标，突出问题意识，强调多学科综合研究，与之后国家推动的“一流学科”建设不谋而合。另一方面，郑州大学通过整合两个研究基地学科方向申报的“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于2015年被列入“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一期A类特色学科（群），是中原学生成的又一个关键点。只是“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与“中原学”之间，前者在学科化进程中尚未进入“抽象化”和“概念化”阶段，未能像同时被列入“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建设工程”的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学科群那样，从中提炼出“黄河学”学科之名。中原学不仅把“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的学科方向一并纳入研究范围，还以回应河南发展的现实期待为研究旨趣，表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方向感。所以，2016年“中原学”概念提出之前，“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已具有了中原学之实，而“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的学科起点，是2003年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获批为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因此，2003年至2015年，中原学尚处于无学科之名阶段，可称为中原学前史。

总之，在确定中原学生成的逻辑起点、追寻中原学之实时，首先要界定中原学与中原文化研究的区别，前者为学术形态，而非普遍意义的思想与文化形态；其次要厘清中原学与中原学传统形态的本质差异，前者为学科，而非一般意义的学问与学术。至于有学者认为，既然中原学是研究中原历史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学问，那么中原学生成的逻辑起点或萌芽期应当从中原与中原文化的研究之时开始算起，这种观点可能淡化了中原学学科与中原文化研究的区别。因此，有学者把从“三代”到明清，古代中原学术在不同时代表现出的不同的学术形态称为中原学的学术支点或学术支撑，而不列入中原学的学科范围，意在区别中原学传统形态与中原学的学科属性。

2016年，“中原学”学科概念被首次提出，第一部中原学研究专著——《中原学》出版，“中原学”学科建设研讨会首次召开，推动中原学学科定位从中原发展哲学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原品牌转变。因此，2016年被称为中原学元年。

“中原学”概念提出之初，有两个各自独立的学术背景，或者说存在不同的学科定位。先是2016年6月，李庚香发表《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从中原发展哲学的视角考察》，在中原发展哲学视角下提出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其首次使用“中原学”学科概念，至于“一流学科”，应出自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如上所述，李庚香打造的“中原学”，萌生于2011年3月7日习近平同志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积极推进具有中原文化特质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形成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进的文化发展哲学”。因此，此处的“中原学”是在中原发展哲学的理论框架下构建的，包括中原发展哲学的历史文化渊源、核心内容与学科形态、基本范畴等理论架构。同年7月，魏一明、张占仓发表《努力肩负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一文，提出在整合中原文化、河洛文化、殷墟文化、黄河学、洛阳学、两宋论坛等研究力量的基础上，推动中原学研究，努力打造中原学派，服务中原人民，也使用了“中原学”概念。不过魏一明等于此处提出中原学，并非将其作为一个特殊的学科概念加以强调，重点是通过中原学研究，“打造中原学派，服务中原人民”。以中原发展哲学为核心建设“中原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繁荣中原哲学社会科学，都是提出“中原学”概念的学术背景，但没有证据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彼此影响的关系。

“中原学”提出之初各自独立的两个学术背景，在同年召开的“塑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原品牌与‘中原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呈现出彼此融合的趋势。为推进中原智库建设、塑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原品牌，2016年12月23日，河南省社科联在郑州召开“塑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原品牌与‘中原学’学科建设”座谈会，李庚香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强调，“建构中原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河南探索，是省社科联的艰辛原创”。至2017年5月17日，河南省社科联课题组公布的研究成果《贯彻“5·17”重要讲话精神，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原品牌》，将关于构建中原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表述为，“构建中原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讲话精神，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河南探索；是推动中原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深入拓展中原文化研究，打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原学派’的重要尝试”等。此时中原学的研究取向，明显地由中原发展哲学转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品牌”，并将之确定为中原学的学科定位；河南省社科联自然成为中原学研究的主要平台。所以，2019年李庚香指出“中原学的思想萌芽于2011年3月7日，形成于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时”，意在强调中原学的学科定位，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品牌。

中原学两个学术背景趋于融合的趋势，在“中原学”概念提出后学界的最初回应中也得到验证。中原学的第一篇回应性研究，是张新斌于2017年发表的《中原学探论》，该文认为中原学是中原文化研究的深入；将“中原学”概念的提出定位为李庚香关于中原文化的研究成果，继在《中原文化精神》中提出“文化河南”概念之后，又一全新学术概念；其在中原学的基本定义、基本概念及中原学学科特点和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接受了李庚香《中原学》一书的观点。中原学第二篇回应性研究，是李龙于2018年发表的《“洛阳学”与“中原学”内涵关系探析》，该文认为，虽然历史上无“中原学”概念，但事实上“中原学”是存在的，厚重的中原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原应有学；关于中原学的定义，李龙引用的也是李庚香在《中原学》一书界定的“构建具有中原特色、中原根脉、中原气魄的中原学”。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原学的最初回应性研究，分别引发了2017年至2018年从中原学概念解释向理论体系建构延伸、从中原学相关学科向中原学派延伸这两个核心议题。

2016年之所以被称为中原学元年，一是正式提出了“中原学”概念，并将中原学学科定位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品牌；二是第一部中原学研究专著——《中原学》正式出版，强化了2016年在中原学学术史上的地位。2017年、2018年，中原学不仅得到中原学界的最初回应，还引发了之后中原学研究的两个核心议题。因此，2016年至2018年在中原学发展史上具有阶段性意义。

2019年至2023年，是中原学构建的第一个环节。“中原学”概念的提出及学界最初的回应性研究，都是从概念解释出发的，至2019年《河南社会科学》开设“中原学专题研究”始进入理论体系集中构建阶段，至2023年《中原学概论》出版时，大部分研究成果以相对规范的学术话语进入《中原学概论》之“中原学导论”，固化为中原学理论文本。

2016年至2018年，最先进入中原学解释文本的是“中原”“中原文化”“中原学”三个概念。李庚香就是通过对“中原”“中原文化”的界定建构中原学的。他说“中原”一词作为地域之名，意为天下之中。广义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狭义中原仅指河南。中原学主要从狭义上的中原立论，同时辐射广义上的中原地区。“中原文化”即中原地区的文化，指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既是一种地域文化，也是其他地域文化的源头。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中原学”以中原文化为研究内容，以河南乃至全国的中原文化专家为研究主体；建设中原学学科的意义，在于整合各学科中的中原文化研究力量，引导中原文化研究方向，将多学科方法集中于中原文化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中，从而拓展中原文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2017年，张新斌在“探论”中原学时，也是从中原区域概念界定开始的，他认为“中原是一个以河南为中心的相对区域性概念”，一般有广义与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中原，是以河南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的中原，也即今河南。至于“中原学”，他认为“中原学就是研究中原的学问”。2018年，李龙在比较“洛阳学”与“中原学”的内涵关系时，称“中原”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自春秋时期出现至明清时期，其指代区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但河南始终是中原的中心区域，以至于“中原”成为河南的代称。他指出中原地区自夏到北宋，长期是我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中心，“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干与核心，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处于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原学”研究的地域范围则既可以是狭义的中原地区，即河南省，也可以指广义的中原地区。相对于李庚香、张新斌对“中原”“中原文化”“中原学”三个概念的解释，李龙更强调历时性过程及弹性特征。

2019年是中原学理论体系构建的关键之年，标志性事件是《河南社会科学》开设“中原学专题研究”，发表多篇中原学研究专题论文。其中，“新时代中原学学科体系之基础理论构建”栏目“主持人语”呼吁，中原学历经3年的成长，产生一批较有价值的成果后，“研究的内容和范围还需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还需进一步创新和丰富”等。栏目主持人关注的中原学研究内容与范围、研究方法与手段等，均属学科基本理论范畴；2019年《河南社会科学》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标志着中原学研究主题已集中在学科理论构建上，并呈现出从概念解释到理论构建的四种趋势：

其一，由中原学的定义到中原学研究对象的构建。宋朝丽、汪振军在构建中原学基本理论体系时，从中原学的地方学属性出发，认为中原学应以中原地区整体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他们承认中原学研究对象包括中原文化研究，但中原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目的是解决现实问题，由此厘清中原学与中原文化的区别。赵炎峰认为中原学既然是研究中原的学问，其研究对象至少应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物化的中原，即作为空间地理区域的自然特征及外在的物质风貌；二是历史与制度的中原，即作为历史文化符号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史；三是人化的中原，主要指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社会心理等人文情态。后来，张新斌在学科框架下，将中原学主要研究对象划分为基本问题研究、核心问题研究、主要问题研究三大板块。

其二，由中原学研究对象到中原学具体研究内容的构建。根据中原学研究对象，赵炎峰提出中原学的具体研究内容，可以在两个维度、四个视角结合中展开。首先是空间维度上的主体性视角与比较性视角的结合。主体性视角主要强调“中原”区域作为一个历史和现实对象的独特性；比较性视角表达的是中国视域下的中原学及其与其他中国区域学派的异同关系。其次是时间维度上历史性视角与发展性视角的结合。历史性视角主要回答中原学从哪里来，包括中原学传统形态；发展性视角则是解决中原学到哪里去的问题。宋朝丽等也是从时空维度构建中原学具体研究内容的，但其强调的是中原作为一个区域综合体各要素的结构。他们认为中原学可以依据中原区域综合体的结构要素，以学科为本位，所有相关学科各自规划本学科领域的研究主题或研究目标；于是就有了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中原学研究内容、区域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原学研究内容、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中原学研究内容等。

其三，由中原学学科属性到中原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的构建。研究范式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标志，中原学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必须有自己的研究范式。田宪臣于2019年最先提出建构中原学研究范式的必要性，以及建构中原学研究范式的价值标准、理论基石、历史基础、方法进路和论域张力等。紧接着是赵炎峰鉴于目前中原学研究大都基于各自学科立场及其学科理论与方法各说各话，未能在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中形成中原学自己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这一问题，建议从问题引导和比较研究两种方法进路，提炼出具有独具中原学品格的学科方法论。赵炎峰还从中原学学科属性出发，探讨中原学在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和制度化方面的合法性问题。与此同时，宋朝丽等依据中原学的“软”学科属性及其应用性学科特征，提出多样性的研究方法，包括历史脉络追溯法、结构过程关联法、整体关联分析法，即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其四，由中原学的地方性定位和研究目标到中原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李庚香在2019年论述“走进新时代的中原学”时提出，中原学要在打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原品牌上破题，就必须探索构建中原学知识体系。任何一种文明、一个学科，没有知识体系，就没有公共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他认为构建中原学，就是构建中原地方性知识体系；要探索构建中原知识体系的路径，就必须加快构建河南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坚定不移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重点工程建设、重要基地建设和重点平台建设等。赵炎峰也依据中原学的地方学定位，提出从中原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解构中原地方性知识，包括展现中原时空样貌的物质存在，反映中原人民生活方式的农耕文化，以及抽象中原人文精神的中正与包容等多样化知识，涉及对中原区域性一般知识和区域空间结构性知识的概括与整合。

应该说中原学的理论体系构建在2019年基本完成。从中原学之命名、定义、内涵及相关概念的界定，到中原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等基本理论的诠释，基本达成学界共识，并以学术话语的形式进入《中原学概论》之“中原学导论”，固化为理论文本。为后继者提供了一个可供遵循的“典范”，同时也留下了无数的新问题，让后来者可以继续研究下去，甚至形成一个研究传统，在此意义上《中原学概论》的出版具有学术史意义。2020年周书灿、罗诗谦发表《中原学若干基本问题再思考》，张新斌发表《中原学关联学科的讨论及学科体系的初步架构》等，在学科体系背景下讨论的中原学理论问题，基本上未超出2019年之前的理论构建。

2020年至2024年，是中原学理论体系构建完成后中原学构建的第二个环节。这一环节总的趋势是从研究中原的学问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学派延伸，以中原地方之学表达国家话语，可称其为中国的中原学。其间先后出现的中原“五方之学”“中原国学大学科群”“中原特色学科群”及中原学关联学科等概念，在共同的问题意识下，凝聚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学派。

“中原学”提出之前，河南省高校已经出现的郑州大学“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学科群，彼此之间并未产生横向联系；至2017年9月，河南省社科院等主办的“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洛阳召开，李龙的参会论文《“洛阳学”与“中原学”浅议》于2018年以《“洛阳学”与“中原学”内涵关系探析》为题发表，中原学研究率先延伸至洛阳学。2019年，《河南社会科学》开设“中原学专题研究”，主持人在栏目“主持人语”中，不仅首次提出中原学研究将达成中原历史文化研究“三驾马车”（黄河学、炎黄学、洛阳学）“三家归一”、“鼎盛中原”之盛景，还在学脉上把中原学界定为肇始于伏羲时代的易学、先秦时期的中原道学、宋明时期的中原理学，是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接着讲”。但中原学与如此这般新、旧之“学”是什么关系，彼时未及界定。

2020年至2021年，关于中原学与相关学科关系的界定，先后出现“中原国学大学科群”、中原学“关联学科”和中原“五方之学”三个概念。2020年8月，宋争辉发表《构建“三位一体”的中原国学大学科群》，把河南省为对接国家“双一流”建设、立足区域文化资源优势、服务国家重大文化战略，于2015年将郑州大学“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学科群列入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以及于2020年将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学科群纳入河南省特色骨干学科这一现象，称为“一个以中原学、黄河学、炎黄学为支撑的具有鲜明中原地域文化特色的大学科群格局正在形成”；三个中原特色鲜明的学科群之间彼此涵摄、互益互补，并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构成一个有机体。同年10月，张新斌发表《中原学关联学科的讨论及学科体系的初步架构》称，在中原学提出之前，河南相继出现的甲骨学、黄河学、炎黄学、洛阳学等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学科，为中原学关联学科；其中，甲骨学是最有中原特色的专门学问，黄河学是以中原为核心的综合学问，洛阳学是由国际到国内的地方学问，炎黄学是以根源为切入点的新国学。中原学与关联学科之间，中原学既包含了关联学科的重要研究内容，更因兼具中原文化与中原发展两大学术命题而最具活力。因此，他认为“以中原关联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建立，将极大丰富中原学的内涵”。2021年8月，李庚香发表《中原学与河洛学》，在界定什么是中原学时提出“中原学实际上是五方之学”，包括时间轴上的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以及空间轴上的河洛学、黄河学。

李庚香从2020年9月至2021年10月，先后对中原学与二程理学、殷商学、新宋学、河洛学、炎黄学、新理学之间的关系展开专题讨论。其中，因二程是宋明理学、程朱理学的核心人物，故其认为“二程理学是中原学研究绕不开的高原和高峰”。构建殷商学，就是要研究中原文化之根、中国文化之魂；殷商学“是中原学学科体系中的源头性学科”。宋学是中华民族的第五次思想重构，对中华民族意义重大；中原学的古典形态到了宋代实际上就完成了，因此“在中原学知识体系中，炎黄学是开端，新宋学是终点，新宋学在中原学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炎黄学的研究对象炎黄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源头和象征，中原学的研究对象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干，“炎黄学与中原学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两者在中国文明早期起源、文明演进路径等方面高度重合。至于中原学是对新理学的“接着讲”，主要是要讲好“以马释中”的故事、“旧邦新命”的故事和“仇必和而解”的故事。河洛学与中原学，从区域范围和研究内容上讲，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河洛学是中原学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力的一部分，是中原学桂冠上最灿烂的明珠”。如上所论，中原“五方之学”的指称虽有变动，但所涉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基本不超出中原文化的内涵。因此，中原“五方之学”是指在知识体系上，中原学可以被称为统领中原历史文化研究的“五方之学”。其实，“五方之学”的核心，仍然是中原历史文化研究的“三驾马车”；殷商学和新宋学尚未完成学科化进程，起码在制度化意义上并非“学科”。

最初有学者提出中原历史文化研究的“三驾马车”时，笔者认为，以黄河及其流域为研究对象的黄河学、以炎黄二帝及广义炎黄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炎黄学，其学科标识在时空范围和学术影响力等方面已超出狭义中原的含义；若仅仅是作为研究中原的学问，中原学已无力容纳黄河学和炎黄学的全部内容。因此，在2021年中原学理论研讨会上，笔者把郑州大学“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河南大学“黄河文明”学科群、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学科群和安阳师范学院“甲骨文信息处理”学科群，称为中原历史文化学科化的“四大学科群”。“四大学科群”学科称谓虽不相同，但均以中原文化之核心内容为研究对象，且拥有共同的研究平台，即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和特色骨干学科。2023年《中原学概论》出版后，因中原学已从知识体系到制度化意义上完成了学科化，名实兼备，笔者把“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及中原学、“黄河文明”学科群及黄河学、“炎黄学”学科群及炎黄学，称为中原特色学科群，并在共同问题意识下，将其凝聚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学派。

《中原学概论》出版时，中原“五方之学”成为“中原学的五大支柱学科”，仍有学者认为中原学与洛阳学、炎黄学、黄河学等关联学科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一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在此背景下，李庚香在2024年3月9日“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研讨会开幕式上表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河南实践，就是在中原大地掀起研究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热潮，推进世界中国学视野下中原学建设，打造中原学学科群，形成中原学派。至此，与中原学紧密关联且具有浓郁中原文化特色的黄河学、炎黄学、河洛学等相关学科，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地方性实践中，共同凝聚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学派。就中原学派本身而言，基本实现了以中原本土学科资源、中原学术共同体和中原相关文化研究，表达国家话语，既是中原的，也是中国的。此时的中原学是中国的中原学，并非仅仅是中原地方之学。

2023年至2025年，是中原学构建的第三个环节。伴随着中原学国际话语体系的建构及国际化传播，在《中原学概论》出版后，国际化传播成为中原学研究与发展的基本趋势；中原学从研究中原的学问延伸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学派后，再次向世界的中原学延伸。

最早在全球视野下专题探讨中原学开放性特征的是笔者于2019年发表的《中原学的地域性与开放性》。该文认为中原学的三个核心概念即“中原”“中原历史”“中原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开放性禀赋。笔者据此建议中原学研究，“要超越地方性知识的记录与描写”和地域性局限，“要主动担当国家使命、表达国家话语和全人类共同关心的话题”。然后是刘辰辰、王明钦的《中原学的发展与传播研究》，其建议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对学术的赋能作用，建立专门的中原学学术网站与数据库，整合学术资源，传播中原学学术作品，打造中原学学术IP，构建具有中原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以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丰富国际传播话语体系，找准中外文明的话语共同点，画出中外交往最大同心圆。2023年11月24日，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希望各国专家学者当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不断推进世界中国学研究，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为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注入思想和文化力量”。之后，推动中原学从中原之学走向中国之学、世界之学，成为《中原学概论》出版后中原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为顺应中原学发展大势，李庚香率先提出“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就是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探索”，“中原学要在新时代中国学、世界中国学视野下定位、与之对标对表”。为达此目标，2024年3月9日，由河南省社科联和河南大学联合主办的“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研讨会在河南大学郑州校区举办。李庚香在会议开幕式上表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面向世界，就是要建构世界中国学；面向中国，就是要建构新时代中国学。中原学建设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河南实践”。上海社科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沈桂龙研究员以《“中国学回到中国”与中原学的国际视野》、河南省社科院张新斌研究员以《世界中国学与世界的中原学》为题发表主旨报告。会后，《河南社会科学》组织“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笔谈）”，刊登李庚香《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全球视野与地方实践》和沈桂龙《中原学发展应有国际视野》等笔谈文章。李庚香在文中提出，对于河南来说，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地方实践，就是要建设中原学；中原学的知识体系涵盖了中原历史文化和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内容，既有“老家河南”，又有“出彩河南”；包括时间维度上的伏羲学、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和冯友兰新理学以及空间维度上的河洛学、新时代黄河学。沈桂龙在文中指出，中原学是世界中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中国学彰显中国特色不可替代的独特部分；要在世界中国学视野下加强中原学研究，就不能桎梏于封闭性的区域空间，而应该具有国际视野；通过比较研究，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扩大中原学国际传播。

随着世界中国学视野下中原学研究的深入，中原学的国际传播问题逐渐集中在构建中原学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在世界中国学视野下提升中原学国际影响力两个方向。中原学的国际传播就是学术“预流”，即参与国际学术竞争；任何一种学术，要想通过国际学术竞争跻身世界主流，成为国际学术的“预流者”，首先“一定要用世界性的学者能够看得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对此话题的展开，得益于外国语言学专业学者的介入。最早探讨此话题的是，陈海英于2022年关于中原学话语体系对外传播的研究。其建议通过合理翻译，塑造中原学对外话语体系，并以多元化传播策略，讲好河南故事和中国故事，在国际学术话语场中发出中原学自己的声音。接续此话题的是焦丹、苏铭的相关研究。他们曾于2023年以中原文化外译及效果为例，探索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有效途径。次年焦丹开始中原学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构建及生成路径研究，她认为目前中原学尚未构筑走向世界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议从话语生成、话语翻译、话语传播和话语接受四个层面构建中原学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提升中原与世界各国的沟通能力，传播好中原声音，提升中原学国际形象，推动中原文化“走出去”。关于如何提高中原学国际影响力，最新成果是沈桂龙的相关研究。2024年3月9日，沈桂龙在“世界中国学视野下的中原学建设”研讨会上明确提出中原学发展要有国际视野。2025年年初其与杜慧中联合发表《世界中国学视野下中原学的演进与传播》，文中指出早在20世纪前，中原文化已成为世界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关注点；因此，中原学的发展、演进是世界中国学发展的必要补充，而世界中国学的发展演进也为中原学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更宏大的视野。他们认为只有通过诠释中原学的“世界性”、凸显中原学的“中国性”，以中原学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中原学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之学、世界之学。张新斌从世界中国学建构过程受到启发，进而对中原学的国际化提出更高期待，“中原学不仅要成为世界的中原学，还有望成为世界中原学”。

中原学国际化，确实是《中原学概论》出版后，中原学研究的基本趋势或最新动态，当然也是构建中原学的重要目标。不过，中原学的国际化或中原学走向世界，现在仅仅是刚刚起步，其间路程是非常艰辛甚至是曲折的；敦煌学走向世界的实践表明，要推动中原学走向世界，达成“中原在中国，中原学在世界”之学术成就，除努力建构中原学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积极主办或参与有国际学者参加的中原学国际研讨会外，最根本的还是要不断推出具有世界意义、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创造性成果。

从中原学生成与建构的层累递进趋势回望中原学史，可以非常清楚地将中原学的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原学前史（2003—2015年）。中原学的生成没有在概念上经历从一个名词到专业术语再到学科名称的过程，而是从中原学之实到中原学之名。其中，2015年郑州大学“中原历史文化”学科群被列入河南省优势特色学科（群），是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一方面，“学科群”与“中原学”之间实际上已是学科之实与学科之名的关系；另一方面，“学科群”的起点是2003年获批为河南省首批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第二个阶段即从中原学之实到中原学之名（2016—2018年）。其中，2016年“中原学”概念被首次提出，第一部中原学研究专著即《中原学》出版，成为中原学生成的标志，故该年被确定为中原学元年；中原学概念的提出及学界的最初回应性研究（2017—2018年）最终确定中原学的学科定位，历经3年之后中原学才名实相符。第三个阶段是中原学理论体系构建阶段（2019—2023年）。以2019年《河南社会科学》开设“中原学专题研究”为标志，中原学进入理论体系集中构建阶段。2023年《中原学概论》出版，标志着中原学理论体系的文本固化和“典范”确认。第四个阶段即从中原学相关学科到中原学派（2020—2024年）。几乎与中原学理论体系构建同时进行，所不同的是研究目标和问题意识的提升与延伸；总的延伸趋势是，中原学从研究中原的学问延伸为以中原地方之学表达国家话语，进一步明确中原学是中国的中原学，而不仅是中原地方之学。第五个阶段为从中国的中原学到世界的中原学（2023—2025年）。《中原学概论》出版后，中原学的国际化成为研究热点，预示着中原学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原学，这个过程刚刚开始。

上述五个阶段中，第一、第二阶段为中原学生成时期，第三、第四、第五阶段为中原学建构的三个环节。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原学基本理论构建过程中，虽然中原学知识体系也是重要内容，但目前已取得的成果基本停留在对区域性一般知识和区域空间结构性知识的概括与整合上，未能触及对前人关于中原地方性知识的建构成果进行再建构，即把中原区域性一般知识、传统形态的学术知识建构为学科知识。关于中原学从研究中原的学问到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原学派，目前只是在研究主体、学科平台、研究内容和问题意识上强调中原学派的特征，虽然也通过学科化途径强调中原学作为地域学派与中国其他地域学派的不同，但在研究方法上尚未提炼出中原学自己的独特性。

（本文节选自《河南社会科学》2025年第7期，出于排版需要，注释、参考文献省略，引用时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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