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构建殷商学，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践行文化强国战略的必然要求；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挖掘和阐发，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是河南“兴文化”工程对新时代殷商文化研究的再聚焦、再创新、再出发。殷商学是系统研究殷商时期人类社会活动规律、所展现的知识、经验、智慧及其相关理论的学问。新时代殷商学研究，最关键的是要从历史与文明的大视野把殷商文化作为一个信仰体系、文明体系和文化体系来研究。重点内容包括：天命观、商业与商文明、商族史、殷商时期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以及商人的嗜酒风习。研究殷商学要正确处理中原学与殷商学的关系、殷商学与殷商文化的关系、殷商学与甲骨学的关系，突出繁荣的城市文明、灿烂的汉字文明、发达的青铜文明三个重要问题。构建殷商学需要重点深入研究殷商文化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划时代意义和特殊性，最终推动殷商文化走出博物馆，活起来。
关键词：“兴文化”工程；殷商学；殷商文化；甲骨学
作者简介：李庚香，男，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
殷商学之所以成立，在于人类文明鸿蒙初辟的殷商时期诡异绚烂的历史文化、神秘的历史文献、多姿多彩的历史文物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力，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思考和研究空间。构建殷商学，就要研究中原文化之根、中原文化之脉、中国文化之魂，进而透视3000多年前殷商王朝的社会生活景致，寻绎中国思想之渊薮、思考中国精神之缘起、探索中国信仰之源头，追寻中国传统文化特质与文化品格之由来[1]。可以说，殷商学是对新时代殷商文化研究的再聚焦、再创新和再出发，也是殷商文化研究转型提升的重要标志。
一、为什么要构建殷商学？
首先，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刻阐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价值[3]。他深刻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2]从“文化自信”的提出，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标志着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一以贯之。河南，地处中原大地，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远古时期，人类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无数神秘传说发生在这里，夸父逐日，神农食草，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有史以来，中华历史与文明不断更迭演进的无数经典传奇在这里上演，周召分陕，紫气东来，问鼎中原，逐鹿中原……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许多都是从这里诞生和开启的。“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是对河南深远厚重的历史文化最形象的注解，“历史文化资源大省”河南当之无愧。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弘扬中国文化自信，河南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曾指出：“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4]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殷商历史文化基本史实、学术研究成果的认同和高度概括[5]。这一重要论断对于河南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中的“寻商探宋”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还在甲骨文发现研究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做、有传承。”[6]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殷商文化和甲骨文是高度重视的。加强殷商文化研究，构建殷商学，是河南省社科界贯彻落实党中央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的具体举措，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的学术自觉和责任担当。
其次，是探文明之源、寻民族之魂的需要。《礼记·礼运》把禹以前的社会说成是“大同”社会，没有私有制的“天下为公”的时代，而把禹以后的社会称为“小康社会”，有了私有制、有了国家的“天下为家”的时代。1996年启动、2000年9月结题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终成果是《夏商周年表》，为中国有明确纪年的公元前841年的历史建立起了1200余年的三代年代框架，认为夏代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商代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周代始年为公元前1046年。2010年启动、2016年结项、2018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研究成果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认为：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游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文明起源的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各地区陆续进入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7]。上述两项工程证明了不到4000年的中华朝代史和5300年左右的中华文明史。面向未来百年，我们需要再一次出发，需要再一次追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夏有400多年的历史，商有550余年的历史，周有近800年的历史。如果说夏是草创，商是探索，那么周则是形成。华夏九州由禹开始，国家文明由夏诞生。在《尚书·禹贡》中，我们体验了大禹的脚力——“禹迹”。从黄帝“修德振兵”开始，禹受天命平抑洪水、整理大地，强调的是以“德”为中心的观念，这一思想经过夏、商的传承而成为西周伦理思想的骨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列祖先贤让华夏民族永世昌盛、长治久安的心志：一是让黄河造福于百姓的使命；二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共服务动机；三是定九州，肇始了国家文明。在我们看来，夏文明是质朴的，质朴不难理解，那时生产力水平毕竟低下，夏人根本就不知奢华为何物，也没有“摆谱”的理由，其最大意义在于带头实现了由部落向国家的转变。如果说夏文明朴实无华，那么殷商文明却是诡异而绚烂的。帝喾之子契，封于商，被称为商族始祖。先商时期，它在夏朝统治下发展着自己独有的先商文化：商业的兴起，青铜器的制造，甲骨文字的发明。在距今大约3800年前的夏代，商国的第七任君主王亥开创了华夏商业贸易的先河，“肇牵车牛远服贾”，开始用牛羊帛粟等物品与其他部落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换。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人们尊称王亥为“商业鼻祖”“华商始祖”。商朝时期创造的青铜文明和甲骨文字，在我国上古文明中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殷商时期（公元前1600—前1046年），农业也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对于天文学已有相当的了解。就手工业生产技术来说，商代的人已经使用青铜制造器皿。西周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现在，《尚书》中有《商书》五篇，包括《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和《微子》。《诗经》中有《商颂》五篇，包括《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纵观商族的发展过程，它在中华文明走向成熟的夏商周三代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殷商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中具有根文化地位。
再次，是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文化品牌的需要。从1921年开始的百年考古学研究有两个特点：一是“多元一体”，二是“上不封顶”。如今，在“考古中国”“早期中国”“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上，河南有三个重点：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黄帝文化研究。这主要是研究以炎黄二帝为代表的“三皇五帝”这一上古时代。二是夏文化研究。主要研究国家文明形成的早期代表“夏时期”。三是殷商文化研究。“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洹水南殷墟上，独特的甲骨文让朦胧的商代变成了有依凭的事实，文字的演化有了强有力的证据。殷商时期被国际上公认为“信史”阶段，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夏商周三代中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意义和价值不容低估。
二、什么是殷商学？
构建殷商学，首先要给殷商学一个明晰规范的定义，即殷商学是什么，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各主体内容之间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一）殷商学的定义
殷商学，就是系统研究殷商时期人类社会活动规律以及所展现的知识、经验、智慧及其相关理论的学问、学术、学科。具体包括殷商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天文、历法、算术等相关知识和理论，以及对这些理论系统性、学理性、学术性阐释。新时代殷商学研究，最关键的是要从历史与文明的大视野把殷商文化作为一个信仰体系、文明体系和文化体系来研究。
（二）殷商学研究的重点内容
一是天命观。这是殷商学的研究主题。殷墟甲骨文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殷商时期信仰体系的原始资料。可以说，晚商时期多元包容的成长型信仰体系已初步形成。殷商西周之际，中华民族的信仰体现了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变。从世界历史看，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往往寓于其宗教信仰之中，宗教信仰和宗教价值观就是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宗教信仰引领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相传颛顼帝时“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绝地天通”就是“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这样，与天神交通的乃是一些专门的祀神的人物，如巫或祝。他的这一改革确立了对于天神与祖先的崇拜，由此造成了巫统和血统两大力量。和炎黄时代不同，尧舜禹时代战争的主要对象是三苗。到了夏商时期，围绕中原地区最高领导权，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之间呈现相交而相胜的局面。这一时期，巫统与血统之争是其中的关键变量。到了商代，人们仍然相信在宇宙间有一个至上神作为主宰，这个至上神，他们称为“帝”或“上帝”，在商周之际及其以后又称为“天”。它发布的号令，就是“天命”。在他们看来，商人的生产和生活以及安危都要由上帝来决定。这是脱离原始社会“万物有灵”之后的早期宗教信仰。商人信仰的神灵包括上帝、自然神、祖先神三类。和夏人相比，商人敬祖祀祖更甚，他们认为祖先和上帝一样有着巨大的神力，能给人以祸福，故商人对鬼神几乎天天轮流祭祀。另外，他们还有图腾崇拜，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族。殷商的统治如同埃及，是一种神权政治。殷商时代，迷信的空气笼罩整个社会。商王率领民众侍奉神明时，将鬼神置于优先地位，关于人事的礼俗则居于其次。然而，商人在宗教领域开始表现出的尊祖抑天的倾向，在实际上会失去巫统神权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巫统神权与血统王权之间的矛盾到了商代后期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在商代，从祖甲对祖先神的升格，到武乙的射天再到纣的自绝于天，可以看出血统与巫统斗争的激化。
在我们看来，从以神为本的文化过渡为以人为本的文化，从以道德为本到以伦理为本，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殷商时代一改夏人的质朴，信仰比较复杂，商人信鬼，奉行祖先崇拜，同时喜欢占卜吉凶。在我们看来，在殷商时代兴起的垄断神坛、把持政坛、执政学坛的巫史，就是这种神本文化的人格化体现。《史记》载：“闻古五帝三王发动举事，必先决蓍龟。”从传说中的颛顼时代“绝地天通”以来，专司人神交通的巫，逐渐职业化、世袭化。“绝地天通”，是上古中国的一件大事件。上古时代，人类的认知和经验都具有巫术传统，早期社会的世界认知和原始思想很多都由巫师来发现和解释，结果造成了“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在这种情况下，颛顼帝实施了“绝地天通”，这是上古的一次宗教改革，禁止民间混乱的巫术，将巫术仪式正规化。“绝地天通”，意味着对世界解释权的专断，统治者获得了对意义世界的垄断。其要义在于“天地相分，人神不扰”。这是宗教制度和文化秩序的重建，为夏商周的礼制奠定了基础。在这里，巫和史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巫是通鬼神的，史是管人事的。巫官的任务，就是揣摩神意，预测吉凶。巫史“掌官书以赞治”，其活动方式就是以龟卜和占筮卜问吉凶祸福。巫史文化勃兴，其对于中原学的意义在于文史哲会通，但存在神学与科学交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混杂、学术与政治纠缠的问题。
“宗天”观念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特色。商人笃信“我生不有命在天”。商人迷信人死之后，精灵不灭，称为鬼。商人尚鬼，是另一大特殊文化现象。“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在商人那里，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是一致的，王权和神权是统一的。因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与之相应，祭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礼是认识中国早期文明的一个核心视角。《国语》载“夫祀，国之大节也”。中国的夏商周时期，社会的文化价值寓于礼制之中。《礼记·表记》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商人内部，对于祭祀的礼制存在新旧之争。武丁恪守先王成规，“殷道复兴”，“殷国大治”。纣王属于新派。这种政治内争，是商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甲骨文作为人神沟通的文本记录，相当于人与神所订立的“协议”。随着殷商后期人神“协议”的失效，人们的目光从“鬼谋”转向“人谋”，人的地位和价值逐渐得到新的认识。殷周之际，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转变，从此整个社会开始注重世事。周人继承了商人的文化，但革新了商人的宗教，在统治上回归夏朝的传统。“天帝”被“天道”所代替。可以说，周朝更重视人的世界，而不迷信超自然的宗教力量。周人推崇的“天道”并非超自然的力量和存在，从而使中华农耕文明的社会秩序和发展摆脱了宗教信仰的约束。殷商至西周时期虽然并没有完成这一过渡，但它向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步伐。
二是商业与商文明。商人、商业的“商”字和历史上的商族、商朝的“商”字同为一字，其间有没有渊源呢？回答是肯定的。商族人有经商的传统，早在夏代，商族的先公王亥就经常带着货物到有易氏部落进行物品交换。商朝建立后，随着分工的扩大和城市的兴起，商品交换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也带动了手工业的兴起，商先公相土、王亥发明的“乘马”“服牛”以及后来青铜器皿的使用与中国商业的兴起关系密切。商人的建国与商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史学界一般认为商代以工商立国。商业发达是殷商时期社会进步、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的一个显著特征。可以说，殷商时期的中国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商业文明。自五帝以来，中国是以农业文化为主的，但殷商文化非常特殊，早期的商部落靠着贸易起家。“商人”与“商品”的称谓就来源于此。可以说，商部族引领了那个时代“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商业生活风尚。商人的商业促进了最早货币的产生和使用，这种货币就是以物易物时的中介物海贝，也称贝币。商末青铜器铭文中，常有“赐贝”“赏贝”的记录，并且往往以“朋”为计量单位。商人用勤劳智慧在农业领域深耕，在王亥的带领下，有余粮后开展商业贸易。在商代，正是农业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商业贸易，商业贸易促使制服马牛作为交通工具，以行走更远的地方。由此，才出现了交通的便利与商业的繁荣相互成就。《尚书·酒诰》中所说的西周初年朝歌一带的商殷遗民“肇牵车牛远服贾”的情况，说明商代各地之间的互通有无可能是依靠专业商人来进行的。
三是商族史。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于西方。”“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商朝550余年历史中，殷商250余年。
系统研究商族史，其一要研究商先公事迹，即商族的兴起。根据《史记》等书的记载和殷墟卜辞查证，先商世系依次为：契—昭明—相土（土）—昌若—曹圉—冥（季）—王亥（振）—王恒—上甲（上甲微）—报丁—报乙—报丙—示壬—（主壬）—示癸（主癸）—天乙（成汤）。《诗·商颂·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因此，商族的祖先也是以鸟为图腾的。《史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建立商国。契之后，由他的儿子昭明继承火正和商部落首领之位。昭明带领族人开拓疆土，先后在藩和砥石一代活动，并在砥石建立陪都，扩大了商部落的疆域。《荀子·成相》中记载：“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迂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汤。”关于相土、昌若、曹圉、冥等人，史书记载极为简略。昭明的儿子是相土，相土继承先祖主持火祀，大面积开拓疆土，以商丘为中心，把势力拓展到黄河下游的黄海之滨和附近海岛的广大地区。相土驯服野马，王亥驯服牛，极大地推动了商国农牧业的发展。《诗·商颂·长发》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国语·鲁语》说，“冥勤其官而水死”。《竹书纪年》也有类似的说法，“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由此可知，冥勤于治水，最终因治水而死。振在甲骨文中称作王亥，曾到有易氏的地方，被有易所杀。《山海经》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微在卜辞中称作上甲，在甲骨文卜辞中常见，受到其后人的隆重祭祀。《竹书纪年》载上甲“假师河伯以伐有易”，杀掉有易之君，报了王亥被杀之仇。报乙至癸等先商诸公史书记载又较为简略。最后是成汤，成汤灭夏桀，登上天子之位，成为商王朝的开国之君。从成汤建国到殷纣亡国，共传十七世，31王。
其二要研究商汤“吊民伐罪”。商汤即成汤，又叫天乙。《商颂·玄鸟》说：“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汤初立时，从先王居于亳，以伊尹为谋臣。时夏桀暴虐无道，民不堪命，骂他“时日逷丧，予及汝皆亡”。在伐夏桀前夕，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故称汤武。商汤“吊民伐罪”，老百姓“若大旱之望云霓”。代桀而为天子后，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大邑商”，而国号为殷，将都城西迁至原夏朝中心区，称西亳（偃师），偃师商城在尸乡沟。《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后促丁迁都于郑州，形成郑州商代的二里岗文化。可以说，早期中国发展到商代早期，它所代表的华夏文明已经十分强大，并给予周邻的文化以巨大影响。
其三要研究盘庚迁殷。他的迁都动机，“安定厥邦”，“永建乃家”。这是为了摆脱频发的自然灾害和王室内部的争斗困境，也是对付西方、北方许多方国的需要。面对当时“诸侯莫朝”的局面，盘庚行汤之政，殷道复兴。盘庚迁殷是商代的一件政治大事，它是商王朝由中衰而兴盛的转折点。到武丁时期国力达到鼎盛，“邦畿千里，维民所五，肇域彼四海”。他的夫人妇好，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商王武丁在位时，“修政行德”，任用傅说为相，征服了姜方、土方、鬼方，商王朝得以复兴，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文明大国。武丁在位的50多年，是商王朝最强盛的时期。武丁之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逐渐呈现出衰败的迹象。在这里，形成了著名的殷墟文化。《古本竹书纪年》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
其四要研究纣王。帝辛时期，政治黑暗，对东夷用兵。帝辛名受，又称纣。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用极刑对付反对他的大臣，放弃祭祀，又不任用宗室子弟。所以有“大师、少师乃持其所祭乐器奔周”，从而激化了社会矛盾，统治集团也分崩离析。“东夷叛之”，商纣虽然平定了东夷，国力也消耗殆尽。西方的周国逐渐崛起，商朝灭亡已成定局。周武王大举“翦商”，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称其“断弃其先祖之乐”。约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打败纣王，史称“八百诸侯会孟津”，纣王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微子代殷后，国于宋，微子启为宋的始祖。《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代殷后，奉其先祀……国于宋。”由此实现了由商文化到宋文化的转身。古宋国时期，在周代统治下，殷商文化得以延续。从公元前1040年周成王封微子于商丘，建立宋国，到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宋王偃被杀，历时700余年。西汉，继承了夏商周传统，并在春秋战国基础上得以升华。北宋，更是在古宋之地继续演变。这无疑是殷商之源文化的传承见证。由殷商文化到宋国文化，由宋国、宋州到宋朝的宋文化，在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商丘不但有商（汤都亳），还有先商（阏伯封商）、后商（微子封宋）。由此，实证商丘即殷商之源。
四是重大事件。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是说，商汤之前迁徙八次，商汤之后迁都五次，体现了商代“盘游无度”的特点。从河北迁到商丘，商朝之得名由此。相土以马驾车，王亥以牛驾车。相土大启疆宇，以相（安阳）为东都。有颂诗为证——“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族人以王室和它的都邑为核心。这都邑商人自称“天邑商”。在商朝550余年时间里，这“天邑商”曾经六次迁徙，最初是在亳，中间五迁皆不出今山东的南半和河南的东半。商朝在最后的250余年，定都于殷，即今河南安阳，故此商朝又名殷朝，这是商朝的后期。
殷人视祭祀为国家头等大事。“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此可见祭祀和战争的重要性，这是商代的特点。商人祭祀祖先神灵分为内祭和外祀。占卜在商代已经成为重要的统治手段。占卜是以一定的手段和方法，观察神秘现象兆示，以解决举事的凶、吉及行、止诸疑问。殷人尚鬼神，在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占卜看是否可行。殷人占卜主要用龟甲兽骨。商朝从成汤创业以后550余年间，可考的大事除六次迁都、对鬼方的大战以及最后直接间接与亡国相关的打击外，便是五度由盛而衰的循环。所谓盛，就是君主英武，诸侯归服；所谓衰，就是君主昏乱，或王室内乱或诸侯背叛。第一度的盛衰涉及汤孙太甲和伊尹。肇始商朝后期的盘庚是一位中兴之主，至他之后，唯他的侄子武丁一度中兴。武丁以降，商朝一直衰落下去。最后，颓废和放纵弥漫了整个商人社会，他们以畋游荒宴代替了国政的烦劳，“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这是他们亡国的主因。
在商的历史上，实现“体国经野”的政治体制，当时的政治地理分为王畿、四土和四至。商王对诸侯的控制能力并不一致，诸侯对商朝也叛服不常，他们之间也不永远是和平的友侣。商朝后期的最大外敌是西北的鬼方，历史上记载商王武丁曾对它用兵达三年之久。《尚书·盘庚》就记载了盘庚自亳迁殷前后三次告诫臣民的经过。在《牧誓》中，我们体验了商的倒塌因果。在商末的一百年间，在渭水的流域，兴起了一个强国，号为周。季历与西伯昌皆受商命为西伯。我们可以看到西伯昌的远略。商朝末年的纣王是一个能文能武的人物，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还喜欢音乐、舞蹈。然而，“恃才与众”，以致造成了“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的局面。读历史文献，其中有两条记载显然承载着重要信息：一是“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二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周自强盛以来，就是以东向发展为一贯之国策。就周人向外发展的步骤而言，周公的东征比武王的克殷还重要。
殷代已经是父系社会，重男轻女观念已经存在——生男称“嘉”，生女说“不嘉”。
五是重要人物。在殷商历史上，杰出人物灿若群星。帝喾是五帝中的第三帝，前承黄帝、颛顼，后启尧舜，是商人的先祖，其特点是“仁而威”，他“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帝喾的儿子尧仁德如天，智慧如神。帝喾的另外两个儿子契和弃，分别成了商朝始祖和周朝始祖。契封商管理火种，筑阏伯台，观星授时，指导先民耕种。相土、王亥、上甲微、成汤，都是契的后人。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往来，正是这些发明极大地促进了商部族的强大。到了商汤时代，开始了兴商的历程。商汤崇尚德政，“网开三面”，奉天救民，知人善任，推翻了夏之暴政，建立了商，定都于亳。“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商汤长于用人。《论语·颜渊》载：“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商汤长于征战，“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伊尹辅助商汤打败夏桀，为商朝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伊尹用“以鼎调羮”“调和五味”的理论帮助商汤治理天下，治国理政，积极整顿吏治，洞察民心国情，推动了经济繁荣、政治清明[5]。《道德经》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与此显然颇有渊源。商汤之后，武丁的夫人妇好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将军。然而到帝辛时，他失德、失民心、失策，导致了失国。然而当时也有“殷之三仁”微子、箕子和比干。在箕子看来，“今诚得治国，国治身死不恨；为死，终不得治，不如去”。微子多次亲谏纣王，见“纣终不可谏”，乃去。
帝喾之子弃后人中的一支出了周文王姬昌和周武王姬发，开创了周之基业。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定后，周朝封微子于宋，建立宋国。“微子故能仁贤，乃代武庚，故殷之余民甚戴爱之。”微子启代殷，国于宋，都商丘。宋国属于殷商后裔，是殷商文化直接继承者。所以说，商丘是商业之源、商人之源、商文化之源。
六是嗜酒风习。商代的酿酒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这是农业发展的结果，表示殷人已经脱离了饥则食的时代。殷人的宗教迷信与他们的嗜酒风习息息相关，史称殷人“沉酗于酒”。《尚书·酒诰》就严厉谴责殷人“荒湎于酒”。
（三）殷商学研究要正确处理三大关系
一是中原学和殷商学的关系。“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构建殷商学，为深化拓展中原学注入强劲动力，释放了源头活水。殷商学必将成为中原学新的学科分支和新的学术增长点。殷商文化是中原文化的重要源头和组成部分，是中原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之一。因此，殷商学是新时代中原学学科内涵和重点内容的新拓展，也是中原学学科体系中的源头性学科。在中原学提出前后，河南分别有多个具有浓郁地方色彩和区域色彩的学科问世。东边，有河南大学提出的“新时代黄河学”“新宋学”；西边，有洛阳师范学院提出的“河洛学”；南边，有信阳师范学院提出的“炎黄学”、南阳师范学院提出的“冯友兰新理学”；北边，有安阳师范学院提出的“殷商学”；中间是中原学。中原学的“中”字就像一面旗帜，就是要把中原历史文化研究的旗帜插在高地上，通过“兴文化”研究工程统领、辐射、整合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如果说中原学的古典形态在空间上是由河洛学、新时代黄河学构建的，那么在时间上则是由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冯友兰新理学组成的。这六者共同构成了中原学研究的经线和纬线。中原学和河洛学、炎黄学、殷商学、新宋学、冯友兰新理学、新时代黄河学一起，成为河南省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引领者，成为河南历史文化研究工程的“学脉”，这是河南哲学社会科学一个新的发展演变趋势。
二是殷商学与殷商文化的关系。殷商文化和殷商学的研究是有区别的。在我们看来，殷商学主要体现了对殷商文化的学理化、学术化和学科化，是新时代中原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整体建构的重要一环。若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发现算起，120多年来，中外学者围绕殷商王朝的考古遗迹、甲骨文字、青铜器皿、空间布局及民众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诸多问题，从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学、建筑学、文字学、艺术学等不同领域做了许多研究，为殷商学诞生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基础。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考古学材料的层出不穷，研究中的诸多问题逐渐显现，殷商历史文化研究由于缺乏系统性、整体性、综合性的学理化研究，已经满足不了学术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创新的需要[8]。新时代，殷商文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向学术性回归，需要将殷商文化置于学理性的视野下进行考察[8]，从学问、学术、学科的高度进行重构重建重塑。历史文化研究可以是零碎的，但是“学”就比较系统。作为一个“学”必须有明确的研究对象，有系统的研究成果，另外要有一批研究人才。根据这三个标准来看，构建殷商学，是对殷商文化的学理化、学术化、学科化。因此，构建殷商学，就是要从信仰体系，文明体系和文化体系的维度，用“学”进一步凝聚几代学人关于殷商文化的研究共识，用“学”系统梳理出学界关于殷商文化体系的基本脉络，用“学”准确定位殷商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用“学”阐释清楚“殷”与“商”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用“学”打造殷商文化核心学术生产力，依托“学”推动殷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学”的旗帜下树立起大省河南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文化自强。
三是殷商学与甲骨学的关系。甲骨文和古埃及的纸草文字、巴比伦的泥版文字、美洲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并称为世界四大古文字[9]，但其他的三种文字早已销声匿迹，只有甲骨文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国汉字的起源，它被称为汉字之根、中华之魂，中华文明也因此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3300年前的殷墟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系统，足以代表殷商文明也已经是成熟的文明，足以代表当时古人类文明的成熟。殷商学的核心是甲骨学和考古学。通过学术研究系统分析更早的不成熟的文字符号，探寻甲骨文文字系统的来源，探寻殷商文化的源头，探寻中华文明有史可考的源头，实证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这将是中国考古界的重大任务。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殷商文化不是中华文明最初的源头，需要借助殷商文化的研究追本溯源，进一步探寻古老的中华文明渊源流变的脉络。
（四）殷商学研究要突出殷商的三个关键特质
殷商文化有其独特的根系、基因和脉络或谱系。殷商文化具备了文明的特质，最典型的是城市的出现，青铜的应用和文字的产生。
一是繁荣的城市文明。城市文明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特质之一。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殷商都城的规划布局和建设谨严有序、设施完整、功能齐全、片区分布合理，体现了殷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更表现了殷商先民对美好生态的欣赏和追求[10]。以商王大型建筑群为代表的礼仪建筑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敬天法祖的文化内涵[10]。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城，所以盛民也。”《六韬》云：“殷君善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诗·商颂·殷武》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宋”与“城”是联系的。《周礼·考工记》记载：“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殷都遗址，面积达30多平方公里。殷墟王陵被学界和国际社会赞誉为“第二个古埃及”，其价值可与世界七大奇迹媲美[10]。正是洹水南的殷墟，使安阳成为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没有这块地方，安阳成不了如此大名。
二是灿烂的汉字文明。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界标性事件。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正是“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11]。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载体。如果说石器的发明十倍地增加了人类的力量，弓箭的发明百倍地延长了人们的手臂，那么文字的发明则无限地增长了人类的智慧。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遗存中已经出现了几何符号和象形符号。《淮南子·本经训》指出：“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由此可知，文字在沟通人神关系上具有突出地位。殷人是迷信的氏族，殷商时期是迷信的时代，殷人将他们占卜的行为和言辞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这些“殷人刀笔文字”，就形成了甲骨文。甲骨文是商朝后期的遗物。甲骨文体现了辉煌的商代文明，是商代重要的历史和社会生活档案。甲骨文的发现改写了中国历史，革新了现代学术。1899年，在北京有一人发现了甲骨文，这个人叫王懿荣。甲骨文的发现，标志着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告诉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文明一直在延续着。这一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罗振玉、董作宾、王国维等文化大师，都投入到了一个字一个字辨识甲骨文的行列。大家想一想，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文明蒙尘之际，外侮内乱并发，我们的文化前辈所做的工作就是为了唤醒一个民族的集体生命力，可以说是“一脉之颤，十方震动”。郭沫若有诗云：“中原文化殷始创，观此胜于读古书。一片甲骨惊世界，蕞尔一邑震寰宇。”王国维对一些甲骨进行缀合，提高其辨识和研究成效，并用甲骨考证出殷商先公、先王的姓名和前后顺序，印证《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把中国的信史提前了1000多年。
三是发达的青铜文明。文字、青铜器和城市的形成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物质要素和重要标志。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引起了世人的广泛瞩目，郭沫若先生更是称颂“青铜器代表一个文化时代”。殷商西周还以“青铜时代”著称于中国文化史。殷商青铜器是当时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大成者，铸造工艺娴熟，已达到很高水平，产品达到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10]，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提到商代，我们就会想到后母戊大方鼎和四羊方尊，它们体现了高度的文化水准和铸造技术。我们必须承认，商掌握的冶炼技术是非常高的。不仅如此，商代在铸造青铜器方面成就卓著，不仅在于掌握了高超的技术，还在于其意识形态的力量，商代青铜器有一种惊人的美丽和雄伟。殷商西周时代，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从祖先崇拜为核心开始步入巫史文化新阶段，其饕餮纹饰体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宗教情感，其线条体现出威猛和狰狞，具有神秘、恐怖、威吓的力量，它完全不同于彩陶纹饰上花草虫鱼的生动写实，使商朝由伟大而走向美丽。如果说兵器是杀人的，那么礼器则是吓人的。殷商青铜礼器给我们的总体感觉就是既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体现出一种“狞厉的美”。在甲骨文中，第一次出现了“美”字。“羊大为美”，但这不正是巫的形象吗？可以说，商在文化上的成就和对美的追求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殷商的青铜器显示了一个民族的审美开端，其想象力和天真性，都是十分惊人的。在这个意义上，殷商550余年，浓缩了世界古代史。由于具有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以中原为中心的商文化以青铜文明为标志急剧向周围扩张，彻底改变了史前时期以来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格局。
总之，殷商文明，诡异而绚烂。在我们看来，殷商最伟大的发明就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占卜用龟甲兽骨，祭祀用青铜礼器。诡异而绚烂的殷商文明，青铜绘就，甲骨绘成。如果说夏质朴、商放荡，那么周则文雅。这种不同的文化特质，建构了“早期中国”的出彩时代。
三、怎样构建殷商学？
中原学是对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进行学术化、学科化、系统化、体系化的重塑、重构、重建，是构建立足河南、服务中原、影响全国、放眼全球的地方性知识体系，旨在为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作出河南贡献。余秋雨在《北大授课》中曾经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河南的地位非常重要。且不说安阳是商代的中心，商之前，要寻找夏的痕迹，大概也离不开河南。”在中原学提出的第七个年头，2022年中原学的打开方式，就是开启殷商学研究和新时代黄河学研究，打造殷商文化研究和了不起的大河文明研究的高地，这也意味着中原学研究正在迈上更高的台阶。在2022年，我们要让殷商学研究成为中原学研究的“开门红”。
第一，要深入研究殷商文化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划时代意义。商文化不同于夏、周文化，在三代文化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周文化是一种“德文化”，而夏商文化主要是一种“道”文化。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时期[12]。孔子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文献记载，夏代存在470年，西周存在275年，东周存在514年而商代长达近600年。夏朝是以河南的西部为中心，逐步向四周发展的。夏禹的都城在阳城（今属登封），夏启的都城在阳翟（今禹州）。商族的祖先，很早在亳（河南商丘）定居。商汤灭夏后，在西亳（偃师尸乡沟）建都。1950年郑州发现的商代城址，是商朝中期的一座都城。商王盘庚把都城迁到殷以后，就再也没有迁都。商朝在这里建都的250年间，豫北地区一直是商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商的经济社会特点有三：一是“析财而居”，二是“以业为氏”，三是“以国为姓”。李济先生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强调，“商代的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它代表许多文化源流的融合”[13]。“以物易物”“治国如烹”“日新”都是其核心理念。燧人氏钻木取火，实现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第一次伟大革命，加快了人类进化的步伐。《韩非子》载：“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王国维在《说商》一文中指出：“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史记·殷本纪》载：契封于商。古之宋国，实名商丘。丘者墟也。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墟，是商在宋地。左传昭元年：后帝不藏，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又襄公九年传：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14]殷商部族对牛马畜力的利用，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产生质的飞跃。殷商部族首创商业，大大加快了社会分工的步伐。中国八大古都有四个在河南，其中安阳和郑州都是作为商都城而入围。文字的出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载体。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作为殷商文化的载体和代表，是中国最早和成系统的文字，它不仅确证了古老的商王朝的信史地位，把有记载的中华文明史向前推进了近5个世纪，也反映了殷商社会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以及风格鲜明的文化。作为文明的符号、文化的标志，成熟的甲骨文文字系统代表着殷商文化是成熟的文明。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唯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10]。甲骨文作为一种信息载体，是殷商文化的微缩系统，书写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殷墟甲骨文的重大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5]可以说，华夏文明发展到商代早期已经十分强大，并给予周邻文化以强大的辐射和影响[16]。四川的三星堆文化就是在商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并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化。
第二，要深入研究殷商文化的特殊性。史称“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一语破的。商朝是夏朝灭亡以后，代之而起的新兴王朝。商与夏是两支平行发展的文化。夏的中心在河南中西部，商则在河南东部一带。郑洛地区代表的是中原，而山东海岱地区代表的是东部，商丘正好在中间，从而较好地体现了早期文明形态与发展过程中中原与东方的互动关系。商王朝是个很特别的王朝。商代国家政治和典章制度基本完备，经济、文化比夏代有较快的发展。特别是甲骨文字、青铜器、国家祭祀礼仪和生活习俗等有明显的特色。这些都是由于时代和族属的不同而造成的。商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中辉煌的一页，社会进入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真正王国阶段，其地位无与伦比，对周边地区产生强大辐射和影响。商代文化包括殷商文化和早商文化，前者是“先王所为”，后者是“先公所为”。早商文化始于商丘，对于寻找商代起源意义重大。以前我们对于商丘这个地方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当然，就华夏古都而言，第一个是二里头夏都，第二个是郑州商城，第三个就是殷墟。周代到了丰、镐作都城时，周原还是早期周人的活动区域。即使到了洛阳，他们还是经常到周原走动。商丘对于商人的意义也是如此。殷商都城包括偃师、郑州和殷墟。自契始封商到汤武传十四世，均父传子，绝无例外。自放桀而为天子后，共31王，多数是兄终弟及，最后五王均父传子。殷人认为鬼神管理人事间的一切事情，因此任何事情都向鬼神请示，叫作占卜。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在《论语·八佾》中孔子曾经感叹：“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商丘是中华元典文化的富集地，儒、释、道、墨四家是中华文化形成的支柱，其中东周儒、道、墨三家皆出自宋国。当然，商人建立的政权并非靠道德，维持统治也不靠玄鸟，而是靠对青铜冶炼技术的垄断，商业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以及武装到牙齿的军队，还要加上神权的力量。殷商文化的特殊性，体现在当时已经形成了繁荣的城市文明、发达的青铜文明、灿烂的汉字文明和成熟的商业文明。“殷鉴不远”是治国理政的一面镜子。“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中国历史的“周期率”，也是“兴亡圈”。殷商之兴，与商汤有很大的关系。《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有商一朝，始治终乱，汤罪己，纣罪人，最后被周朝推翻。《论语·尧曰》记载汤：“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他在桑林祈雨时也说：“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让我们感受到了商汤的担当。《吕氏春秋》说，汤之“网开三面”，“汤之德及禽兽矣”，让我们体会到的是汤的仁德。《大学》曰：“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汤把“日新”九字铸在洗脸盆上，当作座右铭，每天洗脸时提醒自己要“日新”[5]，让我们看到的是商汤的创新思维。“商汤革命”推翻夏王朝，与其发明、发现、创新、创造是分不开的。商朝是一个创新的王朝，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基础上，殷商的先民们“乘马”“服牛”，创造发明了畜牧业和商业。然而，商的覆灭与商纣王有很大的关系。殷商的兴亡史，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历代统治者都用“殷鉴不远”来警醒自己。这对于我们党今天如何长期执政、我们国家如何长治久安，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要特别重视“殷鉴”，那就是“天命靡常”，需要“敬天爱人”“敬德保民”。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内在基因：一是“敬天”，二是“爱人”。文王为西伯，僻处西陲，在与强大的中原商王朝的博弈中，能够与周边诸小国家和平共处，逐渐形成政治合力圈。其最大特点在于“和于政”，在今天仍然有启迪作用。武王灭商，是商周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武王征服四方，鞭挞内国，使其民改正向善。周人为什么得出了“天命靡常”的结论呢？殷人原本“何天之休”“何天之龙”“如火烈烈，则莫我敢逷”，但为什么后来“昊天大降丧于殷”，令其“侯于周服”？因此，“宜鉴于殷”。要“受禄于天”，必须“宜民宜人”。“皇矣上帝，求民之莫”，由此，周人提出“德”的概念，这是周人独创的思想。“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中原文化从“道”文化落到“德”文化，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变迁。“敬德”的观念，落实到“宜民宜人”，就是“保民”。这正是对殷人“尚鬼”文化的反拨。“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由此开启了春秋战国时代大兴的民本思潮之先河，“敬天”和“爱人”成为中国文化的主题。在这个意义上，中原文化最早走出了宗教的迷雾，而西方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完成这一转变的。在今天，“尊道贵德”“崇德向善”，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卓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大特点。
第三，要推动殷商文化“活”起来，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殷商品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0]河南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塑造“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建设中华文明连绵不绝的探源地、实证地和体验地。在商丘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元典文化，从帝喾到玄鸟而生商，到阏伯到王亥到商汤，殷道之兴对于治国理政是有重大启示的。特别是“治大国若烹小鲜”，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如果说中华文明的现代根系是长江，那么中华文明的古代根系是黄河，转折点就是隋唐时期。隋唐大运河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把南方带起来了，把东北稳住了。它以洛阳为中心，呈人字形一条通到北京、一条通到扬州。黄河文化是中国的根和魂。这就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华根系研究。在夏代，根在登封，根在许昌、根在二里头。到了商代，根在安阳、根在郑州、根在商丘。到了周代，根在洛阳。随着近代社会的形成，经济重心越来越靠近海洋。在转移当中，节点城市商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样，我们就把古代史和近代史打通了，从而才能写出一部从黄河出发的全球文明史。黄河在商丘流经700多年，应该说留下了大量遗产。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斗争，就是“与天斗”。黄河滋养了我们，但是黄河常常发生水患影响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正是在和黄河这样一种你中有我的斗争中，华夏民族逐渐强大起来，国家集团逐渐形成，不断地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说，在中国历朝历代，与黄河打交道都是最重要的事之一。夏文化和商文化有区别，但都属于黄河文化，从而也直接支持了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系的研究。中国文化特别重视“善始善终”，我们对于“善始”要格外认真，因为根深才能叶茂。根系发达，是中华文化始终屹立不倒，始终不中断、不断裂，始终生生不息的关键所在。
一要打造殷商学与殷商文化全国高层论坛。殷商文化是整个商朝文化的总和，在河南省有大量的文化遗存，遍及安阳、商丘、郑州、鹤壁、周口等地。要按照时间先后和代表都城，厘清殷商文化的脉络。要加强区域性城市的联合一体化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商丘、郑州、安阳等城市的协作与联动，整合各方力量，打造全国性的殷商文化高层论坛，推动成立河南省殷商文化研究会。
二要以“创意+新技术+传播”推动殷商文化活起来。殷商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博大精深，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价值。比如，殷商文化的价值寓于礼制之中。礼是认识早期中国文明进程和族群文化的一个核心视角，对于契掌管教化，如何形成殷礼，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其“日新”思想，“选贤与能”的做法，“网开三面”的德政理念，都是需要我们弘扬的。而“殷鉴不远”则是需要我们警醒的。可以说，殷商文化是河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历史资源和精神财富。要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转化应用，突出创意和设计的力量，推动科技跨行业融合、跨产业渗透，推动殷商文化图谱具象化、场景化，为殷商文化的传播插上“科技+创意”的翅膀。要重视以创意设计、科技、动漫、虚拟现实等激活全省殷商文化资源，以IP为核心构建殷商文化内容生产体系。
三要放大“甲骨学”这一“冷门绝学”。殷商学由哲学、甲骨学和考古学共同组成。人类是创造符号的动物，如果没有文字，我们既读不懂先秦诸子，也无法欣赏唐诗宋词。所以甲骨文的出现，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如果说没有文字的民族不一定就没有文明，那么创造文字的民族是一定进入了文明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字是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殷墟甲骨文距离现在3000多年，3000多年来，汉字结构没有变，这种传承是真正的中华基因。”[17]要注重发挥甲骨文字承载的制度文化内涵。有资料记载，在殷墟发现的15万片甲骨中，有150万个汉字。除去重复的，有5000个单字。我们今天能够识别的，仅有2000字左右，让我们感受到了先人的惊人智慧。一是要打造甲骨学研究重地。要有坐好冷板凳的信心和决心，以求更深层次破解殷商文化奥秘。要编辑《甲骨学辞典》，做到“冷门不冷”，“绝”有传承。二是要重视开展商代甲骨非文字资料研究。商代甲骨非文字资料是甲骨本身携带的、除了文字信息以外的资料。加强这一研究，有助于推动甲骨学研究进入新阶段。三是要重视开展“中华远古文明符号”研究。要重视殷墟甲骨文之前与文字起源有关的“远古文明符号”研究，深化对文字的起源研究，推动中国文字沿袭相承之脉更加清晰。四是要加快培育以“文字之旅+探源之旅”为主题的殷商文化体验路线，打造安阳—漯河—南阳的文字旅游线路，以读懂“文字里的中国”。
“勒石刻铭，文起八代。”今天，在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进的时刻，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之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倍努力“重新刻勒”殷商学，塑造中原学的殷商学研究，把研究的新成果、新发现贯彻到“两个确保”“十大战略”特别是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之中，贯穿到“奋勇争先、更加出彩”的新时代新征程之中，以使其适应新时代的需要，用璀璨的文化之光照亮现代化河南建设之路。
（本文节选自《河南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