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于文化进化论与工具理性之上的西方文化话语霸权，其所构建的东西文化的二元对峙文化主体性的差序格局，造成了近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严重性困顿与百年迷失。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关切着推动文化繁荣、文化强国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文化使命。只有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历史向度上，积极拓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出新，才能够做到精神上的自立自信自强，才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哲学反思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志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文化主体性”的论断，并指出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的论断为新时代的文化方面的“守正出新”这一文化使命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为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引。
一、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文化思想受到西方工业文明为代表西方文化的侵袭与销蚀，在世界文化的相互碰撞中，中华民族文化成为一种有待改造与拯救的对象，其自主性渐次地被消解，中华文化被动地卷入由西方文化主体性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本质性而言，这一危机被学者们称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迷失。
要谈及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迷失的反思问题，首先必须在概念上廓清一个认识，何为文化的主体性，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回答文化的主体问题。只有在这样的辨识中，文化主体性的反思问题才可能得以奠基。
海德格尔把古希腊以来就有的“一般主体”与近代以来才有的“自我主体”做区分是十分必要的。毫无疑问，主体和主体性肇始于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的主体概念，并没有区分人与物，二者都是实体，因此，主体与主体性，就被亚里士多德规制在实体与属性的二元关系中。主体这一词语源于古希腊语“根据”，经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这一近代哲学的开创者的改造，把理智（Verstande）作为“我思”的核心与基础，“表象主体”[]就成为主体哲学一种研究范式；而近代德意志古典哲学从“表象主体”出发，把人作为自在世界的一种自由行动主体，从而实现了从认识论主体向存在论主体的飞跃。对于笛卡尔、康德、黑格尔而言，主体与主体性的关系主要规制于理性主义的哲学建构。以费尔巴哈为导向的主体与主体性批判，则把二者的关系拉回到感性世界之中，虽然费尔巴哈的感性主体和主体性带有抽象的直观这一局限，但是其直接理论后果影响到了马克思的实践论的主体与主体性思想。从此而言，主体和主体性的关系的重心就转向了由实践给予并构向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它们共同成为通过实践活动来改造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实践的唯物主义”[]出发，将主体确定为“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现实的具体的人，在对资本逻辑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合乎规律地审视，开显出其实践主体性的历史向度。
就如主体对应客体一样，主体性对应的则是客体性。主体性就是作为主体的人，通过实践活动在现实社会中去构建一定的对象性关系时所生成的特性。“不依赖于任何他性存在却构成任何他性存在之根基和起源的主体，构成了现代社会构建的基本原则。”[]无论是经验主体的主体性，抑或是纯粹主体的主体性，都是主体在构建现代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一种归属于主体属性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体现在其构建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义务、秩序等方面的一种自主性与创造性。
无论是个体主体性还是群体主体性都是受社会性、现实性、历史性所规定的主体性存在，人的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则为客体的存在。在纯粹主体性发出的至上性命令下，经验主体主动地去改造客体时所绽放出来的这种能动性，就是主体性，它体现为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独立性与创造性等特质，这些特质属性迸发出来的程度越大，其对人类历史的推进作用就越显著；反之，一旦主体消极地被动地面对客体的对象性冲击活动时，其主体性就处于一种迷失的境地，这种主体性则是一种弱意义的主体性，或者是一种“消极的主体性”。
费孝通在阐释文化自觉时提出了“文化主体性”：即每个人必须“对自身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发展趋势有了解和认知，通过对‘己文化’的‘自觉’和‘认知’进而提升文化自主意识和文化适应能力。”[]这种文化自主意识和文化适应能力就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表现。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文化主体性则是人的本质力量在文化方面的具体表现，它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文化自主性是文化产生的主体源泉、文化能动性是文化发展的推动力量、文化创造性是文化超越的重要条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绽放的文化主体性是主体性的自我觉醒与实践转化根本属性，更是主体性确证自我的最重要的凭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主体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人的本质力量得以确证的人化世界，即文化世界，从此而言，马克思视角上的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性活动中的对象化而已，所以，文化主体性的确证就要求作为现实的人具有文化方面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
当近代主体性思想作为人类文化的底色思想之后，主体性理念就被运用于文化领域。文化主体性理念主要关注的是民族文化的本质内涵、基本功能及其所产生的意义问题，在此基础上，文化主体性还要在面对多元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时，如何保持其自在本性而不自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比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理想、治理思想、大一统传统、家国情怀、精神追求、经济伦理、生态理念、哲学思想、思维方法、交往之道等十个方面所具有的特质，就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方面保持其自在本性而不自失的本质性特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是中华文化的文化主体性的根与本，是文化主体性得以开展的本质性依据，是中华民族文化绵延不绝的根脉。
二、近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迷失的反思
文化主体性的迷失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其一是文化主体性的自失，其二是文化主体性的他失，其三是文化主体性的自失与他失的叠加所导致的迷失。文化主体性的自失的根本原因乃是文化主体内部的颓废与僵化，自身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丧失，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枯竭；文化主体性的他失主要是指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空间的挤压、主体精神的侵袭与根基的销蚀；文化主体性的自失与他失的综合性叠加所引起的迷失，这种迷失是一种复杂的结构性的整体性迷失。以上三种文化主体性的迷失都会导致一个民族文化的认同性危机，甚或是民族文化的断裂。
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文化格局遭遇西方文化的挤压与销蚀，是近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以理性为主导的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与向外扩张的外向型文化，这一文化特别注重对外在对象的征服；印度文化则是意欲向后的内敛型文化，它更注重对人生的内在体悟与精神上之解脱；而中国文化则居于两者之间，是以意欲自为与持中为其基本指向的。以理性为主导的西方文化就成为当时国民学习与接受的对象，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与拒斥就成为当时的一股潮流，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文化就走向一种尴尬的境地，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走入了一种自失与他失相互叠加性迷失境遇。
探察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发现一条曲折的线条赫然在目，那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走过了从迷失到回复再到巩固的曲折历程。坚船利炮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得缓慢发展的中国被动性地进入到全球化的浪潮的漩涡之中，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侵蚀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化蒙羞，文明蒙尘，中华传统文化如过山车一样，瞬间历经了从人类文明的巅峰到沉落为被否弃与批判的文化低谷。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积极探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各种路径，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文化层面到戊戌变法倡导的制度层面，再到新文化运动省察与自新的文化观念方面。
中华传统文化在20世纪上半叶主体性迷失之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经历了一次较为严重的主体性迷失。改革开放伊始，国门洞开，西方文化的浪潮与价值观念一波波通过电影电视等媒体与期刊杂志，迅速地涌进中国，面对琳琅满目与良莠不齐的国外文化的国人们，在大开眼界之时，发现我国在各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先进国家之后，就丧失了自己对文化的信心，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和追随也就成了当时的国人的一种现象。由此看来，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茫然无措与主体性的迷失，是与当时中国的文化主体者们的思想认识上还没有真正准备好密切相关，也与文化交流碰撞的文化发展模式没有被开启过相关。在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与发展模式再度引起西方国家的集体关注，中国文化主体性问题就成了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迷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现代性勾画了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它不断消解着与此格格不入的东西，特别是温情脉脉的传统的东西。“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种把各种关系变为一种能够用计算理性来衡量的工具理性，那些进入不了资本逻辑法眼的所有传统事物，都会随着资本扩张的利益需要而被批判与否弃。近代中国所经历的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它要按照西方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与逻辑进路，消解集体主义以建构个人主义，消解传统文化以催生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文化，它要消解以宗法制为原则的人际关系来打造人与人之间冷冰冰的金钱关系。“劳动过程的合理化的结果是，工人的人的性质和特征，在同按照合理的预测而发生作用的那些抽象的特殊规律相对照时，越来越成为只是错误的源泉。”[]理性化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人的数字化、原子化与主体的客体化，它必然把原有的传统文化所支持的人的存在作为一种错误的源泉加以解构，因为这种“人的存在”不能作为计算理性所要求的对象，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迷失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正是胡塞尔晚年研究所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是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现代科学对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的遮蔽与遗忘所带来的文化危机。
随着资本逻辑对全世界的殖民扩张及其西方主体性文化的不断拓展，西方现代性文化理论的主张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异质性矛盾越来越大，其间的碰撞与裂隙不断撕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稳定性结构，其所依靠的以科技为开路先锋的文化势力不断地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进行根底性否弃。西方现代文化不断促逼近代中国的以儒家伦理为主导的传统型社会向脱域性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向。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西方现代性在文化统一性与同质性的主张上引致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裂隙与断层。传统这一根基是文化中最富生命力与生长力的部分，也是文化主体彰显其主体性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现代性文化的构建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中“神圣的东西”的亵渎与颠覆，是对传统中“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批判与解构，通过现代性文化这一路径的现实性生成，资本逻辑所建构的现代性才有可能建立起来。所以，现代性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亵渎与颠覆、批判与解构，导致了近代的民众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批判与否定。
第二，基于资本现代性的基本规制，现代性的文化霸权引致了中华民族文化合理秩序的摇晃与文化生态有机体的破裂。作为后殖民核心理念的“文化霸权”，是以二元结构或主客对峙的逻辑思维为基本特征而构建的西方范式。而所谓的东方主义仍是一种东低西高的位差文化理念支配下的产物，它粗野地把东方文化设置为西方文化的反面，这种居高临下地审视方式与文化心理，打造了一个镜像化的永远是落后文化的西方主义视角下的“东方文化”，为其殖民行为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文化佐证与诠释。基于此，东方文化成为西方文化强大的虚弱陪衬者的存在形象就赫然在目，这种文化霸权话语体系是一种文化殖民主义乃至文化帝国主义的典型形态。萨义德糅合了福柯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化霸权理论，主张一种“东方化的东方”话语结构，这种结构所揭示的真正本质乃是东方的他者化建构模式。东方文化被西方资本逻辑的权力机制他者化了，自己发声的文化声带受制于西方文化的权力，这种文化权力把东方文化限定于二元差异与西高东低霸权话语底座上。西方文化的强势扩张，对中华民族文化这一被其标签化的“弱势文化”产生了显著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全球话语权的绝对性垄断上，更在于其所谓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非对称性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关系最终导致了中华民族文化原有有序格局的深刻重构，也就导致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主体性的严重性迷失。
第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本特质的现代性，导致了现代性的最终后果的与物化结构认同的物化意识，导致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性危机。现代性的铁的逻辑是市场化逻辑，而现代性文化的主导性原则是文化的物化与技术化原则。“直到资本主义兴起，统一的经济结构，因此而包括整个社会的形式上统一的意识结构才得以形成。……在此，正是主体本身，即知识，情感和表达能力被归结为自动运转的抽象的机器，并且它既同‘所有者’的人格相脱离，又跟所掌握的题材的物质的和具体的情况相脱离。”[]可以说，以技术化和物化为原则的现代性文化，不可能从根本上化解中华民族文化特殊性与西方文化携带着特殊利益的虚假的普适文化的冲突问题，平等意义上的文化共同体根本就建立不起来。因此，现代性的文化危机是人同自身创造的文化关系，因物化问题所导致的文化认同危机，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同西方文化共谋于资本文化的物化问题，就此而言，现代性文化的物化问题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迷失的另一重要根源。
第四，文化进化论所构建的文化比较模式遮蔽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生物进化论向文化领域的移植与拓展，体现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向人文社会科学僭越的欲望。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提出的为知性这一理性划界的标尺具有重大的意义，就知性理性的僭越所造成的“辩证法的幻想”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学理批判，值得人类警惕。所以，当文化进化论成为一种鉴别文化的模式与普适的范式之时，这种非法性的僭越就成为一种对传统文化消解的强大工具。在近代中国，文化进化论能够作为一种话语霸权，这与近代中国面临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更同全球范围内文化进化论与人类进化论的正相关关系的认同密切相关。我们深知，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可以作为一个“自在体”而达其“自在性”，都有其自身存在的根据，“自身同一物的世界是一个无遮蔽、纯显现的世界。只有进入自身同一物之间的联结之后，才会有真理与假象、显现与遮蔽的对立。”[]
当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镜像去瞭望与甄别非西方文化时，文化进化论范式把界划生物种群的科学标准作为一种诊断人类文化的模式，它首先要摒弃的是传统文化的自在性的根据，它运用进化论的科学比较范式消解文化的自在性范式，其所关注的是民族的文化形态发展的比较属性，即进步性，而不是民族文化形态自身的发展自在属性。这种范式认为人类所有文化形态都一定会向一个共同的目标迈进，即便快慢不一也一定会达到，只不过它们正处于整个文化进化链条的不同阶段而已。这种科学方法的运用，把不同质态的传统文化带入一个“比较的力量链”之中，这个链条如同生物世界的生物链一样，有先进落后之分，有强弱大小之别。基于此，文化进化论者就构建了一个以科学普适性标准阐释多元传统文化比较模式。这种模式所解构的是多元传统文化那种不可还原的自在性本质，而且他们坚信这种模式能够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从本质上说，文化科学有助于促进进步和排除障碍，是改革者的学说。”[]在科学理性的支持下，进化观念就成为近代以来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冲击影响最大的观念，也就成为近现代国人所共同坚持的科学进步主义信念的理论基石。这种来自进化论的文化比较模式，逐渐嬗变为一种强势的话语霸权模式，它在成就西方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就给予了西方文化普适主义的绝对强势地位，并使之含有了世界文化的属性，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遭遇了这种文化评价标准与比较模式之时，就导致了遮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性这一后果。
三、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
世界历史在形成的过程中所催生的世界文化形态间的交流互鉴与交互激荡，正在把中华文化的历时性文化的共时性的格局进行重塑。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在不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在全面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进程中，为其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思想支撑与磅礴无垠的精神动力，从而确保文化建设的稳步前行。
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基本内涵：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从历史中蹒跚而来，在不断鉴取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的力量主要来自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这一主体性的形成与巩固，就会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的自信、自立、自强变得更加强大。
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百年主体性迷失之后的浴火重生，是在中华民族百年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础上得以建构的。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主体性，不仅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在精神特质与文化基因上的鲜明区别，更是展现中华民族独特性的精神标志与文化象征。这一主体性是构筑文化自信的关键基石，同时也为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坚实的支撑基础。
纵观中华民族文化经历了从“俯视”“仰视”再到“平视”的心路历程，百年文化主体性的丧失，不仅引致了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的迷失，沦为强势文明的附庸，个体亦陷入了身份认同的迷茫，成为无根的浮萍。在当代，巩固与发展文化主体性是激活中华文化的“一池春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就是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最集中的体现。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主要包括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标志和根本依托，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新时代文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的一个重大命题。所谓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指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在文化交流、融合和发展过程中，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传统和价值的能力同时，又集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于一体的主体性能力，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它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自觉和自强的集中表现，更是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根本维系。
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主要特征：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文化建构主体性、文化发展主体性、文化传承主体性、文化创新主体性的基本特征。中华民族文化的建构主体性体现在，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在千年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以及主创性的重要作用，尽管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变化和扩展，但其民族主体性以及连续性未曾被打破。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主体性体现在其自身的因时因势而不断地生长与扩展的能力，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依然由生活在华夏大地的炎黄儿女来创造，习近平文化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发展能力。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主体性体现在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之中，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中华文明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丰盈的思想素材。中华民族文化的创新主体性体现在中华文明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现代转型进程，文化创新主体性锻造了中国共产党“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愈加宽广，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赓续文化血脉的锐气，在不断推进“两个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化只有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历史向度上，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未来、民族与世界、理论与实践的四个维度中，才能得以不断地巩固与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根本乃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优秀品质与鲜明特质的坚守，只有这种守正，才有中华文化根脉的传承，中华文化才能够经历更多风雨而坚如磐石，屹立于世界东方而熠熠生辉，虽历经千难万苦而仍能绵延不绝且能自信地前行。在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诸多卓越品质，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独具一格的特性。其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一统性、兼容并蓄及和平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鲜明特质的集中展现，彰显出中华文明的卓越品质与独特魅力。所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新时代的巩固与发展的根基就是不忘在本来中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与构化，这种向往与构化的文化主体性，必须明确我们的历史与传统是什么，我们站在哪块土地上，这块土地给予我们的营养有哪些，我们该如何从我们的祖先哪里汲取哪些营养，我们必须走进去方能走出来。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之所以成为历史的一个标记，在于“这个时代的新特点是，世界上所有三个地区的人类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文明思想揭示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人类各个地区基于文化的丰厚滋养所生成的文化与文明高地，是人类文化主体性重构的一个历史性的基础。基于此，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的前提，乃是必须能够以回到我们的过去的多大能力与多大程度为依据的。所以，雅斯贝尔斯有进一步指出“直至今日人类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的当代巩固与发展，只有在激活中华传统文化中仍具有活力的酵素，结合当今世界和现今中国发展的实际，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可能有更好的前途。“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新时代的文化工作者必须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只有在吸收外来这一文化的精华，并使得这些优秀的有益的成果成为本土化的为我们所用的东西，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才有可能真正具有世界性的。“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秉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我们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与借鉴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卓越文明成果。无论是对于提升国内先进文化的凝聚力与感召力，还是对于增强中华文明在国际上的传播力与影响力，都需要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以此来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推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交锋、交融发展之势前所未有，如何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就成为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迫切的问题。新时代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要做到既不能妄自尊大，更不能妄自菲薄。绵延5000年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百花园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我们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高地与精神家园，更是当代中国最深厚最深沉最持久的文化软实力。所以，当前只有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阐发，对此进行新的诠释和激活，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化育功能，不断丰富人们的内在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文化主体意识，才能巩固与发展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不断丰富和繁荣、发展中华文化。
新时代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要积极吸收外来有益的成果，做到为我所用，拓宽文化视野，不断增强自身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世界上的文化是丰富多彩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对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要对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充分的吸收和借鉴。“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新时代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正确地对待外来文化，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通过科学地改造，使得外来文化中有益因子与文明要素化为我们文化的有机成分，成为本土化中国化的文化，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主体性提供营养与动力，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新时代巩固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必须面向未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精神支持与价值指引。面向未来的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与发展，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华文化自我发展自我革新的基点出发，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建设，不断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文化的巩固与发展，必须坚持以创新为核心要义。可以说，文化领域是最需要也是最能够进行创新的领域，我们要以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态度大力创新与不断创新。文化创新既是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又是文化本身发展的内生动力，使文化主体性得到更深层次的提高，从而使社会实践得到持续的发展，并最终增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面向未来的新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应该具有立足现实的文化自信性与面向未来的超越性，是一种中华文化精神上独立自主性，其风貌与心态都能够充分体现文化大国的文化主体性，“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要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SHAO Fajun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China 454003)
Abstract: The hegemony of Western cultural discours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ultural evolution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the poorly ordered pattern of East-West cultural dichotomy and cultural subjectivity constructed by it, have caused the serious predicament and century-long loss of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modern times. The consoli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the new era is concerned with the cultural mission of promoting cultural prosperity, cultural power and modern civilis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nly by actively expanding the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n the historical direction of not forgetting the past, absorbing the past and looking towards the future, with firm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openness and tolerance, and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observing the right and innovating the new, will we be able to achieve spiritual self-reliance, self-confidence and self-reliance, and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sation.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Subjectivity;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