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在于“中国特色”，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中国自主”。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密切相关、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在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特别注重“三个重构”，即重构史观，以大历史观正确认识和理解文化和文明；重构叙事体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重构话语体系，构建国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文化主体性；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为加快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创新的必由之路，更是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打破和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必然要求。巩固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系统阐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并从“三个重构”（即重构史观、重构叙事体系、重构话语体系）出发进行系统建构。
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一致性，为新时代我们持续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坚守并巩固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深刻理解、系统阐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以及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
（一）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在于“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就在于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必须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不能简单以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标准和模式，而是要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新路。
“中国特色”涉及多方面、各领域，但最基本、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条就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宝贵资源。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发展的深厚基础。
（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是描述特定领域专业知识总和的概括性术语。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要自主建设中国特有的哲学社会科学认识和经验的系统。这一知识体系不仅是一些具有中国元素或中国色彩的知识，而且是摆脱了学徒状态并获得自我主张的学术体系。“中国自主”高度概括了对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和怎样建设这样的知识体系的要求。
从形式上来说，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是讲国家语言的。比如，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在哲学领域虽然并没有太大的创造，但他却是用德语开展哲学研究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开始使哲学讲德语”，才逐渐有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繁荣。又如，中国是唯一掌握特高压技术的国家，相关的行业标准、国际标准，都是由我们立项编制的，可以说在这个领域中国标准就是世界标准，这是因为在专业领域，标准就是话语权，是通用的“世界语言”。从内容上来说，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具有独创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具有“独创性”，在学习别人的基础上不能忘记了老祖宗，不能失去了自己的科学判断力，“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因此，从实质上来讲，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体现主体性、原创性、本土性。“自我主张的学术必须能够摆脱外在反思的思维方式，从而能够真正深入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之中，特别是能够深入到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之中”，故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须来源并反映中国实际、中国现实，而不能是浮于想象的“空中楼阁。”
（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理解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其理论是抽象的；抽象的思想和原则也只有转化为具体的知识，也才能针对性地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准确区分真理、智慧、知识信息这些基本概念，关键要以中国本土的话语归纳中国本土的经验，并将这些经验和方法转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知识体系，才能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这里，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体系，是融通古今中外各种流派的体系，是坚持主体性、原创性、本土性的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注重做到四个方面：一是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二是立足中国经验，传播中国思想；三是鼓励主动思考，培养自觉行动；四是注重原创成果，倡导开拓创新。只有这样才谈得上自主知识体系，才可能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种“自主”知识体系与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完全一致的，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是完全一致的，与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是完全一致的。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论断，展现出建构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内核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及打破和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的远见卓识。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命题。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总结了巩固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任务，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文化是一个民族内在生命力的根本维系，文化主体性呈现出的是文化意义上的坚定自我，是民族精神得以挺立的思想标识，是人类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不竭动力。主体性原则作为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解读人类发展史的一把钥匙。文化主体性凸显出一个民族对其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程度。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走过了从“天朝大国”的自大自负到任人宰割的文化自卑，再到逐渐回归自信的曲折过程，经历了从“俯视”到“仰视”再到“平视”世界的复杂心路历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宝贵资源，接力探索与创造，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坚实思想和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踔力奋发、勇毅前行，在探索和总结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进程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这进一步坚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充分展现了党和人民的文化自觉。“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信自觉达到了新的高度。文化自信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因此，文化主体性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对于我们自觉肩负起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历史重任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重大意义。
主体性问题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密切关联、相辅相成的两个概念，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文化主体性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起来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属性。文化主体性的总体性观，离不开精神的独立自主、本主化的文化定位和文明的交流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离不开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两大支柱。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动力源泉和价值根基，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会提供贯通历史、现在和未来文脉的根本载体，从而极大地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一个民族文化是不是成熟和繁荣，关键看其是否有自己的文化底蕴，是否形成立足学术前沿、符合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世界一流水平的自主知识体系。因此，对一种知识体系学习掌握的背后，体现的是对其所蕴藏的价值观念和承载的文化传统认知与理解的过程。只有坚定中华文化自主立场，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宝库中吸收精华、汲取力量，把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紧密结合并有机统一起来，在文化主体性基础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才能在中华文化土壤中结出自主知识体系的丰硕果实，从而不断提升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
三、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重在“三个”重构
作为系统化的中国知识的体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大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整体知识水平的集中表现，彰显着中国人民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认同。建构有鲜明中国风格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相结合，坚持开放性原则。其中，要特别注重“三个重构”，即重构史观、重构叙事体系和重构话语体系。
（一）重构史观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既是人在自然界的进化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也是人对于历史事实、历史进程和历史逻辑的探索史、观念史。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而历史观则是对历史总体运动和一般规律的理论性概括，是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是史学的灵魂。”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正确地认识和看待文化至关重要，要坚持唯物史观、大历史观，以“普遍历史”或世界历史的视角，超越中国传统的天命史观、循环史观、帝王英雄史观以及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叙事体系、价值体系基础上的西方史观。
1.中国传统历史观
中国传统历史观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神话和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在神话和传说中表达了其对于大自然以及人类社会的认知，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意无意地表现出对于过去的观照，体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在我国古代哲学史观中，天命史观、循环史观、帝王英雄史观尤为突出。
（1）天命史观
天命史观将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上天的意志，即天命在推动历史的发展。“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这里主谓结构的“天命”即名词“天命”的由来。夏特别是商是天命观的盛行朝代，这一时期祭祀、占卜和政治制度都与天命观念密切相关。到了西周，民本思想和人文精神成为主流，但天命思想仍然不绝如缕。西汉司马迁就有残留的天命思想，在《史记》中，他认为秦统一六国的原因是“盖天所助焉”；在《秦楚之际月表》中，他用“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来感慨刘邦的成功。
天命史观本质上是中国早期先民对上天及其所代表的大自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而产生的认识、敬畏及遵循，其中既包含着客观真实性，也难以摆脱主观神秘性。这种性质导致天命史观在古代中国的流传与影响呈现出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方向，天命史观直到中国古代社会结束都始终在人们的思想中享有自己的地位。中国古代君主一直被认为是上天任命的“天子”，就是天命史观持续存在的现象之一。这样的现象还有很多，如封禅、祭祀、禅让、罪己诏、五德终始说、天人感应论等。对于历史而言，天命史观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往往成为斗争各方证明己方合理性的理论依据。另一个方向，天命史观不断被人文思想质疑。例如，先秦时期荀子反对对天命一味地敬畏、服从，他大胆地主张：“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唐代刘禹锡认为，人类社会的祸福往往由人类自己的行为造成，“天命”的说法不过是人类借口罢了。
（2）循环史观（退化史观）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历史的发展往往是治与乱、分与合交替循环的过程，循环史观便是基于此而产生的，其将历史看作特定过程的循环往复。《易经》中蕴含着丰富的天道循环的朴素概念，如“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衰相继”“刚柔相克”等。孟子的思想中也蕴含有循环史观的内容，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战国末期邹衍开始用“五行相胜”的学说解释各个朝代的兴替。他认为，每一个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一德，比如周朝是土德、秦朝是金德、西汉是火德、东汉是木德等，火克金，所以汉朝就代替了秦朝。西汉董仲舒提出了“三统说”，他认为，“天之道，终而复始”，人间历史朝代的更替也应该按照三统的规律循环往复。《三国演义》开始即讲，“话说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讲的就是循环史观。
当前，中国的循环史观也是一种“退化史观”。因为，循环史观认为人类的理想社会不在未来而在过去。中华文明是由礼乐文明和礼法文明两种形态构成的。对于礼乐文明，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并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3）帝王英雄史观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帝王崇拜的传统，从开天的盘古、补天的女娲、射日的后羿到三皇五帝，他们都是百姓眼中的神人、圣人，也是思想家眼中创造历史、影响历史的主要力量。墨子曾说，“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置立之以为三公”（《墨子·尚同》）。墨子认为有了天子、三公，人类才由野蛮进入文明。道家也认为人类的文明由“圣人”创造，老子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道德经》）。孟子也认为人类社会的文明是由英雄人物创造的，他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说道：“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描绘的人类文明曙光时期，到处洪水泛滥、杂草丛生，禽兽把人逼得几乎无法生活，在此背景下，尧提拔舜治理天下，舜命令益焚烧山赶跑野兽，命禹治水，命后稷教人种庄稼，命契对人进行教育。由此，孟子认为天下的安危治乱，无不取决于国君，“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由此可知，古代帝王崇拜的历史传统是我国帝王英雄史观的重要体现。
总之，无论是把个别杰出人物夸大为历史主宰者的帝王英雄史观，还是经常混杂在一起的循环史观和天命史观，我们都不难发现，它们都具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色彩，显示了古人对历史认知的局限。在巩固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对我国传统的历史观进行“扬弃”，正确认识其合理性与局限性。
2.西方史观
目前，西方学者研究历史的理论范式越来越多元化，呈现出现代化史观、文明形态史观和全球史观三大形态。
（1）现代化史观
现代化史观运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比较理论与方法来解读人类历史，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强调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强调转型时期的历史因素和时代变迁。现代化史观侧重于考察人类历史以生产力为根本推动力，以经济的工业化和政治的民主化为核心，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以及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全方位进化、转型、建构的社会变革过程。斯密、凯恩斯、韦伯等人是西方现代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代表。根据现代化进程的开启时间和发展程度，现代化史观把世界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分为七类（名次越靠前，现代化程度越高）：一为英国、法国，二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为西欧其他国家以及北欧、东欧国家，四为拉美各国，五为苏联、日本、中国等，六为亚洲大部分地区和北非国家，七为中南非洲和亚洲少数地区。
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相互激荡、相互生成，基于欧洲的现代化实践，产生了社会学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基于美国的现代化实践，产生了大家熟悉的“芝加哥学派”及其相关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和网络社会理论；基于拉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实践，产生了发展社会学的“世界体系论”“依附理论”等。可见，在西方的历史叙事中，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被分别贴上落后与进步的标签，人类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被看成西方化的过程，所谓的现代化史观根本就是西方化的另一种表达。
（2）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又可称为文化形态史观，其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研究方法上，它否定以人物、事件或年代为中心，而是将文化（或文明）作为一种具有高度自律性同时具有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并试图通过比较各个文化的兴衰过程揭示其不同的特点，从而分析、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文明史观以研究人类社会整体历史与时代变迁关系为问题导向，大致有七种理论范式：
一是斯宾格勒的“文化循环论”。斯宾格勒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应该是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历史的主体不是只具有象征性形式的民族，而是各大文化的历史。首先是“文化形态论”。他把世界历史中的文化划分为有不同的“文化灵魂”的八种形态，即印度文化、西欧文化、伊斯兰文化、爱琴海古典文化、中国文化、玛雅文化、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其次是“文化有机体论”。他认为，每种文化都是一个有机体，具有生、长、兴、衰等规律性和可测性的过程，每种文化都无法避免这一自然运动周期性的命运。再次是“文化宿命论”。在他看来，这八种自成体系的文化均大致经历了从文化到文明、从乡村到城市的过程。他提出了文化兴衰三阶段论，即人类文化都要经过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西方走向没落”这一结论。最后是“文化多元论”。他认为，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多中心的，他对欧洲-亚洲的地理观进行了否定，批判这种历史架构是以欧洲人为中心杜撰的。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多元论挑战了欧洲中心论。
二是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点，其将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并阐释了文明的发展模式，包括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理论。在他看来，每一种文明都分为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四个阶段，而挑战与应战则是所有文明兴起、成长、衰落的动因。汤因比的这一理论解释了民族创造精神出现的动因，强调了人在文化中的主动性，可以说是文化形态史观发展成熟的标志。他认为历史上有过26种文明，而现存的只有5种。其中，除西方基督教文明尚保持活力外，其他4种文明（东南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北非、中近东和中亚一带的伊斯兰文明，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文明，中国、朝鲜、日本的远东文明）正在走向死亡。但与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所持的悲观态度不同，汤因比认为只要西方文明吸取以往文明历史中的教训，就可能逃脱灭亡的厄运。
三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继承了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思想，但其更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当今世界政治版图的划分已经不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或国家的区分，而是基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自“冷战”结束以来，意识形态的冲突让位于“文明的冲突”，文化和文明成为决定国际关系的根本因素。他在代表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阐述了如下观点：一是人类历史是文明冲突的历史，二是语言和宗教在文明冲突中起重要作用，三是文明冲突是当代全球社会矛盾的实质。
四是布罗代尔的“历史长周期理论”。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他的代表作《文明史纲》中创造性地将文明史同长时段、分层理论相结合，建构起一个既多元又统一的世界文明史体系。他对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史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是集中在他们对于文明或文化命运的循环解释上；二是认为他们只注重短时段的事件和人物，回避了历史时间；三是认为他们未以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
此外还有维柯的“周期论”、孔多塞的“进化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1725年，维柯在《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中提出“周期论”，否定了以物、事件以及年代来研究历史的做法，开始研究“文化—历史类型”。1794年，孔多塞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提出“进化论”，开始研究“人类精神的进步”。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经被证伪，它着眼的仍然是意识形态冲突和制度较量。
在我们看来，文明史观的这七种理论范式把“文明”看作历史研究的客观对象，民族国家在文明史观下不仅不处于中心地位，甚至不表现出重要性，这就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范围限制。文明史观把多种文明相提并论，并认为西方文明最终也会衰落，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但它对于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已经死亡”“正在走向死亡”的判断，依然带着浓郁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实际上，斯宾格勒、汤因比二人虽表面上反对“西欧中心论”，但骨子里却是十足的“西欧中心论”者。而且，文明史观依靠直觉分析的方法，对文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诸多结论缺乏物质动力的根本把握，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
（3）全球史观
在研究的视野上，兴起于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史观注重大范围的互动研究，其主张从全球整体的视域出发去研究世界历史。它从世界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出发去考察历史，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从分散向整体转变的。其代表作是阿诺斯的《全球史》。
全球史观的关键在于把研究对象放置于普遍联系的世界之中，认为近代以前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几乎都处于封闭发展的状态，美洲大陆基本处于隔绝状态，而亚非欧三大洲也只是存在地区性的局部交流而已。新航路开辟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革命和殖民运动的扩张，世界逐渐成为一个联系紧密、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实现了从分散到整体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全球国家和地区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的交流不断加强，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愈发密不可分，整个人类社会正在形成一个相互感应、相互制约的整体，从而使得整个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命运和考验。用全球史观的眼光看待过去，审视跨越社会和文化区域的历史进程时，以西方或以任一特定文明的经历为基础的分期方案都不能很好地揭示其他社会的发展轨迹。比如，源于欧洲历史的古代、中世纪和现代分期，运用到中国、印度、非洲、伊斯兰世界时便显得格格不入。对此，《新全球史》按照时代特征、文明间交流的程度和全球化的进展把世界历史分为7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复杂社会时期，主要指公元前3500—前500年，这一阶段主要探讨早期人类出现后的社会发展状况；第二个阶段是古典社会组织时期，主要指公元前500—公元500年，主要关注的是在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社会；第三个阶段是后古典时期，主要指公元500—1000年，是东半球各国家或地区作出重大调整的时期；第四个阶段是跨文化交流的时代，主要指公元1000—1500年，关注游牧民族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第五个阶段是全球一体化的缘起阶段，主要指公元1500—1800年，这一阶段是欧洲进行大规模殖民扩张的时期，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被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中；第六个阶段是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主要指公元1750—1914年，这一时期内欧洲人在世界各地瓜分领土和势力范围，逐步建立世界霸权；第七个阶段是现代全球重组时期，主要指公元1914年至今，包括了20世纪以来的世界史图景。
全球史观调整了历史研究的视角，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从而使得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气候、地理等都可以被纳入其研究范畴中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本质上看，全球史观所谓的“全球化”，就是以欧洲近代文明为原点，不断向全球辐射，试图逐步把世界纳入某个共同的基本价值和行为规则的体系中来的过程。此处的全球化是西方文明价值观和西方利益的全球化，非西方的国家则被放逐在全球化的边缘。在此背景下出现的全球史观，与其说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和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不如更为确切地说，它是为西方工业文明向全球拓展寻求理论支撑。全球史观所尊奉的神圣观念仍是所谓的“科学”“理性”，其之所以要强调“全球”，就是试图以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观为中心，以经济为手段，通过消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来实现全球文化的一致性。
总之，西方史观是建立在西方话语体系、西方叙事体系和西方价值体系基础上的历史观，难以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思想陷阱。西方三大史观往往以“传统-现代”为解释框架，强调在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后发国家必须依附于先发国家，其中蕴含着“西方中心论”的逻辑。它们往往从“科学”出发，以“看似科学”的论证向人们传播“西方中心论”的思想。要正确理解历史、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漩涡，摒弃以西方视角看待历史的思维误区，我们就必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历史研究理论体系。
3.大历史观
为促进中国学术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一代又一代学者筚路蓝缕、前赴后继、辛苦求索。实践证明，任何一种外来的史学范式在适用于中国具体实际时均有其局限性，故不能简单地照搬套用，须从中国的史学传统和现实需要相结合出发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范式。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理论贡献，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习近平总书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思维把握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走向及趋势，形成了科学的大历史观。他指出，“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历史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要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他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中华民族的千年巨变，揭示百年中国的人间正道”，“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准确把握历史发展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为分析历史演变机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的科学历史观。历史观是人们观察世界和处理问题的基本维度，只有根植历史，才能洞悉未来。大历史观基于唯物史观特别是世界历史理论，主张社会历史发展包括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开放性，主张从“时代”与“大局”的联系中认识当今的中国与世界，认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注重以宽广深厚的历史视野洞察文化发展大势。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是由各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时代”构成的。“时代”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并总是同一定历史阶段所要回答或解决的重大问题相联系。“时代”不仅是历史的或时间的概念，它还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是一个集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和世界等因素为一体的总体性概念。把握时代，首先要清醒地把握“两个大局”，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意义上，大历史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新时代表达。把握时代，就要把新时代10多年放到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8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奋斗史中来认识和把握，才能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结合的高度科学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充分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创造人类历史上伟大史诗的历史事实。
可以说，大历史观在时间上把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机地融贯为一体，在空间上把民族、国家和世界深度地关联起来，是根植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正确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为回答“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提供了科学的指导，体现出中华民族史、现代化发展史、人类文明史的宏阔视野。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大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之大，体现为发展眼光之大，体现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比较之大，体现为历史长河之大，展现出吞吐今古、纵横捭阖的大气魄，进一步打开和升华了我们的文化视野和眼光。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超越中国传统历史观及西方史观的思维局限，坚持以大历史观正确地认识和看待历史文化，以联系的、统一的、辩证的思路看待人类文明。我们认为，只有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的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其中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才能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
（二）重构叙事体系
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在正确认识中国思想结构的基础上重构叙事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叙事体系包含叙事逻辑、叙事文本、叙事技巧等内容，但我们认为，重构叙事体系最为重要的是重新审视我们的思想结构、文化结构。一般认为，中国的思想结构至少经历了儒释道，中西马，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阶段。
一是从儒墨道法到儒释道。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经历了数个学术思想繁荣时期，先后共经历了五次思想重构，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
二是从中西马到马魂中体外用。鸦片战争后，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担当精神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各种救国方案，并展开了多次思想文化论战。“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20世纪30年代，张申府、张岱年提出了“孔子、罗素、列宁，三流合一”的思想形式。半个世纪后，张岱年又把它发展成为系统、完整、成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1990年，方克立将这种文化观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2006年，他又作出了“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概括。
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早期农耕生产实践到近代革命实践，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华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主要文化表现形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昭示了中华民族的璀璨历史，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独特标识。革命文化是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培育和创造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历史的高度文化凝聚，也是中国精神在革命年代的主要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领导人民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和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三种文化都是中华民族在生存发展进程中的伟大创造，它们一脉相承、延续发展、不断升华，辩证统一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
如果我们从“古今中西”的视角来看这三个阶段，儒释道是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古”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马魂中体外用是“中”与“西”的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古”与“今”的关系。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坚持精神独立性、文化主体性、思想的本土性，在守正创新中正确认识、妥善处理“本来”“外来”与“未来”的关系。
1.不忘本来：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不忘本来，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且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其才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也是其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截然不同之处。
当前，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旗帜和灵魂。我们不仅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概念外延（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结合”“六个必须坚持”），更要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所蕴含的“四为”（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和平、为世界谋大同）、“四问”（道路之问、强国之问、强党之问、睡狮之问）、“三长”（科学社会主义长远发展、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三之”（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大本大源、精髓要义、能指所指，切实用这一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2.吸收外来：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积极借鉴人类一切有益文明成果
吸收外来，就是要善于融通国外各种有益的思想文化资源，大胆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里要注意处理好“文化主体性”与“文化开放性”的关系。保持“文化主体性”，就是要“坚定地做自己”；坚持“文化开放性”，就是要“与世界在一起”；吸收外来、文化开放的目的，是“做更好的自己”。只有坚定“文化主体性”，坚持“文化开放性”，我们才能实现从“世界失我”“世界有我”到“世界向我”的转变，才能更好地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
3.面向未来：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是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吸收外来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拥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面向未来，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我们必须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持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这里关键是要做到“三个坚持”：
一是坚持“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最大法宝，是必由之路，是又一次思想解放。“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哲学观、政治观、人生观、天下观，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本和突出优势。要在不忘本来中开辟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让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二是坚持“两创”。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好“两创”工作，重点是处理好传承和创新的关系。一方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入挖掘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让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华历史文化沃土，更加根深叶茂；另一方面，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历史文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在守正创新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生机，让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
三是坚持“两通”。即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贯通”和“融通”，一方面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是要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让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与活力。这就要求我们把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四观”（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六大精神特质”（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贯通起来，与“勤劳致富”“勤俭节约”“诚信为本”“讲信重诺”“重义轻利”“自强不息”“以和为贵”“团结互助”等老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融通起来，“讲清楚中国是什么样的文明和什么样的国家，讲清楚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读懂中国人民、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华民族”。
（三）重构话语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话语体系的重构。重构话语体系就是要解决“话语权”和“软实力”的问题。“话语权”和“软实力”的问题，从表象来看，是解决“挨骂”问题，深层次上则是文明互鉴问题和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问题。抗美援朝之后，我们解决了“挨打”问题；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也就是“挨饿”问题；今天，在“强起来”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别人的不理解、不认同、妖魔化，也就是“挨骂”问题。
“挨骂”主要有两个源头：一是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二是国际上的“普世价值论”“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先后产生了九大学说：“日心说”（“地球是圆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富论”、“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历史终结论”、“软实力与巧实力论”、“文明冲突论”、“世界是平的”、“未来是湿的”。其中，“日心说”（“地球是圆的”）、“世界是平的”、“未来是湿的”是从技术层面来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国富论”“就业、利息及货币通论”是从思想、理论层面来讲的，讲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软实力与巧实力论”是从制度、文化、文明层面来讲的。这九大学说充斥着三个核心观点：“普世价值论”“西方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式现代化的成功与扩张、中华文明的衰落与转型，背后都有这“三论”的因素和影子。解决“挨骂”问题，关键是建构两个话语权，即国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国际话语权。国际话语权又可以细分为中华民族复兴话语、文明交流互鉴话语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
一是国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关键在于领导权、舆论权、主动权。要强化主动思维，培养意见领袖，建设舆论引导“国家队”，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议题设置权；要强化对话思维，保持平视状态，让受众参与官方话语设定的议题，引导舆论热点，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导权；要强化主权思维，倡导网络主权平等的网络新秩序，倡导构建中国话语、中国概念，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规则制定权；要强化善治思维，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加强法治监管，掌握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管理权。
二是中华民族复兴话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最宏大、最精彩的故事。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首先就要讲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故事。一方面，要从历史上讲清楚，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人民。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始终具有自强自立的伟大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不屈不挠、自强不息地推翻“三座大山”，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改革开放，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另一方面，要在现实中讲明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各国人民。我们积极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携手各方打造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三是文明交流互鉴话语。交流互鉴是世界历史的演进方式，是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一方面，要讲清楚我们倡导用开放的心态对待文明交流互鉴。高标准举办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世界中国学大会、世界中文大会、“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等大型国际交流活动；打造进博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展会矩阵”，设立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另一方面，要讲明白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自古以来，中华大地就是众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各族人民长期密切联系、频繁交往，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和谐相处。中华文化坚持以开放博大的胸怀面对其他文明，主张“修文德以来远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始终保持着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面对“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一方面，要讲清楚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平与发展是各国的共同事业，公平与正义是各国的共同理想，民主与自由是各国的共同追求。这六大要素贯通了个人、社会、国家、世界多个层面，蕴含着不同文明关于价值内涵和价值实现的共通点，有利于把全人类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另一方面，要讲明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国贡献。我们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特别是全球文明倡议。“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32项重要举措，覆盖倡议涉及的减贫脱贫、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为推动全球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康庄大道贡献中国方案；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积极参与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阿富汗、叙利亚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始终坚持通过多边协商与合作来推动实现共同安全。
新时代新征程，巩固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为社会科学家就要重塑史观、重塑叙事体系、重塑话语体系，牢牢把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以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以精神主动扛稳使命担当，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过程中贯通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实践和未来发展，在坚持文化主体性中成就中国学问，奋力攀登哲学社会科学新高峰，以知识的方式阐释好中国之路、中国之治和中国之理。就要以赓续文明、创造思想和立足实践的方式来建构新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范式，在世界知识体系建构发展大进程、大历史中展现“中国担当”。
（本文节选自《河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