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受到中美贸易战、新冠疫情以及全球经济下行等的影响，国际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变化多端，为了抵御外部风险，提高我国经济社会活力，维护和增进我国人民群众的福祉，党中央及时进行了科学合理的战略调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显而易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决策，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逐渐成为未来我国的主要发展战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国内大循环，二是国内国际双循环，且畅通国内大循环是双循环的前提[1]。如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党中央提出了根本要求和基本方法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统筹好国内大循环和乡村振兴的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同时也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可以发现，从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来看，就是要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和重要路径，协同推进乡村振兴和国内大循环，实现二者深度融合和有机衔接。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背景下，如何从理论上厘清乡村振兴与国内大循环这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让乡村振兴更好地嵌入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是当前亟需研究的重点问题。
目前来看，学界对于乡村振兴战略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之间关系的探讨比较缺乏，亟需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其一，在既有研究中，乡村振兴战略往往与脱贫攻坚相联系，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和内循环能力提升的要求并不高，随着我国乡村脱贫攻坚任务的有序完成，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全新的启示。其二，双循环新格局需要价值链向中高端转移[2]，重点在于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使得大部分的关注点都聚焦到了以芯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代表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中，而由于我国乡村的产业往往处于产业链中下游，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存在被忽视的可能，如果无法更好地将乡村发展融入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将乡村振兴战略进行适当的调整，容易进一步扩 大城乡发展的差距。其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重点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3]，强调了区域内城市和农村的协同合作，而不少既有的乡村振兴研究仅仅强调乡村的“自我”发展，忽视了乡村所处区域的发展，不利于经济内循环系统的构建。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背景下，需要重新梳理乡村振兴的实践目标与实现路径。基于此，本文将重点讨论几个问题，如乡村振兴和国内大循环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在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乡村振兴应该有哪些实践层面的转向？如何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其与国内大循环的有效衔接？探讨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我国广大乡村地区在国内大循环中的角色定位与重要意义，启发学界拓展相关问题研究视野，而且有利于促进乡村振兴与国内大循环的有效衔接，推动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二、乡村振兴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基础通过分析发现，国内大循环的构建与乡村振兴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乡村振兴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基础，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助于降低外部依赖，扩大市场规模，拉动内部消费，激活就业市场，构建信任体系，从而推动我国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形成与稳固。
（一）降低外部依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利于降低我国对外部资源特别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依赖。双循环的提出涉及到了“卡脖子”的时代背景，这种“卡脖子”不仅仅体现在科技层面，同时也体现在农业层面，而且农业生产一旦被“卡脖子”，其风险远远超过科学技术被“卡脖子”。“民以食为天”，无论是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还是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于人类而言，粮食是最为基础和根本的要素。基辛格曾指出，“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整个人类”。可以说，包括粮食生产等在内的农业生产能力将成为实现国内大循环的前提条件。目前来看，我国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总量位居全球前列，构建了粮食的国内大循环系统。但也应看到，由于“人多地少”的结构化困境以及全球市场的冲击，我国对于部分粮食种类特别是大豆和强筋小麦等进口需求比较大，尤其是大豆，进口率常年居高不下。尽管我国提出了确保粮食安全生产的 18 亿亩耕地红线，但如果在诸如大豆、强筋小麦等种植技术上无法取得突破，可能会导致我国对大豆等进口粮食的依赖度不断增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可以提升我国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加快农业技术创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从而逐渐降低我国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农业基础。
（二）扩大市场规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4]，以此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目前来看，我国乡村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比较低，市场规模较小，仍有极大的市 场空间有待挖掘。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行有利于扩大乡村市场规模，激发和凸显乡村市场优势，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构建。乡村振兴对市场的培育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乡村振兴会创造巨大投资市场。目前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比较落后，数字化发展程度比较低，不少乡村地区的道路、照明、水利工程以及信息化基础设施等都亟待投资和建设，市场规模十分庞大。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乡村地区的市场规模将会不断扩大。其二，乡村振兴有助于提高本土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本土农产品市场规模，极大增加市场体量。黄宗智认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国居民的食物消费比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粮食：蔬菜：肉食的比例从 8：1：1 逐渐转为 4：3：3[5]。且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以及健康意识的不断提升，可以预见的是，蔬果和肉食等产品的市场规模会持续扩大。然而，国内的农产品尤其是水果的市场并没能完全发展起来，目前部分国外的进口水果、肉类等仍然占据国内市场较大份额，国内的部分农产品则被贴上了“廉价”“低端”等标签，导致不少本土农产品失去了市场竞争力，不利于本土市场的培育。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可以有效提高我国本土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不断增强本土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扩大本土农产品市场规模。其三，乡村振兴有利于乡村养老、旅游等新兴市场的形成与壮大。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养老将成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目前来看，我国乡村养老产业仍然处于初步探索和发展的阶段，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除了养老以外，乡村旅游业、新能源等行业的市场空间也很庞大，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总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利于扩大农村市场规模，培育强大国内市场，提升内循环能力。
（三）拉动内部消费当前，受全球经济下行和疫情持续影响，居民的消费动力和消费能力被抑制，我国部分制造业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刺激消费已成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重点。有学者认为，国内大循环的最后环节是消费[6]，而农村居民是我国重要的消费主体[7]，我国农村的内部消费市场潜力十分巨大。目前来看，我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体系已经比较成熟，尤其是大城市的消费群体基本趋于固化和饱和，刺激消费的边际效益比较低，难以实现进一步的消费跨越式增长。反观乡村社会，不少农民的消费不仅受制于收入的不足，同时也受制于基础设施落后带来的“交通不便”“不包邮”“时效低”“退换货难”等问题，导致乡村消费市场的潜力被抑制，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在 2019 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 7.5%，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 9.9%[8]。在 2020 前三季度，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下降 5.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 0.8%[9]。可以发现，近年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率更高，农村消费市场的增长潜力更为巨大。因此，拉动内需的关键是拉动广大农民的消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可以有效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从而拉动农民消费，提升国内总体消费能力，促进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构建。
（四）激活就业市场研究表明，增加就业岗位有利于对冲经济下行[10]，从而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打下坚实基础。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就业率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之一。然而，当前我国农村居民所处的就业市场的活力不足，规范化程度不高，相关制度规定有待完善，国内大循环的就业基础仍然不够牢固。其一，由于我国农村的产业化发展程度普遍不高，不少乡村及周边区域缺乏可以提供就业岗位的本土企业，农民难以就近就业，要么选择留守在村庄，专门从事低收入的农业生产，要么选择外出务工，逐渐脱离乡村的本土发展，这些都不利于乡村内循环能力的提升。其二，由于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缺乏专业技术知识，信息获取渠 道比较闭塞，导致农民往往很难在外地就业市场中找到合适且稳定的工作，可能长期处于失业状态，不利于农民就业市场的发展。其三，由于当前我国农民工就业相关制度仍然有待完善，再加上农民普遍缺乏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可能让农民在就业市场中面临基本权益被损害的问题，甚至可能面临被拖欠工资和被欺骗的风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提升其就业竞争力，而且有利于乡村本土产业的兴旺，创造一定数量的就近就业机会，激活本地就业市场的活力。
（五）构建信任体系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是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治理的社会基础[11]。以农业生产为例，当现代化技术嵌入到了农业生产中，乡村基础设施和物流体系也得到了完善的情况下，可以形成比较完善的产业链，同时也能保障相关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但如果消费者对本土产业链和产品的信任度不够，仍然会选择进口农产品，本土农产品的市场规模仍然难以扩大，内循环动力无法被激活。因此，建立健全信任体系至关重要。然而，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中，由于种种原因，信任体系仍然比较脆弱。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乡村传统逐渐被打破，原有的传统乡村伦理道德和村规民约的功能在不断弱化，而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被大家普遍认同的现代化治理规则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乡村治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难以构建信任关系。另一方面，随着个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的原子化现象不断凸显，农民的合作意识和集体意识比较淡漠，乡村公共性在不断降低，导致乡村社会的信任体系比较薄弱，抑制了本土市场的发展和壮大，不利于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构建。而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了“治理有效”，这可以有效提高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规范农民的行为，形成乡村公共治理规则，促进乡村社会信任关系的形成，不断生产和再生产社会资本，为国内大循环的构建提供一定的治理基础和社会基础。
三、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实践转向 为了更好适应和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需要在实践层面进行一定的转向，乡村振兴的观念要由“旧”到“新”，动力要由“外”到“内”，任务要由“多”到“精”，思 路要由“点”到“面”，目标要由“量”到“质”，以此促进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构建。
（一）由“旧”到“新”---乡村振兴观念的转向 要想真正让乡村在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首先需要扭转社会对乡村的刻板印象，重塑乡村发展新形象。由于长期户籍制度的影响，城乡二元发展差异的持续存在，我国农村往往被视为是“落后”“贫穷”“无发展前途”的地方，农业则被认为是“不读书就回家种田”的“没有发展前途”的低端产业，从而形成了一种“城市优于乡村”和“乡村依附于城市”的固化思维和习惯性认知，使得不少地区将乡村振兴完全等同于农民脱贫，预期目标比较低，并没有指望乡村振兴可以和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以及行业引领等相联系。这直接导致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乡村振兴质量”不高，部分乡村产业始终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农民仍然属于弱势群体，缺乏一定的话语权和自主性，难以具备扩大内循环的能力和动力。需要认识到的是，农业农村是保障国内大循环的根本基础，乡村内循环是城市内循环的“根基”，如果乡村缺乏内循环的能力，城市的内循环系统也会比较脆弱，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比较低。因此，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背景下，需要创新乡村振兴观念，深化农村改革，提高乡村角色定位，增强乡村对内外部的吸引力，让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二）由“外”到“内”---乡村振兴动力的转向进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的动力也应该由“外”向“内”转向，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上。国内大循环的核心在于“内循环”系统的激活与构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发掘乡村内生潜力，让乡村内生发展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引擎。在当前的乡村发展进程中，由于压力型体制之下绩效考核体系的约束和驱动，以及缺乏对内循环内涵理念的正确认识，部分乡村地区为了获得政绩，一味地追求唯 GDP 式的乡村发展模式，试图通过招商引资和征地拆迁在短时间内实现乡村的快速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振兴。尽管以招商引资和征地拆迁为代表的外生型发展模式可以为乡村发展带来明显的成效，如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增加等，但这并不具备可持续性，有时可能产生一些非预期后果，留下严重的后遗症。在外生型发展模式下，发展的主导权被外部市场和外部企业等外部力量所掌控，乡村内部缺乏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的权力，缺乏支撑自身发展的本土要素，内部社会创新容易被抑制，其发展实际上处于被“卡脖子”的状态，一旦外部投入减少，乡村的发展将面临内卷化甚至是倒退的风险，不利于内循环系统的建立。因此，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乡村振兴应该以内生发展模式为主，着重培育乡村的本土发展能力，挖掘乡村内部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等隐性的内生性资源，真正激发出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让乡村成为构建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力量。
（三）由“多”到“精”---乡村振兴任务的转向在构建国内大循环的背景下，特色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布局更为重要。研究表明，不同地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作用是具有一定差异的[12]，需要找准自身的发展定位，朝特色化精细化方向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方针，涉及到了乡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这往往是乡村振兴的理想类型，给予了乡村振兴的可能路径和思路。
然而，乡村内部的资源总量以及国家投入的资源是比较有限的，乡村振兴落实到某个具体村庄，事实上只能是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获得较为突出的发展，不可能是“面面俱到”，“全面开花”。在目前的乡村发展中，不少地方尝试搞“大而全”的振兴，期望将乡村社会打造成各方面均具有优势的模范乡村。然而，对我国绝大部分的乡村而言，这既不现实，也容易产生“放卫星”的现象。实际上，在产业链日趋完善的现代化社会，“大而全”的发展方式容易让产业和产品陷入到“平庸化”和“低端化”的境地，缺乏市场竞争力，随时面临被淘汰的风险。以企业发展为例，一般的大型企业往往在某一个领域或少数几个领域处于行业顶端，拥有不可被替代的核心技术，而一旦这些企业尝试“多点开花”，在其他领域成功的可能性往往并不高，甚至可能面临投资失败的问题，造成企业资本的浪费，反而影响核心领域的发展。同理，在国内大循环体系的构建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体到每一个村庄，必须实施精准振兴，发展任务要由多样化转变为精细化和特色化，注重发展方向的个性化和专业化，从而有效避免被替代、被“卡脖子”、被淘汰的风险。
（四）由“点”到“面”---乡村振兴思路的转向 在构建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重视乡村与外部的关系，协同推进乡村与乡村、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融合发展，让乡村发展内嵌于国内大循环体系，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 [4]。这表明，国内大循环实际上尤其注重区域内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是让城市或乡村进行“自我”孤立发展。在以往乡村振兴的理论和实践中，大家往往关注作为“点”的村庄的“自我”发展，很少从“面”的维度思考乡村社会的发展，容易忽视乡村与乡村、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串联关系。施坚雅在研究中证实，在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农民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基本单位并不是村庄，而是围绕以基层集镇、中间集镇和中心集镇所构建起来的集镇体系展开[13]。围绕市场展开的区域内循环系统不仅符合我国乡村的内生性秩序，同时也与国内大循环的相关要求相一致。因此，在未来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应该注重乡村与外部的关系，构建比较完善的区域发展链条和开放的乡村发展网络，不断增强乡村与乡村、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和联系，从而推动乡村与外部的一体化发展，提升区域内循环能力。
（五）由“量”到“质”---乡村振兴目标的转向乡村振兴应该更加注重乡村发展的质量，提高乡村的综合竞争力。之所以提及国内大循环，其背景之一在于以科技为代表的高质量核心技术被频繁的“卡脖子”，在“质”的面前，“量”的增长带来的作用并不大，在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质”比“量”更加重要，核心技术和特色产业才能为国内大循环注入可持续的动力，“质”的提升才可以更好地带动“量”的增长。目前，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我国部分地区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时，只在“数量”方面下功夫，搞形式主义，甚至玩“数字游戏”，背离“质量兴农”的要求，忽视乡村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培育，从而造成了乡村发展模式的同质化，产生了“千村一面”的结果，难 以打造出一系列具有品牌价值的农产品和旅游村等，导致部分振兴的乡村并不具备市场核心竞争力，难以改变乡村在内循环体系中的弱势地位，不可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有效发挥引擎作用。在来的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应该注重乡村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质量兴农”的高质量发展理念，着力增强乡村核心竞争力，实现乡村社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加快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
四、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乡村振兴的路径探索本文认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大背景下，只有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内生动力，明确发展方向，加强合作关系，注重发展质量，才能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可以促进乡村发展，还可以更好地嵌入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中。
（一）深化农村改革要想真正让乡村成为国内大循环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必须不断深化农村改革，突出乡村在内循环体系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破除乡村发展面临的诸多障碍，塑造乡村发展新形象。
一是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定土地承包制度，完善土地经营制度，维护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二是要深化金融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大资源下乡的力度，完善信贷制度，提高乡村的发展效率，缩小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三是要深化农村就业制度改革，为农民提供职业培训，增强其职业技能，提升农民就业薪资水平，设置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规范农民就业市场，由此提高农民的就业率。四是要深化消费市场改革，重视广大农村消费市场和广大农民消费诉求，增加农村消费者市场调研，提高农民的消费体验，引导农民理性消费，保障农民的消费权益，从而进一步拉动我国内需。五是要深化乡村宣传工作，塑造乡村的正面形象。新闻媒体既要关注乡村地区落后、贫困等亟需改善的一面，同时也要展示出乡村社会中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等美好的一面，不断强调农业农村的重要地位，让民众客观地认识与理解我国的乡村社会，降低民众的城乡“心理区隔”，营造出更有利于乡村发展的社会舆论环境。通过以上深化农村改革的措施，可以将乡村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出来，扭转过去的“落后”形象，让乡村真正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尊重，从而成为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中坚力量。
（二）激发内生动力 在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大背景下推动乡村振兴，需要进一步挖掘和培育乡村的内生发展动力。其一，要注重本土资源的开发和应用，为构建内循环体系提供内生性资源支撑。要借鉴新内生发展的相关理念，不能过度依赖外部资源，而应该立足本土资源，注重内外部资源的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本土资源的优势[14]。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需要降低对招商引资的依赖，尊重乡村的本土特征，以开发本土资源尤其是隐性的内生性资源为主，突出乡村的本土优势。其二，要提升乡村的人力资本水平，为构建乡村内循环体系提供内生性主体力量。乡村内循环的构建极其依赖社会创新，这需要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进程中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保障内循环体系的可持续运行。因此，需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并积极推动知识下乡，不断提升农民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水平，让乡村逐渐拥有一定的自我发展能力。其三，要增强农民的地方认同感，为构建乡村内循环体系提供内生性治理基础。要让农民对乡村本土的产业和产品拥有高度的认同感，真正拥有参与到内循环体系构建中的热情与动力，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进乡村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乡村内生发展的能力。
（三）明确发展方向在国内大循环的构建过程中，必须明确乡村的自身定位和发展优势。为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做好乡村发展规划。目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发展缺乏基本规划，不少乡村处于一种“无序化”的发展模式，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从传统的规划视角来看，我国乡村往往被认为是“传统”“原始”“封闭”的代名词，而规划一词体现出了“专业”“包容"以及“开放”的含义，导致不少地区对乡村规划存在认识上的不足。目前城市规划这一概念非常普遍，城市建设中往往会制定非常具体的发展规划，但是却鲜有“乡村规划”这一提法，使得不少地区的乡村振兴实践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难以构建与国内大循环体系相衔接的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在畅通国内大循环背景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强化规划意识，让乡村规划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需要认识到的是，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区别，我国乡村之间的差异性非常大，不同地区的种植类型、产业结构以及农民观念等方面均存在一 定差异。因此，地方在制定乡村发展策略前，应该进行一定的规划，寻找和发现乡村发展所具备的优势和劣势，明确发展的具体领域和具体任务，选择“主攻”方向，坚持走特色化和精细化的发展道路，从而更好地融入和内嵌于国内大循环体系中。
（四）加强合作关系要加强乡村与外部的合作关系，让乡村与乡村、乡村与城市之间可以进行要素的双向流动，促进区域内循环的发展。一方面，要加强和促进乡村之间的合作。加强乡村合作关系，有利于扩大农业生产的规模，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增强乡村在市场中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乡村的市场竞争力。我国乡村之间往往缺乏相互沟通与联系，合作意识脆弱，严重制约乡村内部生产力发展，阻碍了乡村内循环体系的构建。因此，需要加强乡村之间的协商，建立一定规模的村内合作组织和跨村合作组织，强化集聚经济效应，增强区域内部社会资本，共同应对农业风险，提高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加强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合作。一直以来，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呈现出不平等的问题，往往只是乡村要素单向的流向城市，城乡之间并没有形成比较合理的要素流通体系，亟需改善当前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单向化的问题。因此，要逐渐开展“工业反哺农业”的实践，增加城市资源对乡村社会的投入，激活城市要素流入乡村的通道，并完善流通制度，规范流通渠道，以此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保障城乡要素的双向循环流动，从而促进区域内循环体系的构建。
（五）注重发展质量。要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加强技术创新，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以此提高乡村振兴的质量。其一，要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数字化建设。在电子商务越来越普及的信息化社会，内循环的建立离不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因此，亟需增强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让乡村社会享受到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带来的红利，真正科学合理地融入到市场经济体系和电子商务流通体系中，丰富乡村产业类型，拓宽乡村发展路径，增进乡村振兴的质量。其二，要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在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越来越迅速的今天，产业的长期固化必然会面临被淘汰和被取代的风险，“与时俱进”才能保障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进一步深化乡村产业转型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适应市场发展需要，及时进行产业转型和升级，保持和强化乡村的产业发展优势。其三，要加强技术创新。要重视科学技术在乡村层面的应用与创新，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技术的衔接，不断提高现代化技术的普及度，形成比较完善的农业产业链，保障乡村具备一定的内循环能力。在此基础上，尝试进行农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攻关，争取掌握核心技术，让乡村的产业和产品可以在区域、国内甚至是国际市场中拥有一定的竞争力，从而发挥“龙头”效应，由此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比较完善和成熟的区域产业链，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