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二程以儒为宗，批判地汲取佛道中的哲理，以天理论为基础，以明义利为核心，以成圣成贤为追求，以正人心、修道德、格君心之非为方法，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理学体系。二程洛学有别于宗教的外在超越，转而实现内在超越，找到了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为宋代社会的道德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何解决公共性问题，是儒家人伦关怀面临的最大最突出的问题。“以公释仁”区分了“爱”与“公”的差异，揭示了公共价值理念，实现了从“仁爱”到“兼爱”的跨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天理”说的提出石破天惊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涌现出老子、孔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董仲舒、王充、何晏、王弼、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在其提到的25位思想大家中，宋明理学奠基者程颢、程颐名列其中，可见二程及其创立的理学（洛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洛学作为中原文化价值提升的产物，既是中原文化的精粹，也是黄河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被称为理学双凤的二程，其所开创的洛学学派的主要思想，作为宋元明清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深刻影响着近世中国社会的发展，甚至远播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对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理”说的提出石破天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程“道接子舆”“学贯濂溪”，承接孔孟千载不传之学，从传统儒学理论体系中拈出“天理”二字作为立论之本，将其视为万事万物永恒的最高精神存在，建构了一个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为一体、理一和分殊为一体、天理和人欲相统一的广大精微的思想体系，极大地提升了儒家的理论思维水平和理论阐释空间。冯友兰指出，程颢是以后心学之先驱，而程颐是以后理学之先驱［2］。
在二程思想中，争议最大的是“天理”“人欲”的关系问题。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在儒家早期经典《礼记》中已有涉及，二程将其纳入理学思想体系予以新的阐发，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这一命题常被误解为禁欲主义而遭诟病。实际上，二程强调对“人欲”的去除，不是像宗教一样要消灭人的所有欲望，而是强调儒家一以贯之的“克己复礼”精神。去欲存理，或存理遏欲，才是其本质所在。
二程以天理论为基础，以明义利为核心，以成圣成贤为追求，以正人心、修道德、格君心之非为方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学体系。其核心和精髓要义在于：重义轻利，大公无私，不断追求成圣成贤、成己成物的境界。
（1）天人合一的世界观。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将“人道”和“天道”结合起来，是对孔子“仁”的观念的演变与发展。二程廓然大公，把仁爱的对象扩大到自然界，对于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启发意义。我们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从“廓然大公”中汲取营养，必须正确处理“天人关系”，重新思考我们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2）利不妨义的义利观。从存天理、节嗜欲出发，二程提出利不妨义的思想。程颐说：“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计较，但不至妨义耳。”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程颐说：“富，人之所欲也，苟与义可求，虽屈己可也；如义不可求，守贫贱以守其志也。非乐以贫贱，义不可去也。”
（3）先公后私、先人后己思想。公与私，是所有人必须面对的两种价值观，是儒家义利之辨的核心命题。其中最关键的是，面对公共事务，强调“公心”。“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理者天下之至公”，这种境界使宋代知识分子往往能够“以理抗势”，从廓然大公的思想出发，培养“不为一己之私所累”的大公境界。
（4）成德成圣的道德观。如何成德、成圣始终是二程关注的重要命题。程颢说：“‘德不孤，必有邻’，一德立而百善从之。”程颐说“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指出“凡学之道，正其心、养其性而已。中正而诚，则圣矣”。也就是说，做到了中、正、诚，就是圣人。程颢则更通俗地讲：“孝当孝，悌当悌，则圣矣。从洒扫应对上可观圣人气象。”
二程理学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一是以儒为宗，整合了佛道思想；二是正确处理体用关系，使儒学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道德规范和行事原则。通过探讨理事关系，理学家们突破了宗教话语而转向人生哲学话语，从而为中华民族找到了一个精神内在超越的出路，它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二、宋学与中华民族思想体系的第五次重构
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先后经历了七次重构，宋学系第五次重构。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哲学都是围绕天人关系展开的。到了宋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发展为理（精神）气（物质）关系问题。围绕理气关系，宋学在本体论、方法论、历史观、人性论、伦理论、认识论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展示出来，使宋代哲学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又一高峰。
在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先秦是一个旋涡，宋明是一个旋涡，都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宋代影响后世最深邃的即是理学。理学吸收道家与佛家的若干精义，用以阐发传统儒家的思想，使之更加充实完备。在这个意义上，宋学是以儒学为基础，援用道佛哲理融汇而成的一套新儒学。在宋明理学中，二程则是这个旋涡的中心。
宋学的代表性人物是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颢和程颐。他们有研究理学的，有研究心学的，有研究气学的，或叫理本论、心本论、气本论。邵雍被视为理学先驱，提出了“穷理尽性”的主张。周敦颐是北宋理学的开创者，用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和善恶等，构建了一个系统的宇宙构成论。张载严格区分天、道、性、心等概念，开创了理学中的气学一派。包括二程在内，宋学的伦理思想一直有着比较强烈的德性论传统。关于理事关系，理学认为，理在事先亦在事中；心学认为，理在心中亦在事中；气学认为，理在事中事在理先。
（1）理学。在二程思想体系中，理有三层含义：一是天理，二是物理，三是伦理。在二程看来，物理和伦理都是天理的表现。程朱理学认为理在事先，只是从逻辑的角度而言；从事实的角度看，理在事中。所谓“性即理”，意味着理在事中。理在事中被表述为“理一分殊”，他们既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也承认世界的多样性。理一为何会分殊？在朱熹看来，天理必须借助气才能体现出来。“气异”才是“理一分殊”的原因所在。
（2）心学。理学和心学都认同天理，理学认为理在天上，心学则认为理在心中。心学一派由南宋陆九渊发其端，明代王阳明集大成，统称陆王心学。他们提出“心”和“良知”概念，把本体和主体统一起来。“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明确表示本体的内在性。王阳明心学的理论核心是“知行合一”，对程朱理学的僵化起到了纠偏作用，并推动儒学从庙堂走向民间，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相对于儒家的压抑人性，心学则是解放人性的。
（3）气学。气学由张载发端，明清之际王夫之集大成。张载把道家的“太虚”引入，提出“太虚即气”。关于太虚与万物的关系，张载用气之散聚来解释，气聚而为万物，气散而为太虚。在王夫之看来，理和心都不是本体，气才是本体。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则是理，理乃是气的体现。他用“天下惟器”说取代了张载的“太虚即气”说，把理事关系转换为道器关系，强调事在理先，器在道先。气学一派没有把理论重心放在人生哲学方面，而是放在实践哲学方面，重视对现实生活的应对，从而把经世致用讲透了。
总之，理学家立足当下世界搭建精神世界、意义世界、价值世界，找到了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精神生活方式，那就是有别于宗教的外在超越，转而实现内在超越。理学是立德树人、教人学做人之学。著名大师钱穆说：“理学者，所以学为人。”心学追求明明白白做人，气学追求踏踏实实做人，理学追求堂堂正正做人［3］。传统儒家重视成人与成贤、成圣的追求，重义轻利、大公无私，为道义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以二程为代表的宋学，着眼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宋代社会的道德重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二程“以公释仁”的新时代价值
在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人利物之谓仁”。“仁爱”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的“仁”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则把“仁”推加于万物，并融入“爱”的概念，形成爱亲、爱民、爱万物三个层次。与之同时代的庄子进一步凝练为“爱人利物之谓仁”。在孟子和庄子思想的基础上，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见解，将仁爱之心升华为万物之爱。
二程对“以爱释仁”的传统进行了纠偏，主张“惟公为仁”，在仁学解释传统上实现了重大转变。孔孟仁学的出发点是“亲亲之仁”，其所追求的是一种由“自爱”到“爱人”的延伸与扩展。在二程看来，仁的境界就是大公无私。公而近仁的过程，就是克灭私意、天理流行的过程。
“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因，是最高的价值本体，但面临墨家的“兼爱”、佛家的“慈爱”和道家的“无情”的挑战。儒家的“修己”从来就是为了“安人”，其血缘之爱和普遍之爱的关系构成一个重大关节。这种“普遍之爱”，不同于墨家的“兼爱”，也有别于佛家的“慈爱”，更有别于近代西方的“博爱”。如何解决公共性问题，是儒家人伦关怀面临的最大、最突出的问题。从“血缘伦理”到“公共伦理”的过渡，是儒学完成现代性转化的关键所在。“以公释仁”实现了从“仁爱”到“兼爱”的跨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首先，天理的本质是公。先秦时期，人们认为上天是主宰人命运的神。汉代董仲舒从天人感应认识论出发，仍认为天是主宰人们命运的神祇。北宋时期，程颢认为“天者理也”，这是认识论的一次飞跃，开辟了人们认识自然的新路径。
其次，仁爱的前提是公心。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著名命题，由爱人到爱天地万物，由爱一人一家到爱天下众生的“博施济众”，从而进入圣人的思想境界，比孔子的“仁者爱人”进了一步。解决了“仁是什么”的问题后，还要解决“如何行仁”的问题。程颐正是深刻地洞察到这一点，以独特的视角从“仁”中提炼出了“公”，教人思量内外、物我之间的“一体”关系，开辟了“以公释仁”的新路径。
再次，“以公释仁”的核心是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二程的义利观是对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传承与发展，在继承孔孟先义后利基本精髓的基础上，深刻指出义与利的实质是公与私的关系，并提出利不妨义的基本道义理想，成为普通民众的基本道德修养原则。在二程看来，为私还是为公，是衡量一个人思想境界、道德水平乃至对事物的认识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
最后，治国理政的核心是大公无私。二程对公私关系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人的道德修养层面，而是深入到了政治领域，明确提出执政者的公心与私心是决定国家兴盛衰败的关键。程颢说：“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公心是一心为国家、民众服务的大公之心，是一切从事公共服务工作者的基本政治品格，这是由公共事务岗位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公心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公共事务动机”。
推动二程理学在新时代发扬光大，需要我们格外重视做重德、守德、修德之人。当我们的民族能够知仁、行仁、存仁时，公民的个性将会变得活泼开朗、果敢勇毅，我们的民族将会变得更加蓬勃向上、富有创造力。
四、叫响“山东有孔孟，河南有二程”的黄河文化大品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河洛文化在中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地位重要而特殊，对于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形成贡献非同一般，是“中华源”“黄河魂”“天地中”“大摇篮”。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山东有孔孟，河南有二程”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阶段。二程思想是在对孔孟儒学创造性继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与发展的结果。儒家文化在个人层面提倡君子风范，在社会层面提倡纲常伦理，在国家层面提倡仁政爱民、为政以德，在国际层面提倡天下一家、仁者无敌。儒家文化中的优秀、精华、经典成分,为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
叫响“山东有孔孟，河南有二程”口号，对于打造河南文化品牌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改变过去河南文化“满天星”而无一轮明月的现象，聚焦形成河南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我们要牢牢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机遇，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化、黄河文化、中原文化的深刻论述为指导，深入挖掘二程理学蕴含的时代价值。
（1）打造二程思想的研究重镇。要搭建二程思想研究平台，深入开展二程理学思想理论研究。成立中国（河南）二程思想研究中心，吸引凝聚国内外、省内外专家学者，开展多领域、跨学科研究。联合濂学、洛学、关学、闽学研究力量，创立宋明理学（洛学）国际论坛或研究联盟。依托省内外全媒体平台，宣传推介二程思想的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断扩大二程思想研究的学术影响力、成果转化率和社会知名度，形成新时代二程思想研究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合力。
（2）打造二程思想的践行重镇。要把二程思想研究自觉放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中来，放到构建有引领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来，放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来，守大德，严公德，重私德，以明德引领社会。要加强官德建设，以此淬炼党员干部的党性，加强公共事务动机研究。
（3）打造二程思想的活化重镇。嵩县地处黄河重要支流伊河中游，文化积淀极为厚重。要立足“二程故里”的独特地位，创复二程书院，研发二程研学体验项目，修缮保护二程祠等文化遗址，打造二程特色文旅小镇。要讲好新时代“程门立雪”“如坐春风”的故事，充分借助新技术手段，积极开展二程思想普及推广，推动二程思想研究成果融入国民教育、滋养文艺创作、融入生产生活，使之更好地走近社会公众、放大“溢出效应”，促进二程思想的传播践行。
二程“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体现了高远的人生境界，为我们打开了成圣成贤之门。我们要进一步讲好黄河文化中的二程故事，打造“山东有孔孟，河南有二程”文化旅游品牌，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在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中谱写出彩的河南篇章做出贡献，努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迈进！
（本文作者为李庚香，系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文章原载于《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