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拥有厚重的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建设中原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河南探索。因应历史要求，中原学必须担负起构建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炎黄学、宋学、黄河学、洛阳学等四个学科领域，共同构成了中原学的“四梁八柱”。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驾驭现实，如何用历史、哲学、文化思考支撑信心，如何用制度分析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原学研究的三大核心方法。要认真区分精华与糟粕，增强开放性和包容性，在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中定位中原学，注重研究地域性、流域性与民族性、国家性问题，研究根祖、根亲、根系问题，研究“道之体”与“道之用”等问题，努力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
一、积极参与中华民族第八次思想重构在中华民族思想史和复兴史上，有七次思想重构属于过去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等几个历史时期。”在他看来，“文明特别是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七次思想重构。第一次，诸子百家与“百代都行秦政法”。问题是秦之短命或历史倾覆引发深层思考，德法关系成为关键。第二次，从“子学时代”到“经学时代”。实即被“意识形态化”了，从思想对策变成了统治工具。第三次，魏晋南北朝玄学。以道释儒，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对立问题。第四次，隋唐儒释道并立。治世、治身、治心三位一体，中华思想体系对心性问题的研究进一步深化。第五次，宋代理学和心学诞生。援道、佛入儒，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水平，中华民族思想体系完成了本体化建构。第六次，冯友兰“以西释中”。1840 年后，在遭受西方军事和经济双重冲击的社会环境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特别强调公德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意义。“中体西用”说的意义被低估。到了近代，中原文化被重新唤醒。一是发现了甲骨文，二是敦煌的出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唐朝。中原文化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民胞物与、与时偕行、变易求新、和而不同、和为贵、以德治国、民贵君轻、求同存异、协和万邦等观念，至今仍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之源，对于新时代“中国之治”意义重大。第七次，近代以后，如何处理马、中、西的关系，成为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何以如此深刻地改变中国? 中国人为什么能够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 这与古代中国人的“大道之行”思想、“天下为公”理念有着紧密的关联。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道理性，是相通相融的。“马魂中体外用”，成为我们正确处理本来、外来、未来的指导原则。
新时代，是第八次思想重构。新时代是强起来的时代，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是创新的时代，也是需要理论而且能够产生理论，需要思想而且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局势都在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经历深刻变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从国情出发，充分反映实际情况，透过现象看本质，树立国际视野，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只有坚持不懈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才能在思想上政治上战略上更加主动，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把握才能更加深刻、更加自觉、更加坚定。
综览中原的文明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我们会发现，中原学的流变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第一，中西文化的根性不同。中原文化的阴阳，不同于西方的因果。第二，儒墨道法兵诸子百家的融合，法家占了上风。第三，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互动，农耕文明的被动性出现。第四，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仍然是儒是儒、道是道、佛是佛，但最后走向了融通。第五，儒释道三教融合，形成了宋明理学，特别是宋学，标志着中国学术的高峰出现。第六，在与西方文明的博弈中，中体西用的价值需要重估。第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如何处理马、中、西的关系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第八，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我们进入了一个需要理论和思想的时代，如何进行思想重构、理论重构的问题就变得十分突出。
二、构建区域性知识体系是中原学的重要任务构建区域性知识体系或地方学，是中原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极大改变自身的同时，积极参与重塑世界秩序，必将导致知识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因应历史要求，中原学必须担负起构建地方性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
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拥有厚重的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2011 年 3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审议时要求，河南“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形成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相融、精神效益和社会效益并进的文化发展哲学”。建构中原学，就是我们落实总书记这一要求、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河南探索。
在我们看来，以下四个学科领域，都是需要中原学着力把握的，这四者也共同构成了中原学的“四梁八柱”。
(1)炎黄学。炎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祖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总代表，是根，是源。炎黄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先，是中华文明之源。如何建立完整的民族与国家文化“道统”，意义十分重大。
(2)宋学。就时间轴而言，黄河文化演进流变到宋朝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经过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中儒墨道法兵诸家的融合，到以长城为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与博弈，再到宋代援道、佛入儒，中华民族实现了第五次思想重构。二程体悟到的“天理”意义巨大，二程“洛学”在“宋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黄河学。黄河文明是一种大河文明，是一种农耕文明，是一种道文明，具有崇道贵德、明礼尚法、执中求和的价值追求。黄河文明是一种流域文明，并非简单的区域性大河文明，它是中华文明、国家文明的代表与象征。对黄河文明的研究，是中原学必须聚焦的学科领域。
(4)洛阳学或叫河洛学、河济学。河洛地区形成的河洛文化，是河洛学与洛阳学诞生的基础，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摇篮文化。要重视济水，重视研究济水在夏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要以洛阳学引领洛阳副中心城市建设。
炎黄学、宋学、黄河学、洛阳学四个学科群的建设工作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四位一体”大学科群的建设格局才刚刚形成，今后的建设之路还很漫长。
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骨骼与主体，也是中原学学科建设的主攻方向。如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驾驭现实，如何用历史、哲学、文化思考支撑信心，如何用制度分析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原学研究的三大核心方法。
构建知识体系，对于中国人而言，是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走向何方”;对于外部世界而言，则要回答“何谓中国”，尤其是“何谓当代中国”以及“中国将如何发展”。知识体系的生产不是静态的单一结构存在，而是处于生生不息的运动之中。知识体系是建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前提。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受知识生产的制约，它们是一个时代知识总体的建构和完善。话语权牵涉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但话语权必须建立在“真知灼见”的基础上。中原学研究的极其繁难之处在于，必须既研究历史又研究现实，既重视国内又重视国际，既重视物质又注重精神，既研究内涵又研究外延。这种“两难”，是中原学实现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新时代中原学建设要努力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1.在中华文明中定位中原学，研究地域性、流域性与民族性、国家性问题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一部分，也具有“多元一体”的特质。这里，“多元”是貌，“一体”才是本。只有确立中原学的主体性，我们才能够找到文化自信。弘扬地域文化，目的在于弘扬中华文明。即是说，我们必须把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来研究，要注意维护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只有这样，深化地方学的研究才有意义。
2.进一步寻根溯源，研究根祖、根亲、根系问题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古人应对自然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当前，要特别重视对夏文化的研究。要研究伏羲、黄帝的根祖文化，基于血缘的根亲文化，基于地缘的根系文化。
3.研究“道之体”与“道之用”问题弘扬中华文明，包括弘扬中原文化的结晶华夏文明，要有道，更要善于把握“道之用”。“道”是中华文明的精华，在中国哲学中有着重要地位和深远的影响。这里，道是“天理”，是“规律”，是价值体系。道作为规律，需要长期探索。事实上，当人们“明道”之后，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自觉地投身于“救世”，包括发展经济，改善民生，重视生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道”，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前，要重视对“道”或价值体系的研究。
4.认真区分精华与糟粕，参与第八次思想“重构”
从老祖先那里传下来的文化有精华与糟粕之辨，我们继承传统文化的时候要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例如，“礼之用，和为贵”是孔子讲的，但前提是针对齐鲁地区“穿小鞋”“整人”“争”和“斗”的习惯而讲的。康百万庄园中的“留余篇”是对做事“不留余”的反思和规劝。“执中”是大智慧，但如何避免中庸的“圆熟”也是一大问题。这样看问题，我们才会看得更深刻一些，文化建设的针对性才会更强一些，才能承担起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5.增强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原文化本身是杂合的，能够兼容并蓄。首先，黄河文化是儒墨法道相互融通的结果。其次，黄河文化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融的结晶。中华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鲜卑族对于融入汉族的自觉，满族对于汉文化的认同，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性起到了极大作用。特别是中原文化在大礼乐文明基础上走向“斯文”，其内向性和内卷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正是草原文明的“尚武”精神对其进行了洗礼，从而保持了文与武的平衡。
6.在世界文明中研究中原文明问题中西两种文明根性的不同，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要加强文明互鉴，在世界文明比较中研究中原学的“原生性”问题、“主体性”问题。
（1）西方重“分”，中国重“统”。与西方哲学重视天人二分、重视真实、强调逻辑相比，中国哲学重视天人合一、以天为则、重视生态，具有崇尚道德、辩证思维、内圣外王等特点。中西所有不同中，最重要的就是“统”与“分”的不同。以统为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质。
（2）西方重“个体”，中国重“共同体”。如果说西方立足于个体，那么，中国则立足于共同体 (尤其是家庭、家族)。
（3）西方是“自由论”，中国是“秩序优先”。如果说西方主张“自由优先”，那么中国则重视“秩序优先”。对于自由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秩序，以防止分崩离析，特别是一盘散沙;对于秩序而言，则要探究如何加强自由，以激发创新和活力。治理的要义就在于保持自由与秩序的平衡，做到既“井然有序”，又“充满活力”。西方重视平等，中国重视平衡。西方重视自由，中国重视自律。
（4）西方是“知识论”，中国是“境界论”。与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和概念是理念、精神实体、形而上学、对象、本质、存在等知识论不同，中国哲学属于境界论。
（5）西方是“经济人”假设，中国是“公共事务动机”。西方重视“真实”;中国重视“真诚”，不仅重视事实的真实，更重视态度的诚实。西方的“经济人”假设与中国的“伦理人”预设是截然不同的。“公共事务动机”，构成了中原学的理论公设。
（本文原载于《黄河科技学院学报》2020年第10期。作者李庚香，系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