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流域文化。《汉书•沟洫志》曰：“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黄河为宗。”这里点燃了最早的文明曙光。自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活动范围不断扩大，率先踏入文明的门槛。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从夏朝至北宋的3000多年间，历代王朝多在黄河流域建都。 黄河之水天下来，先是昂首北上，继而俯冲南下，然后迤丽向东，倾注大海。在黄河的流图中，出现了无数的迂回曲折。由积石山而鄂尔多斯高原而潼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几”字。由于祁连山、贺兰山、阴山、太行山的挤压，黄河“山不转水转”，迂回曲折，体现出“上善若水”的特点。与这种“几”字的地理复杂性相一致，黄河历史上“三年一决口，百年一改道”。从大禹治水开始，中华儿女与洪水不断作斗争的历史长达4千多年。怀着对“黄河宁，天下平”盛世图景的深刻期盼，一部治黄史，就是中华族的不屈抗争史，也磨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团结拼搏的斗争精神。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古代到近现代，黄河流域长期居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一部中原发展史，半部黄河变迁图。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骨骼与主体，记载了早期中国从部落到国家，帝制中国从国家到天下，转型中国从危亡到再生，创新中国从崛起到复兴的全过程。一部黄河史，既是黄河自身的变迁史，也是以黄河为轴带的经济发展史、社会进步史、科技进步史、文化孕育史。黄河文化滋养了中华民族的炎黄根脉，书写了中华民族历代先民创造的伟大历史，承载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谐共生、生生不息等精神特质，流淌着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礼法秩序、以天为则、以民为本、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文化基因。作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历史文明，黄河文化主导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创造了煌煌盛世，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主体、主流。因此，黄河文化不仅是流域文化，也是国家文化、民族文化。
中原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是民族文化、国家文化，具有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国家文化的二重性，是黄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得中原者得天下”、问鼎中原、逐鹿中原都说明了中原在黄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河南地处黄河中游，是古代中华思想文化的发祥地。伏羲、炎黄二帝等人文始祖的传说在这里诞生，并流传至今，缔造了华夏子孙内心深处魂牵梦萦的根亲情结。上古时期，尧舜禹在此为三代之治奠基，开启了儒学思想的源头活水。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创儒学道统。孔孟之后，儒学中断一千五百余年，二程在伊洛之滨，接续不断之道统，建立洛学，经朱熹集大成，成为宋元明清中国正统文化的主流和标志。不仅如此，中国的国土疆域基本上都是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不断拓展，并通过人口迁徙、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播撒大一统的价值理念，使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熔铸成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与信仰。长期以来，中原文化居于黄河文明的中心，是黄河文化的核心主干、基本支撑和集中体现，蕴含着黄河文明的内容精髓和思想精华，以其生生不息的力量支撑着黄河文化、黄河文明，并为其不断提源头活水。
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源头，是一种摇蓝文化。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中原文化长期以河洛文化为载体，无论从根系上说，从都城上说，从国家上说，都是一致的。如我们说“根在河洛”，但也说“根在中原”。然而，如何认识河洛文化在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中华文化中的独特性，是我们激活千年摇蓝文化的关键。河洛文化与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在河洛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中华文化这四个层级的关系中，每一次发生的都是质变而非量变。从对“易”的追求，到对“道”的体悟，再到对“德”的肯定，从对“仁”、“义”、“礼”的反复追问，到对“法术势”的否定之否定，再对重新思考“天理”，重新感受“良知”，中华民族在思想体系建设上经历了十分复杂的心路历程。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中华文化的源头、核心和代表，具有主导性、先导性和引领性地位，是中华民族的摇蓝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中原文化特别是河洛文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化，它就是古代的根文化、国家文化和核心文化。我们说洛阳是十三朝古都、隋唐大运河的中心、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是世界大都市，是核心文化区，都是在国都、国家、天下的意义上讲的。
首先，河洛文化是“中华源”。河洛地区是黄河干流与其支流伊洛河交汇的地区。它位于中国中部、黄河中游，又跨越黄河南北，是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河洛地区，即黄河和洛河的交汇处。一般指以洛阳为中心，西到潼关、华阴，东到郑州、开封，南到汝州、禹州，北到济源、晋南的这片区域。司马迁说：“昔唐人居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中下之下，若鼎足”（《货殖列传》）。河洛地区正是战友国秦汉时的“三河地区”。
其次，河洛文化是“黄河魂”。黄河文明所承载和创造的政治文明，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黄河母亲滋养了炎黄子孙的家国情怀，铸就了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执着追求的梦想精神，具有崇道贵德、重礼尚法、执中求和的精神特质。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创儒学道统；二程在伊洛之滨接续不断之道统，建立洛学。河洛文化是黄河文明的最核心载体，殷商文化起源于商丘，兴盛于安阳。春秋战国时代，中原文化形成。大运河实现了黄河文明的横向传播，丝绸之路实现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
再次，河洛文化是“天地中”。“中国”的概念最初讲的是“国之中”，应该是指复合制国家结构形成之初的夏朝时期。中国文明的起源与中国国家的起源是有区别的。人类历史上国家的出现是文明形成的经典概括。“中国”一词最早见于《何尊》，是与《尚书》、《逸周书》等相关记载相对应的。都城攸关民族兴衰，兹体事大，其义甚巨。铭文载：“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意思是周武王要建都于“中国”，以便于“统治人民”。这里的中国，就是“土中”，就是“四方之中”，就是“国之中”。周公将在这里治国治民。所说《说文》说：“夏，中国之人也”。“中国”、“中华”源于“中”，“中”是“多元一体”国家之魂，是中华五千年延续不断历史的核心文化基因。中是形而下空间和形而上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国家政治的核心的精髓，是国家统一的基因。可以说，古都洛阳开创的“中”的政治文化理念，在中国五千年中一脉相承，具有非同凡响的文化价值。
最后,河洛文化是大摇蓝。李学勤先生指出，“河洛文化分布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黄河与洛水交汇处的河洛地区，是炎黄二帝和中华民族奠基的主要区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人文初祖伏羲让我们看到了文明的曙光乍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在广袤丰厚的河洛大地上，炎黄二帝谱写了华夏灿烂文明的第一乐章。后世河洛大地所涌现的一条条思想的细流，迄至北宋，逐渐汇聚成二程洛学的沧溟之海，打造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新的高峰。古代洛阳是中国历史上夏商周汉唐都城所在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河洛文化不仅是支撑王朝或政权得以存在的内在精神支柱，还是构成国都乃至全国繁荣兴盛气象的重要因素。
河洛文化在中原文化史、黄河文化史乃至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重要而特殊，它对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形成有着非同一般的贡献。河洛文化是一种根系文化，是根植于黄河中游河洛地区的摇蓝文化，书写了五千年不断裂文明史，是中华文化的直根系，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产床”和“根据地”。在我们看来，只有在中华文化中定位河洛文化、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正确认识“一体多元”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河洛文化。然而，由于我们不能站在中华文明、黄河文明的高度来看待中原文化这一地域文化、黄河文化这一流域文化，河洛文化这一摇蓝文化，不能正确处理地域文化、流域文化与国家文化、民族文化的关系，就把我们的文化看低了，也影响了河南的大省自信。
河洛文化是实现黄河文明复兴的巨大能量场。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摇蓝文化，也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是“赋能”黄河文明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源。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过去，我们研究文化与文明的关系，现在我们研究文运与国运、文脉与国脉的关系。“文化兴则国兴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国语•周语》和《史记•周本纪》都曾记载：“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三川竭周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朝因伊水、洛水枯竭而灭亡，商朝因黄河枯竭而灭亡，西周因泾水、渭水、洛水枯竭而灭亡。伊水、洛水、泾水、渭水都是黄河的重要支流，这些支流一旦枯竭，作为干流的黄河必将枯竭；黄河枯竭，国家就会走向灭亡。黄河与中华民族的繁衍发展、兴衰荣枯紧密相关，因为治河成败已经成为国运兴衰的重要标志。宋元以后，洛阳逐渐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说：“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过故洛阳城二首》）。邵雍之孙邵博在经历靖康之变后也感叹，“天下之治乱，侯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后于园囿之兴废而得”（宋人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华民族与黄河结缘，人河缘分之深，超出想象。黄河文明绵延千年不衰，是其强大生命力的卓绝体现。文脉不绝，国运必昌。河洛地区蕴藏的强大精神能量，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提供势不可挡的力量。
河图洛书与原始智慧。《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伏羲创立八卦，开启了中国智慧的思想闸门。河图洛书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河洛文化的标志性成果。河图”“洛书”是中国先民的大智慧，在原始思维中包藏着先人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是最初的世界观。河图洛书所表现的，是古代哲学的“宇”与“宙”的问题，即当代哲学的时间与空间问题。古代哲学认为：“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今来曰宙”。在这里面最关键的，是要“转识成智”，要把传统的历史性知识转变成“中国智慧”。西方比较重视“平等”的概念。从《河图洛书》到《易经》，中华民族最为讲究的，是“平衡”这个概念。儒家重视“阳”，道家重视“阴”。秦汉之际，托黄帝之名，《黄帝内经》讲的就是阴阳、平衡、调节。《黄帝内经》是调经络、调气血。用王阳明的话讲叫调人心，讲阴阳、平衡，是我们民族很大的一个特点。周易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其“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互补、天地人和”的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熠熠光辉。河洛文化以河图洛书为标志，以十三朝古都的文化积淀为骨干，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成为中原文化的核心，黄河文化的核心、中华文化的核心。
对“执中”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中，最能显示文化特色的重要基因就是“中”。从中原到中国，“中”字一脉相承。从上古时黄帝的“允执厥中”到西周初年的“天地之中”“天下之中”，“中”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浸润在民族骨髓之中。可以说，古都洛阳开创的“中”的政治文化理念，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一脉相承，体现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文化认同。“中”不仅成为数千年来中国之名，也成为东方思想理念中最深刻的文化意识和观念。特别是由“中和”“中正”“中庸”构成的中文化体系，成为有别于中外文明的本质特色。“中”是“多元一体”国家之魂，是中华五千年延续不断历史的核心文化基因。河南地处黄河中游，是古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祥地。伏羲、炎黄二帝等人文始祖的传说在这里诞生，并流传至今，缔造了华夏子孙内心深处魂牵梦萦的根亲情结。上古时期，颛顼帝U尧舜禹在此为三代奠基，开启了儒学思想的源头活水。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创儒学道统。孔孟之后，儒学中断一千五百余年，二程在伊洛之滨，接续不断之道统，建立洛学，经朱熹集大成，成为宋元明清中国正统文化的主流和标志。不仅如此，中国的国土疆域基本上都是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不断拓展，并通过人口迁徙、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等播撒大一统的价值理念，使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熔铸成整个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与信仰。
二称“洛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洛学作为对中原文化价值提升的产物，其精神既是中原文化的精粹，也是黄河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被称为理学双凤的二程，其所开创的洛学学派的主要思想，作为宋元明清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构成深刻影响着近世中国社会的发展，甚至远播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对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文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河洛地区，以周礼而言，此为西周初年周公摄政时期在洛阳形成的“敬德保民”治国思想和周公所制定的一套体系完备的礼乐文明。周公之子伯禽代父到鲁国上任之时，将整套的西周典章制度以及完备的周礼带到了鲁国，在此基础上，开创了儒家学派。可以说，儒家学说就是对周礼的种继承。孔子向往周代文德政治和礼乐文明，其平生之志是欲用恢复周礼实现平治天下的目的。“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亦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佛教从印度传入洛阳，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在此建白马寺，是为我国佛教祖庭。北宋时期，二程兄弟“悼斯文之淹没，俾后人沿流而求源”，在河洛地区创立了洛学，打造出中国思想史上一座新的高峰。宋初统治者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右文”政策，宋真宗除尊儒之外，还推崇佛道，承续隋唐以来三代鼎立的态势。面对这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儒学在佛道之学的蔓延和渗透下，汲取两家之长，经过程颢、程颐的改造和发展，“洛学”应运而生。《濂溪学案》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行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大儒辈出，圣学大昌”（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第482页）。当学生问题程颐“学可谓之有得”时，程颐解答：“大凡学问，闻之知之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第607页）。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第269页)。二程“道接子舆”，“学贯廉溪”，承接孔孟千载不传之学，从传统儒学理论体系中拈出“天理”二字作为立论之本，将其视为万事成物永恒的最高精神存大，“推诸四海而准”，“考诸三王而不易”，建构了一个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为一体、理一和分殊为一体、天理和人欲相统一的广大精微的思想体系，从而与佛道的“虚理”相抗衡。二程以儒为宗，批判地汲取佛道中的哲理，建立了新的儒学体系。程颐称赞其兄，“先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古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河南程氏文集》卷11，《二程集》，第640页）。冯友兰指出：“程颢是以后心学之先驱，而程颐是以后理之先驱”（冯友兰《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济南齐鲁书社，1981年，第271页）。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金明馆丛稿二编》，2001年，第277页）。二程佛道入儒，以儒为宗，提升了儒学的哲理化水平。在二程思想中，争议最大的是“天理”与“人欲”的关系问题。天理与人欲的关系在儒家早期经典《礼记》中已有涉及，二程将其纳入到其理学思想体系予以新的阐发，提出了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因这一命题被误解为禁欲主义而常遭诟病，实际上这乃是对二程以理统欲思想的误解。二程强调对“人欲”的去除，不是要宗教一样要净灭人的所有欲望，而是要强调儒家一以贯之的“克已复礼”精神。去欲存理，或存理遏欲，才是其本质所在。二程理学针对佛老肆虐、纲常废驰的现实，萃取“天理”二字作为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大本，实现了对传统儒学理论的进一步提升。就解决现实问题的深度而言，就“明体达用”而言，实现了儒家伦理纲常进入建常百姓家的问题，其深刻性是无可取代的。天理和人欲的关系，其实质即是义利关系，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或者说价值观与人性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说的“天理难容”、“理该如此”、“理所当然”、“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均是理学的影响。
洛阳学。以古都洛阳命名的洛阳学是以洛阳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的综合性学问，其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即是古都洛阳。“立国之道，建都为本”。都城的选址必然要有优越的地理环境。《管子.度地》云：“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司马迁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封禅书》）。陈建在《建都论》中指出：夫建都之要，一形势险固，二漕运便利，三居中而应四方，必三者备，而后可以建都，惟洛三善咸备”（陈子壮编著：《昭代经济言》卷九，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4页）。作为古都，洛阳与长安并称东西两京，在唐代以前往往是两京轮流作都城。唐宋之际，两京的这种密切关系发生了转折，洛阳与开封组成了新搭档。从长安向洛阳的中心转移，不仅是单纯的都城移动，其深层蕴含着中国史“根干”转移的重大意义。建都西安的王朝，多以雄健著称，而建都洛阳、开封的王朝则显得文气稍重。洛阳作为我国220多座古都中“八大古都”之一，在历史上曾先后作为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13个王朝或政权之都城，建都历时1300多年。在历史上，古都文化是一个王朝或者一个时代文化之缩影，是历史上以至当今特定区域文化的中心，具有强大的空间辐射力和时间穿透力。洛阳古都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二里头开启的“建中立极”的择中建都文化；夏商周三代汇集的礼乐文化；兴于东周之春秋后期、盛于东汉、延及隋唐之尊儒重教文化；肇始于东汉、至隋唐仍兴盛不已的佛道文化。特别是其以“以天下之中”为核心的建都理论，其“中土”、“仁德”理念，与曹魏的邺城模式、隋唐的长安模式、元明清的北京模式有着较大的区别，为后来的统治者所无比艳羡。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说：“徜若聚焦洛阳，重新评价中国历史的话，将可能呈现出与以往所建构的历史不同的情况”（《“洛阳学”在日本诞生》，陈涛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22日）。“无论从地缘政治学，还是自然地理环境的视点考察，洛阳（洛阳盆地）均具备成为中华世界中心的条件，中国文明发源于此地。而且，洛阳作为都城的时间约为长安（关中盆地）的两倍”。在大约1600年的漫长时期，洛阳占据首都的地位，而定都关中则总共只有970年左右。洛阳学是城市学，也是帝都学。洛阳学自2010年提出，虽然提出的时间不长，但研究洛阳学，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洛阳副中心城市，仍然具有重大价值。
河洛郎。在历史学家看来，客家人是中国历史上由北往南迁徙、定居并最终播迁全球的一个东方民系。客家先民在晋末首次南下，后来又有四次大的迁徙。作为汉民族一支独特的民系，分布在世界各地，却根在河洛，情系中原。正是客家人，把古与今、中原与南方、血脉与亲情联系在了一起。诗人黄遵宪如是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河洛朗的叫法，是从河洛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性着眼的，同时也是讲河洛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如今许多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侨仍称自己是“河洛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要河洛文化涵养民族复兴的伟力。河洛文化对于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意义重大，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重大，对于建设有引领力和凝聚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义重大对于新时代建设新格局意义重大。河洛地区是中华民族发祥地，是中华文明摇篮区，也是强磁场，是“地灵人杰”的圣地，蕴含着巨大的发展能量。黄河之所以能够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今天，由河洛文化这一摇篮文化涵养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正如同黄河一样充分爆发，将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势不可挡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