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旧版

2014中原智库专题九: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抢抓河南发展新机遇

河南省社科联  2016-02-27

  专题九: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 抢抓河南发展新机遇

  张占仓: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内涵与河南发展的新机遇

  杜书云、牛文涛:新型城镇化:“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李政新:对“新常态”问题的几点认识

  宋 伟:新常态下河南经济发展战略取向的思考

  杨迅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

  张合林:抓住新常态机遇 完善总方略 谋求新发展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内涵与河南发展的新机遇

  张占仓

  一、新常态的思想渊源

  (一)新常态一词的出现。新常态(New Normal),顾名思义,就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为常态”。据统计,2002年,新常态一词在国际主流媒体中每个月出现50次;2011年,每个月出现约700次。2002年,美国的“新常态”主要含义:1、无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2、恐怖主义距离日常生活更近。

  (二)创新驱动发展的历史需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是中国放眼世界、立足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决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未来发展要靠科技创新驱动,而不是传统的廉价劳动力以及能源资源消耗驱动;二是创新的目的是为了驱动发展。

  (三)中国经济升级版。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思想,引发全球的高度关注和全国学界的热烈讨论。北京大学刘伟认为,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是要适应经济发展新阶段约束条件的变化,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以创新推动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进而在把握历史机遇的同时有效应对严峻挑战,实现中国经济均衡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7月29日,习近平在北京党内人士的座谈会又一次提出,要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新一代决策层以“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通过“新常态”透视中国宏观政策未来的选择,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深思熟虑之举。习近平站在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新特征,并将上升到经济战略的高度,表明对中国未来宏观政策的选择具有方向性和决定性的影响。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科学内涵

  新常态主要有四个特征:中高速,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优结构,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新动力,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多挑战,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外在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一)GDP增长速度7%—8%;(二)产业结构成为三二一;(三)消费对GDP贡献最大;(四)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五)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六)物价总水平2—3%。

  新常态的内在表现:一是经济增速保持7-8%,部分地区可能更低;二是宏观政策告别大调控和强刺激,如果增速在合理区间,不会采取非常规的刺激措施;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政府投资让位于民间投资,出口让位于国内消费,创新驱动成为主要发展动力;四是在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同时,强力扶持服务业发展,特别是科技服务业,有效增加了就业,加快国民经济服务化;五是告别货币推动型增长模式,控制资产泡沫和债务杠杆风险。

  三、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一)国民经济服务化。所谓的服务化就是服务业在经济中占的地位最重要,这是我们国家20年前、10年前,凡是到国外搞过研究的,最期望中国经济的重要方向和结构调整目标之一。

  (二)服务业发展信息化。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正在以电子的速度创造财富神话。只有没有贴到网上的东西,没有在互联网上卖不掉的东西。

  (三)科技发展高端化。截至2012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达到320万人年,稳居世界第一;SCI收录的我国科技论文数快速增长,连续四年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授权量达21.7万件,稳居世界第三。全国技术合同交易额年均增长超过20%,达到6400亿元。全国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持续快速增长,达到约10万亿元。

  (四)居民消费网络化。2013年中国消费类智能终端保有量达到7.8亿台。谁能有效占领年轻人执着的智能终端市场,谁将拥有发展空间巨大的未来。2014年8月27日阿里巴巴公布,旗下的中国零售平台上半年的总交易额已经达到9310亿元人民币,距10000亿元仅一步之遥。而2012年全年,集团平台总交易额刚刚突破万亿。

  总之,中国现在发展出现的国民经济服务化、服务业发展信息化、科技创新高端化、居民消费网络化,正是由于这四化的支撑,我们的发展充满了充足的内在发展能量的中国。

  四、河南发展的新机遇

  (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促进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的机遇。郑州航空港的建设对河南省开放型经济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二)以“一个载体、四个体系”持续建设,促进经济较快发展和升级发展的机遇。

  (三)以高成长性服务业大省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调整优化的机遇。过去我们开招商引资会主要是针对第一、二产业的,现在开始做专题的第三产业招商引资。

  (四)以郑州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开通运行,促进现代信息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机遇。

  (五)以首家“E博馆”上线试运营,促进国际化网络购物加快发展机遇。

  (六)以实施人才工程为契机,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机遇。

  五、河南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积极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这是习总书记要求,也是我们河南经济发展需要。

  (二)在全面深化改革上下功夫。今年是中国改革调整期,改革调整生产观念,生产观念调整是为了促进生产发展。

  (三)打好“四张牌”让中原更出彩。以发展优势产业为主导,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构建自主创新体系为主导,推进创新驱动发展,以强化基础能力建设为主导,推进培育发展新优势,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四)高度重视信息化对产业发展的革命性影响。任何产业、任何东西,在中国的任何生产要素配置,要想办法信息化,不是光联系,而是能够进入信息化配置的手段。

  (五)全面加快高成长性服务业发展步伐。

  (六)进一步支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

  六、小结

  (一)中国经经济进入调整发展的新常态,但内在发展能量充足,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将持续保持GDP增长7—8%的较快发展,我们对此要充满信心。

  (二)中国经济服务化、信息化、高端化、网络化前景明朗,具备再创新辉煌的战略能力。

  (三)在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过程中,河南省拥有六大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要持续推进国家三大战略规划实施,打好“四张牌”,统筹兼顾,保障较快发展,推动升级发展,促进转型发展和绿色发展,建设“四个河南”,让中原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更加出彩!

  (作者系河南省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新型城镇化:“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杜书云 牛文涛

  一、“新常态”与新型城镇化

  “新常态”(New Normal),意指“反常的现象正在变为现实”,但新常态并非一个新概念,早在2002年其每个月在国际主流媒体出现的频率即达50次。尽管“新常态”最早被用于描述美国经济的低增长态势或者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经济低迷,但“新常态”在中国则有新的寓意,主要包括如下:

  (一)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成为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目标可以概括为“引导经济增长达到潜在水平,在实际水平偏离潜在水平时提供政策刺激”。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这种下滑即“偏离”既可能来自于外部因素如金融危机,也可能来自于内部因素,如增长模式变革,对于前者传统的政策刺激有效,而后者则需要宏观政策保持必要的克制和包容,即习主席所讲的“主动适应新常态,保持平常心态”。

  (二)结构调整,降速换挡成为新常态。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中后期,城市化的中期,在产业结构上实现了从“二三一”向“三二一”的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也开始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经济增长的目标结构同样开始从“重速度”向“重质量”调整,降速换挡成为新常态。从这一层面上讲,结构调整、降速换挡是我们对潜在增长率水平下降的自我调整,主动适应,但需要合理规避这一过程中因“降速换挡”带来的经济增长“失重”。

  过去高增长模式下的经济问题,诸如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等,将在“结构调整,降速换挡”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加速暴露。应当借助房地产市场政策调整的时机,合理引导政策主体放弃对房地产这一行业的危险依赖,打破“城镇化”即“房地产化”的错误模式,提升“城镇化”的健康水平,使其从土地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合理回归。新型城镇化构成了“新常态”背景下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重要的动力和潜力所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对“新常态”的主动适应和自我调整:

  其一,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伴随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实际城镇化率将得到提升,整个经济体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将在规模和结构两个层面上得到优化。新型城镇化将释放出更多需求,破解当前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其二,新型城镇化是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城镇化与服务业关联性强,同时为要素聚集和创新扩散提供了平台,前者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而后者则有利于产业结构的知识化,两者共同构成产业结构的“软化”,即所谓的产业结构升级;

  其三,新型城镇化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推手。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通过引导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合理流动,整体上有助于改善这一群体的收益水平。城镇化也使得农村土地资源的规模化利用成为可能,有助于这一稀缺资源获得规模经济性,降低单位生产成本,并提升农村生产力水平。“三农问题”构成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对其的改善或破解将为经济增长释放出基础动力。

  二、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词:“新”与“型”

  (一)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词是“新”。与新型城镇化对应的是我们过去的城镇化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旧型城镇化”。“旧型城镇化”具备的特征是:其一,土地城镇化,表现为城市空间的扩张;其二,追求数量,表现为城市数目、城市人口的增长;其三,追求速度。新型城镇化如何定义“新”,我认为同样包括如下的三个方面:其一,土地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回归;其二,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回归;其三,从追求速度向追求可持续性回归。

  整体上,新型城镇化强调是对城镇化质量的追求。这是因为尽管城镇化之于经济、社会发展至为重要,但其能否有效发挥这一重要作用尚且需要依赖其自身的健康状况:高质量的健康城镇化将通过城镇化体系改善与其相关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低质量或者病态城镇化则将适得其反,其对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也将伴随城镇化自身的扩张而加剧。

  (二)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词是“型”。“ 型”字强调的是转型。这就意味着我们目前还处于从“旧型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过渡阶段,处于一个转型阵痛期。新型城镇化的“新”与“型”要求我们:其一,制度创新要有所突破;其二,制度创新要把握适度原则。

  三、政策建议

  基于前述分析的基础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三点政策建议:

  (一)弱化城乡二元制度,提高城镇化质量,强化城镇化之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受到印度、墨西哥等国家城镇化因“过度城镇化”而出现诸多城市化病的影响,我国采取了抑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城乡二元制度,包括最为典型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的就业制度、土地制度、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城镇化过程的“二元”特征在河南省最为典型,这是因为我省是农业大省,也是人口大省,农村人口的绝对量和相对比重都非常之高。2013年,河南省约有1635万的非户籍城镇人口,即农民身份的市民处于半城镇化状态。对我省而言,引导“半城镇群体”积极进行市民化的思路是:弱化城乡二元制度,提升他们的福利分享能力(市民化收益),并降低他们向户籍城镇人口转变的制度阻力(市民化成本),半城镇群体将通过市民化的“成本—收益比较”自发作出理性选择。

  (二)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提升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降低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积极打造经济增长新支柱。我国的土地制度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呈现为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特征:城市土地归全民所有,而农村和城市郊区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的部分外)归集体所有。现有土地制度带来诸多问题,包括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城市土地开发较为粗放,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以及房地产市场价格不合理等问题。城镇化过程中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同时也是房地产开发的收益者,这种角色的重合引致了“土地财政依赖——土地出让金高——房地产开发成本高——城市生活成本高——城镇化质量低下”的恶性循环。因此,提升城镇化质量,打造宜居城市,降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根本问题是弱化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三)积极建设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加快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提升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对城镇化的基础观念要更新:其一,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城镇化模式需要从土地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回归。城镇化的主要关联产业,需要从第二产业升级为第三产业;其二,城镇化的题中之义是“优化城市生态,改善居住环境”。打造钢铁森林,加剧人与自然对立,既非城镇化的初衷,也将将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带来负面作用;其三,打造智慧城市,加快要素集聚和技术扩散,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强化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

  (作者分别系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教授,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博士)

 

  对“新常态”问题的几点认识

  李政新

  通过认真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关于新常态的论断,需要把握的关键词依次是——“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增强信心”、“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平常心”。面对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和压力, 结合我国及我省发展实际,本人似乎不能完全同意“新常态”(New normal)具体含义是指“反常的现实正逐步变为常态”这种说法。总书记提及的这些重要的关键词中的基本要义,有一些是指以往反常的情况现在似乎正常,如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低增长状态等;而更多的则应是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条件下本应有的那些正常认识和发挥正常作用的东西,但由于理论和现实中把握不够,而没有上升到应有的正常地位。比如全球持续低增长前提下中国经济必然也会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增长速度,又如破解困局和实现升级必然要以创新为基本动力,再如国内市场机制还在许多方面不能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还有全球尤其发达国家多已普遍认同可的持续发展理念及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等,这些在泛生产函数等式右边本应作为正常函数项和约束项的因素,在过去较长时间里没有作为正常项目和因素进入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情况至少是中央政府一直在提要求而许多地方政府没有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所以,认识和把握“新常态”,不仅要用平常的心态去适应已经出现并可能长期下去的经济下行趋势,更要注重积极地扭转过去把一些不正常的东西当成正常来运作的那些习性,甚至曾经作为出政绩上官位的主要做法。

  从我省发展的阶段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至少应在以下几点做出积极转变。一是从过分看重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位次,转变为用平常心科学对待。速度和位次本来就是区域经济发展客观实际的反映,受宏观环境、阶段任务和自身条件影响与限制,高一点或说明机遇好、或说明方法对,比如“十五”期间中国入世机遇后能源原材料全面紧张,我省经济增长曾一度在中部地区前列;低一点也很正常,就现有宏观形势和我省既有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加工度,不可能不低一些。至于增速低了位次降了有损领导面子不利升官,以及比较普遍的编造统计数据自欺欺人,根本就是不对的。二是从以往过分倚重招商引资推进经济发展,转变为招商与创新并重,逐步过渡到自主创新为主。要素资源不足和开放度不够需要通过吸引外来投资弥补,招商引资固然重要,但过分依赖于这一方式,会对自我创新产生挤出效应,摊薄核心竞争力,强化区域产业体系在国内外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低端地位,导致不同地方竞相降低招商门槛、逆向寻租以及严重腐败问题。孰知,光靠招商是招不来现代产业体系的,而创新活动无处不在,欲打造河南经济升级版必须依靠创新,必须在提高加工度、提升产业竞争力方面实施积极的战略进取。三是从轻视资源节约忽视环境保护,转变真正以资源环境为发展的约束项。资源环境的损耗往往是不可逆的,自然修复的时间是漫长的,现在我们的许多“发展成绩”,往往是以牺牲当代人的健康和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环境为代价的,未来几代人可能要为今天的无知和粗放埋更多的单。问题可怕之处在于,现在大多数地方领导迄今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峻性,资源环境约束对许多官员来讲可有可无,许多地方时至今日仍存在严重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四是从过分重视搭建空间载体,转变为以市场主体产业主体为核心。不知从什么时刻开始,各级官员越来越重视区域载体建设,打着各种明目的“新区”、“集聚区”、“新村”等铺面而来,占据了大量的稀缺土地,打破了宝贵生态平衡,规划目标高得吓人,但投入产出不成正比,边际效用越来越来差,而作为区域发展核心的具有内生动力的企业集群,几乎边缘化了。不少集聚区占地十几平方公里,实际产值不过亿元,着实浪费。五是从推崇经济强权和习惯行业垄断,转变为构建公平法制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尽管这个问题是具有全国性,但在我省特别是某些领域表现的尤为明显,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政府部门与垄断行业利益合谋问题依然突出,市场微观主体发展受限。比如,由于电力体制改革滞后,电力行业的行政化色彩依然存在,电力企业与用电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严重不对等,制约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活力。像我省某些高耗能支柱产业如电解铝之所以遇到比外省企业严重的困局,除了外部原因外,主要是与电解铝厂自备发电机组并网费大大高于外省及全国平均水平。2013年,我省电解铝产业总体亏损20亿元,但向电力部门缴纳并网费等各种规费超过50亿元。只有推进改革深化改革,才能在新常态下振兴发展。

  (作者系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常态下河南经济发展战略取向的思考

  宋 伟

  中国经济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9%以上的高速增长无法持续,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成为常态。中国经济新常态背后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对河南经济发展有有哪些影响,下面将从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出口、投资、消费逐一分析:

  一是看出口。中国出口增长放缓不可避免。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体量在不断增长,已经增长到世界市场难以支撑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将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占世界经济50%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等,经济增长疲软,消费增长非常慢,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自然疲软。所以总体上讲,中国出口增长放缓、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将是一种常态。

  对河南来说情况有所不同。我省属于后发地区,出口在最近几年(确切地说是从2010年开始)才开始迅速增长,出口占GDP的比重仍然很低,出口增长空间仍很大。实际上当前我省出口增长正面临良好的机遇与优势:中国出口增长放缓并不意味着出口总量的绝对减少,相反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短期内仍然存在、出口总量仍会增加,其中中国的传统优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总量仍然巨大。从内部看,增长放缓的同时中国出口区域会分化,沿海发达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的优势已经逐步丧失将转向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出口,以河南为首的中部地区目前及较长一定时期内(2020年之前)仍具有劳动力供给及价格方面的比较优势,正处于承接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产业转移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果我们抓住机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出口增长对河南经济发展的贡献会持续增大。所以,河南的情况与国家整体情况不同,我们不能从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下降想当然地忽视出口增长对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反出口对河南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会降低而会继续增强,这也要求河南应增强紧迫感,抢抓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产业转移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二是看投资。长期以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很大,据此不少专家提出经过多年的大规模投资目前可投资机会不多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大幅度下降。实际上中国投资增长空间仍然很大。虽然过去我们在高速公路、港口等建得很多,但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率刚刚达到50%,发达国家一般在80%到90%)、环境等方面的差距仍然很大,在高铁、城市公共设施(地铁、城市内部的地下管网等)、公共服务(教育、医疗、文化等)、环境改善(空气和水污染的治理)等公共消费型投资的需求很很大。也就是说,总体来看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下降的幅度不会像出口那么大,投资动力依然强劲,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保持7.5%左右增长速度的重要原因。因此,投资仍然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只不过从发展趋势看投资将从生产领域转向民生,从工业投资、公路等传统基础设施投资转向高铁、地铁、城市内部的地下管网等、教育、医疗、文化、水污染的治理、环境改善等长期性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投资。公共消费型投资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来主导,这也是政府稳增长的主要发力点。从资金来源看,我国政府的负债总体战国内生产总值的50%,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所以通过加大公共消费型投资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同时不仅政府有钱,我国居民储蓄率高达50%,民间资金比较充裕,用政府投资来启动民间资金的空间也很大。

  河南是欠发达地区,无论是按常住人口还是按户籍人口计算的城镇化率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而且我们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所以对于河南来说上述公共消费型投资的空间更大。但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一是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及相应的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已经出台,除特大型城市外,户籍已经基本放开,中国劳动人口将实现60年来的第一次自由迁徙。中国的人口布局将超出行政区划的约束,呈现各城市、各地区竞争高质量人口的格局,由此中国的经济地理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进程将对中国的城镇体系与人口格局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对河南来说,省外就业的1100万农民工及其家庭人口在其就业地实现城镇化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全省人口的绝对减少将从可能转变为现实,未来城镇化完成后河南常住人口可能将变成8000万。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农村人口将绝对减少,大多数乡镇镇区人口甚至部分县城人口可能会低于我们过去的预期。我们河南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防止城镇规模扩张方面的“产能过剩”。二是我省财政并不宽裕,民间资本与发达地区相比也不雄厚。虽然公共消费型投资空间很大,目前我省除了郑州市投融资能力较强外,其他地市、县区投融资能力不强。但现实中我们思想不够开放、制度没有理顺,自己没钱投,而外来资本、民间资本又进不去。所以我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理顺制度的任务实际上很重。如何加大城镇化与公共消费型投资的开放力度,让外来资本、民间资本能够进入、能够赚钱,是影响我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变量。

  另外,虽然河南出口会逆势增长,但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出口增长放缓及相应的工业领域普遍产能过剩,对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河南工业造成很大影响,造成工业产能过剩与效益下降。而产业结构转换需要时间,传统能源原材料工业投资比重很大,工业投资的萎缩速度快,城镇化相关的公共消费型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投资短缺内不能完全替代,下滑不可避免。

  三是看居民消费。最近几年国内消费增长比较快,2013年消费增长率为9%,服务业增加值占到GDP的比重升至47%,为维持7%的增长做出了较大贡献。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到GDP的一半,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将占GDP的50%。这意味着中国结构转型已经在发生,服务业份额持续上升,2013年制造业占份额也第一次开始下降(降到40%以下)。从服务业内部结构看不只是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物流、配送、电商、金融服务等消费性服务业发展也很快。劳动就业的主要流向也在服务业。

  从我省的情况看,服务业增速也比较快。2013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03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36%,三年年均增长10.8%,高于GDP年均增速0.4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长8.6%。今年前8个月,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税收收入分别增长23.4%、15.2%,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税收收入增速3.1个、4.4个百分点。但是,横向来看,我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多年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去年为3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1个百分点,居全国倒数第一位。我省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但需要与城镇化相伴而行,协调发展。

  综上,作为人口全国第一的欠发达省份,从发展潜力来看无论是出口、投资还是消费,河南的发展空间都很大,我省有可能在全国经济增长总体放缓情况下逆势上扬,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新常态下河南经济仍然要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要实现较高的发展速度,工业方面需要从能源原材料为主的结构向出口加工及先进制造业转型,更重要地是要通过全面改革、全面开放促进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发展。

  (作者系省委党校教授)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

  杨迅周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与正确认识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经济新常态主要特征突出表现为:一,速度“下台阶”、效益“上台阶”,经济增速由高速变为中高速;二,生产结构中的农业和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三,需求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四,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五,动力结构中的人力、资源粗放投入明显下降,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这些升升降降之中,先进生产力将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将不断萎缩和退出,既能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也要使一些行业付出代价、伤筋动骨。

  面对新常态,首先要强调抢抓机遇。现在我们拥有城镇化的广阔空间、“四化”融合的巨大动力、消费升级的庞大市场、技术创新的突飞猛进,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面对新常态,我们还要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创建新的竞争优势。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用“改革红利”赢得“人才红利”、“创新红利”的新机遇。

  对于新常态应继续深入研究,从而全面准确把握,不能仅说好的方面,应从正反两方面来理解,既要抢抓机遇,也要直面众多挑战,还应重点研究区域差异。

  二、新型城镇化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支撑点

  今后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是决定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我国是否能继续保持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点。新型城镇化无疑是我国经济最大的潜力与动力之所在。新型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包括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改革完善城镇化发展体制机制等。新型城镇化是未来我国调结构的主战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从短期看,有利于拉动当期需求,顶住经济下行压力;从中长期看,有助于改善经济发展基础、优化居民扩大消费的环境,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和城乡区域结构的优化,以及相关体制机制的完善。特别是亿万农民通过转移就业提高收入,通过转为市民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使城镇消费群体不断扩大、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潜力不断释放,这将进一步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既可以带来基础消费的倍增效应(据测算,农村转移人口一旦市民化,其消费倍增效应将是过去的3~3.5倍);也可以带来基本保障性住房、教育、技能培训、医疗、养老等领域的投资增加,从而释放出长期增长潜力。为此,就需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就业优先和就业素质提升战略的实施,逐步缩小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之间公共资源的分配差距。

  三、加快我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和路径

  (一)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一是明确市民化成本支出事项及支出成本,主要包括社会保障成本、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成本、安居成本、城市基础设施增加成本、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培训及其他公共成本,按存量人口规模和增量人口规模在不同事项上的支出,核算试点期内市民化总成本。二是明确成本分担主体和分担责任,政府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教育、基本养老、医疗、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等成本;企业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承担职工“五险一金”和职业培训等费用,同时提高农民工工资待遇和福利;个人承担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中应个人承担的费用。三是明确各级政府分担责任,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制度,明晰各级政府的责任,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建设用地指标,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数相挂钩。

  (二)深化农业人口转移的农村配套改革。一是完善农民承包地流转机制,加快承包地经营权流转,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体系。二是探索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加快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建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形成宅基地退出的内生激励机制。三是完善农村居民集体财产权益保障机制,加快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将集体财产权益量化到人,颁发股权证书。加快农村集体产权交易平台建设,推动农村产权要素合理流动。

  (三)完善市民化制度保障体系。一是完善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 (含租赁)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常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的新型户籍制度。二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巩固城乡社会保险全覆盖的成果,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形式,分类纳入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和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健全监督机制,建立工商、民政、税务、劳动、公安、社保等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监督体系,加大执法巡查力度,规范企业参保行为,督促企业履行缴纳职工“五险一金”的义务,确保实现应保尽保。四是拓宽住房保障体系,加大公租房建设力度,建立多种形式、多个层次的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体系。

  (四)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提升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成本分担能力。一是规范发展投融资平台,加大对国有投融资公司资源、资产、资金、资本的整合力度,支持投融资平台通过财政注资、市场募资、整合存量资产等多种方式提高融资能力;积极申请发行城投企业债券,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二是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建立项目分类融资机制,健全投资补偿机制和运营利益补偿政策,积极运用BT、BOT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强与金融机构战略合作,采取“预授信+分年度核准”的融资运作模式,推进重大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作者系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抓住新常态机遇 完善总方略 谋求新发展

  张合林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其主要特征是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要全面、辩证地认识新常态给河南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积极适应和应对新常态,完善河南发展总方略,谋求河南科学发展。

  一、发展机遇

  新常态给河南带来的机遇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最大的机遇是:新常态是一个相对较长的经济发展周期,表明中央实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决心,有望在新常态下使我国、我省经济步入集约增长、科学发展、实惠发展的良性轨道。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五个经济发展周期,现在正处第六个经济周期的爬坡期。以往经受不住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往往采取“强刺激”,主要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结果速度上去了,但又重回“高投入、高消耗、高速度——较低质量、效益、福利”的老路,失去经济转型的良机。新常态意味着我省经济步入新的发展时期,新就新在有望实现经济转型与升级。对此,我们要有最深刻的认识,要紧紧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二、发展目标

  我省已经确立了富民强省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是正确和宏伟的,当然也任重道远。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以GDP衡量的经济总量已多年位居全国第五,但城乡居民收入一直较低,比如河南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在岗职工年均工资水平均居全国后几位。为了说明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的关系或经济发展的质量,我们引入GDP含金量概念和分析工具。GDP含金量即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近似于居民收入的幸福指数(计算公式:“人均可支配收入”除以“人均GDP”), 反映单位GDP中所推动或得到收入的量,比值越高说明GDP的含金量越高,居民的幸福指数越高,反之亦然。根据国内有关机构发布的这项数据,2009年虽然我省GDP全国第5位,但GDP含金量全国第28位即倒数第4位。

  以上分析说明,我省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导致我省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实惠较低,我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还不成比例。在新常态下,我省要进一步强调富民强省的发展目标,并科学认识和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坚定的把富民放在首位。

  三、发展路径

  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cs),集聚经济的本质是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效应。集聚经济的主要类型和表现形式是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cs)和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某一产业内的企业向同一地区集中被称作地方化经济,例如众多软件企业集中在“硅谷”;当集聚经济突破产业界限,引起不同产业的企业向同一地区集中时就演化为城市化经济。同时在它的推动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大城市,并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新常态下,要认识和运用这个基本规律,积极审视的发展集聚经济,推动河南富民强省发展目标的实现。

  四、保障措施

  当集聚经济效应非常强,以至于抵消了集聚经济的成本时,企业将向一个地区集聚并形成产业集群,最终诸多专业化城市也会因此而得到发展并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为此,我省应实施和完善以下主要保障措施:

  (一)充分发挥我省特别是郑州独特的区位交通优势。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和抓手,发展大物流;以大物流优势吸引和带动优势企业聚集,培育和发展现代产业集群或集聚区;进而形成智能智慧现代大都市;并通过建设与全省各市的立体交通物流网络和经济技术合作与联系,带动全省的大发展,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二)以产业聚集区为载体和引领,形成和聚合全省集聚经济效应和效益。我省发展产业集聚区的思路是正确的并取得了很大成效,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个载体,使其更好发挥集聚经济效应。一是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重,培育壮大集聚区的主导产业,形成产业关联效应,形成产业集群,形成现代产业体系,促进聚集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自组织和竞争能力。二是进一步强化聚集区的主载体地位和核心引领作用,处理好“一载体”与“四体系”的关系,将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乡体系、自主创新体系和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有机融入产业集聚区的转型升级中,在聚集区率先实现现代产业体系、现代城乡体系、自主创新体系和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和融合,充分发挥科学发展载体的示范和引领带动作用。三是促进地方化经济向城市化经济的转换,形成产城互动、产城融合,形成全省集聚经济的聚合效应和效益。

  (三)进一步加大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及其配套建设,不断改善投资的硬环境,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完善经济发展的软环境,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促进集聚经济发展。

  (作者系郑州大学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