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五：建设生态文明 打造美丽河南
李庚香：美丽河南与生态红利
唐玉宏：深刻把握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河南的实践维度
谷建全：强化科技创新对美丽河南建设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张占仓等：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与政策建议
王永苏：建设美丽河南要在教育、法治、转型上下功夫
屈凌波：建设美丽河南的内涵、路径和长效机制构建
郭志远：美丽河南建设总体思路与目标设计
樊万选：开启河南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新时期
林志友：生态危机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张纯成：中华文明形成“一体”的生态环境原因研究
田文富：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推进美丽河南建设
李金铠：加快推进生态省建设 着力打造美丽河南
卢 艳：进一步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推进河南生态文明建设
吴国玺：生态文明视角下河南乡村建设的模式及路径
史鸿文：发挥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 建设美丽的生态家园
马 华：群众路线：“美丽乡村”建设的创新型实践
张玉亭：美丽乡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美丽河南与生态红利
李庚香
“领导力最终是让我们创造真正想要的未来，而不是尽最大努力去应对我们认为超出自己控制范围的现实环境”
——题记
一、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美丽中国建设，他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建设美丽中国。”
美丽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生动表达。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良性互动、持续发展的一种文明形态，其实质是建设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米都斯在《增长的极限》中指出：“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100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和不可控制的衰退(《增长的极限》，第17页)”。生态文明是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重要成果，也是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重大进步和飞跃，其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必须找到发展与环保的平衡点。梭罗曾经描述过那种理想的生态之境：“我们觉察到，在沙沙作响的树叶背后，那个空间里有全新的生命，没有人体验过;并且即使这个地球，也是为了比人类更神秘、更高贵的居民而存在的(《必要的革命》，第357页)”。丹尼斯·米都斯在《增长的极限》中说得好：“一个社会在经济平衡和生态平衡上处于稳定状态的概念看来也许是易于掌握的，尽管现实距离我们的经济是如此之远，以致需要一场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页)”。“在重新阐述我们关于人类困境的想法方面，我们采取的态度可以是极其有用的。它容许我们明确表示在人类社会内部，以及在人类社会和它的栖息地之间所必须有的平衡，并看出当这样一些平衡被破坏时可能引起的后果”，“全新的态度是需要使社会改变方向，向均衡的目标前进，而不是以往的那种增长(《增长的极限》，第149页)”。当然，“自觉控制增长，促使增长结束，是一场不容易应付的巨大挑战。这种努力的最终结果值得吗?通过这样一场转变，人类会得到什么，会失去什么?(《增长的极限》，第131页)”。
今天，世界和中国都处在其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转折点。面对生态危机的巨大压力，实现向绿色发展的转型就势在必行。“每个时代都会终结——从铁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兴盛如罗马等古代帝国，或如大不列颠等现代帝国。从没有一个时代能够永久存在下去，不管其影响力有多么巨大、多么深远(《必要的革命》，第6页)”。“正如铁器时代的结束，不是因为我们用光了铁。工业时代的终结，也不会是因为继续工业扩张的机会逐渐消失。工业时代走向终结，是因为个人、公司和政府组织正逐步认识到，工业时代的负作用是具有不可持续意义的(《必要的革命》，第7页)”。然而，工业文明的终结点，其实也正是生态文明的创新点。“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危机本身，而在于我们的应对之道(彼得·圣吉：《必要的革命》，第5页)”。“除非我们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否则变革就不会发生，正是这些思想造就了工业时代的巨大成功，也带来了工业时代的巨大灾难(《必要的革命》，第29页)”。“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再能把负担转移给他人了，没有多少时间再能以简单化的‘治标’的方法去掩盖深层的问题，让深层的问题短期‘消失’了(《必要的革命》，第19页)”。因此，可持续发展的紧迫要求正在引发商业与社会环境的更大、更深刻的变化。对于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当前，伴随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生态文明观念越来越强，对良好生态和生存环境的追求也越来越高。要改善生存环境，提高人民福祉，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必须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高度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美丽河南，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河南版，是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四个河南”、“两项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河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加快经济建设的同时，积极探索不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科学发展路子，在节能减排、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2013年，河南省编制了《河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14年4月14日，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建设美丽河南的意见》，提要出要按照中央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加快建设美丽河南，全面提高河南的生态文明水平。当然，这种对生态问题的重视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河南生态脆弱的状况。从总体上看，河南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染污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如何实现“两不耽误”——不耽误发展，不耽误富强，“两不放弃”——不放弃农业，不放弃生态，对于中部大省河南来说，仍然是一件富有挑战的艰巨任务。
二、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生态智慧
爱因斯坦说得好：“如果用我们制造问题时所用的同样的思考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就解决不了问题。”蕾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给我们描述了两幅截然不同的图景：“现在，我们站在两条道路的交叉口上。这两条道路完全不一样，更与人们所熟悉的罗伯特·福罗斯特的诗歌中的道路迥然不同。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这条道路使人容易错认为是一条舒适的、平坦的超级公路，我们能在上面高速前进。实际上，在这条路的终点却有灾难等待着。这条路的另一个叉路——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的叉路——为我们提供了最后唯一的机会让我们保住我们的地球。归根结底，要靠我们自己做出选择(《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彼得·圣吉说得好：“只有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思考，可持续的世界才有可能。今天的创新者们把自然界而不是机器，作为他们的灵感来源，他们学习如何观察自己也身处其中的更大的系统，学习如何跨越任何可以想象的边界，推动合作，由此他们展示出另一个未来是如何创造的。观察系统、跨界协作，以及立足创新而非解决问题，这些核心能力成为这场思想方式转变的基石，也最终会成为其工具和方法的基础(《必要的革命》，第10页)”。
美丽河南建设，就要求我们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类在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面对世界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1972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揭开了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初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983年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此以后，人类开始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问题。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天人合一”思想中蕴含着巨大的生态智慧，是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宝贵资源。宋代哲学家张载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深层领悟。彼得·圣吉在《必要的革命》中指出：“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能持续满足我们对食物、水、能源和废弃物处理的需求，而我们的哲学和宗教也指引着我们，让我们感受和理解自己在更大的生命世界网络关系中的位置(第2页)”。“中国拥有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并与印度一起保存着巨大的文化资源，包括对人的发展和身心健康的智慧传承。在对矿产资源开采依赖越来越小、对人力资源开发依赖越来越大的世界，挖掘这种深层文化智慧也许会成为未来的关键。在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亟待修复的世界，数千年来通过人天和谐的修养来增加服务人类社会能力的儒家理念，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彼得·圣吉：《必要的革命》，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350页)”。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充分挖掘出来，是美丽河南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主要关注经济危机，但也重视生态危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蕴含着对人类命运、人类解放的极大关切，也包含着有关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马克思说过：“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恩格斯说得十分精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定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欧美发达国家在生态建设上基本上都是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也要求我们要把坚持和培育生态文化作为美丽河南建设的重要内涵，提倡低碳生活，广泛开展绿色新生活运动，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三、以制度设计实现生态红利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但“工业时代泡沫之后的生活，只有通过这样一些人的领导力才能实现：他们能够连接过去与未来，他们所拥抱的时间尺度，远远超越了典型的泡沫中的生活之所能及(《必要的革命》第350页)”。这就要求我们要重新面对“新现实”，经济是在社会之中的，社会是在环境之中的，再也不要自己骗自己了。
面对新的生态要求，只有坚持以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规范、长期、稳定、可靠的保障。制度具有引导、规制、激励和服务的功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只有实现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5—25.)”。美丽河南建设，也必须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把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河南省委书记郭庚茂同志明确要求：“河南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河南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以机制创新促进资源能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建设，为全省人民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美丽河南建设，一是要高度重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指以数字制造及新能源、新材料的应用为代表的一个崭新时代。它包括两个特点：一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力快速下降;二是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综观人类历史，新型的通讯技术与能源体系交会之际，正是经济革命发生之时。现在，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即将融合，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坚定基础。这一变化无疑将改变整个世界。其实质是石油经济已经日薄西山，通过对未来的经济模式进行大胆的描述，以指引我们进入后碳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持续探索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对于工业化仍未完成的河南来说，发展仍然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也是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要求河南在抓紧治污的同时，要转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要坚持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推进，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共同提升。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推动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由粗放高耗外延向集约绿色低碳转变，加快形成资源节约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把降低资源消耗强度与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结合起来，构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壮大规模和提升水平为主攻方向，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和绿色生态农业加快发展，提高绿色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努力使绿色生产体系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由黑色经济体系向绿色经济体系的转变，既要百姓富，也要生态美。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抓好资源开发、资源消耗、废弃物产生、再生资源利用和社会消费等五个关键环节，实施循环经济重点工程，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坚决把污染企业从GDP的蓝子里扔出去。
三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注重建设生态城市。郑州的“绿城”追求，其实体现的就是一种战略眼光。建设生态城市，必须有“复合生态”的理念。复合生态即是说，应当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综合协调发展、整体最优的城市;应当在空间上实现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和谐共生，在时间上实现过去、现在、未来的效益统一。城市建设与山水环境的和谐共生，是生态城市的重要特征。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提出的“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就是这种发展思路的体现。这就要求我们生态城市建设必须立足资源环境状况，要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新型城镇化发展全过程，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舒适、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当然，也只有这种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生态城市，才能够让人“望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同时，要重视美丽乡村建设。在治理农村染污时，要讲究投入和产出。
四是划定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和自然资源利用上线，推行生态红线奖惩机制。坚持问题导向，严守资源环境底线。要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推进重点区域生态建设，加快建设桐柏大别山地生态区、伏牛山地生态区、太行山地生态区、平原生态涵养区、沿黄生态涵养带、沿淮生态涵养带，南水北调生态涵养带，构筑起四区三带的区域生态格局，以良好的生态体系继续涵养中原这一块中华民族的“风水宝地”。
五是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是一个公共产品。要加快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生态环境损害成本和修复效益。坚持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完善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
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通过建立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才能够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提升河南的生态文明水平。这就要求河南必须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在这个意义上，可持续发展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眼前的现实。
(作者系省社科联主席)
深刻把握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河南的实践维度
唐玉宏
一、建设生态文明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一项战略任务，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用专章论述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并描绘了建设美丽中国的路线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明确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状态。当前，伴随着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的追求越来越高，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越来越强。要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福祉，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必须从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高度去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对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体现了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日益成熟，以及我们党在实践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科学把握。
二、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河南，是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部署，是美丽中国建设在河南的实践平台
当前，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探索不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科学发展路子，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但总体上看，我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还比较低，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省委郭庚茂书记强调：“河南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河南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以机制创新促进资源能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建设，为全省人民建设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因此，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着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持续探索“三化”协调、“四化”同步的科学发展路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建设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良好、城乡和谐宜居的美丽河南，为加快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三、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河南是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建设的实践归宿
如果说狭义上的美丽河南是山青水碧、蓝天白云，就是生态之美的话，那么广义上的或哲学意义上的美丽河南，必然是散发着富强、文明、平安气息的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的美丽河南，不然这个美丽河南一定是打了折扣的美丽河南。因此说，美丽是根，美丽是魂，美丽河南将是亿万河南人民魂牵梦绕的终极追求。要围绕打造富强河南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切实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推动经济社会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为美丽河南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要围绕打造文明河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做文明人、办文明事，创新文化体制机制，激发全社会文化创造活力，为美丽河南建设提供可靠的精神支柱;要围绕打造平安河南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特别是要突出抓好法治和德治建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为美丽河南建设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
(作者系省社科联副主席)
强化科技创新对美丽河南建设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谷建全
近期，河南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建设美丽河南的意见》,《意见》从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增强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资源节约高效利用、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改善人居环境质量、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弘扬生态文化，营造良好社会风尚六个方面提出了建设美丽河南的主要任务，建设美丽河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实现中原崛起、富民强省、河南振兴的应有之义。推进美丽河南建设，就是要不断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建设经济结构优化、资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良好、城乡和谐宜居的美丽河南。要完成建设美丽河南的目标和任务，科技创新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一是科技创新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通过科技创新的支撑和引领，大力发展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最大限度地实现生产非物质化，尽可能地减少人类生产生活对自然资源的过分依赖，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广清洁生产技术，引入循环经济模式和绿色低碳生产模式，使整个生产过程从原材料采购到废旧产品回收全链条减污治污、防污，运用最新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进而促进美丽河南建设目标的实现。
二是科技创新是实现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的重要保证。目前我省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不高，与科技创新支撑不够有很大关系，因此强化科技创新是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手段。首先，通过科技创新，采用新的工艺和新的技术，即可以大大降低资源使用成本，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又可以有效提高产品质量和完善产品功能;其次，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新能源技术的不断涌现，大大拓展了人类利用新能源的空间，从水力、畜力的使用到煤、石油、天然气等新能源的开采，从不可再生能源到核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都是人类科技进步与创新的结果，不但发现和利用了新的能源，而且不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
三是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科技创新在相关产业上的应用所产生的前向、后向、旁侧的扩散和渗透效应，大大促进了劳动分工，提高了产业劳动生产率，重大关键技术的创新与突破，有利于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传统产业到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新兴产业的升级改造，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有利于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而这些产业的绿色转型和结构调整都是美丽河南建设的重要内容。
四是科技创新是转变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态价值观的重要条件。科技创新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生产方式的改进上，而且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重大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往往引发认识论的革命，认识论的变化必然导致世界观、价值观和发展观的革命。事实上，从地球中心说到太阳中心说的转变，就促使中世纪人们宗教信仰观念的根本变化，而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生态、资源、环境等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但可以强化人们的生态意识和环境意识，而且还会影响人们的生存价值观，进而促进生态伦理道德观的形成和发展，为美丽河南建设提供认识基础。
由此看来，美丽河南建设离不开科技创新，我们应该遵循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规律，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对美丽河南建设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第一，不断提高全社会对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美丽河南建设的认识。尽管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目前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美丽河南建设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差距，如一些地方缺乏自觉的生态文明发展观念，还单纯就环保论环保，就污染谈污染，甚至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因此，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发挥各种政策工具的导向作用，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充分认识到，推进美丽河南建设，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优化河南经济发展环境、增强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我们在工作摆布上，一定要把科技创新与节能环保、科技创新与调整产业结构、科技创新与污染防治、科技创新与生态环保产业培育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全社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
第二，积极构建鼓励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各地各部门应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充分发挥科技政策的杠杆作用，通过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相关产业的技术政策，科学制定生态标准的门槛，鼓励支持依靠科技进步实现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的产业发展，从严控制“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项目，限制产生环境污染、消耗能源较大的产业发展，有效克服生态创新过程中双重外部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科技创新着重解决重金属、化学品、危险废物、细颗粒物和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关涉国计民生的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杜绝水、大气、重金属污染等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保证美丽河南建设的顺利推进。
第三，加快构建和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科技创新体系。资源环境问题，究其本质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利用资源、影响环境，所以单独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推行节约环保，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必须根据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来规划经济社会的发展，把节约环保的要求全面体现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每个环节中。因此需要从环境保护和科技创新两个方面构建绿色经济体系，大力推广绿色生产、低碳生产和清洁生产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加快形成节约环保的技术和生产体系，根据美丽河南建设所提出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及“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等新要求，相应调整资源环境领域科技创新的思路，加强对国土空间优化开发、排放权交易、生态补偿制度设计等的研究。
第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里的国内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在全球化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共同的责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单靠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地区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因为生态文明建设涉及许多复杂的经济技术问题，需要国内外经济界、科技界齐心协力，共同攻关。因此，我们需要积极支持国内外、省内外的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积极参与美丽河南建设领域的科技创新，充分利用国内外的科技资源，通过科技合作与交流，突破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关键共性技术，积极支持国内外、省内外的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参与美丽河南建设领域的科技创新，为美丽河南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作者系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与政策建议
张占仓 杨迅周 任 杰
当雾霾成为我们经常需要面对的历史性难题的时候，绿色发展自然而然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主流趋势。对于我们这个工业化过程尚没有完成的内陆大省来说，面对这样新的挑战，我们最为紧迫的任务是首先要澄清绿色发展的科学内涵，并寻求推动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持。
一、问题的本源
绿色发展理念是人们在对传统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存在问题的不断质疑中产生的，最早见于美国人卡逊在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书中对传统工业文明造成环境破坏作了反思，从而引起各界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绿色经济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 年代美国学者博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学”，以及后来戴利、皮尔斯等人有关稳态经济、绿色经济、生态经济的一系列论述。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列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5个主要因素：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进一步引起对经济发展模式的讨论。1987年，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强调通过新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降低污染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皮尔斯等人在《绿色经济蓝图》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和实现途径。
为了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日益受到关注的全球气候变化，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08 年10 月提出“全球绿色新政”和发展“绿色经济”的倡议，2009年3 月发布了绿色新政政策简报，2009 年9 月向20国集团峰会提交了全球绿色新政的更新版本。其核心思想是通过调整重要部门的政策、投资和支出，使经济发展“绿色化”，在促进经济复苏、增加就业的同时，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OECD国家也于2009 年6 月通过了部长级理事会宣言，倡导“绿色增长”。欧盟理事会于2009 年10 月通过了面向后里斯本议程和欧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发展“生态效率经济”决议，力图通过基于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的转变，建立安全、可持续、低碳和资源节约型的经济体系。
中国绿色发展的相关问题，包括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新政等，也有不少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研究。绿色发展或绿色经济是相对于传统“黑色”发展模式而言的，是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传统高耗能、高污染发展的模式反思与创新，是未来我们破解雾霾污染、寻求蓝天白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美丽河南的战略选择。
二、科学内涵
(一)绿色发展的本质是要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河南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和能源原材料大省，虽然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呈现出中原崛起的良好态势，但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扭转，存在科技创新能力弱、高新技术产业规模小，第三产业比重低、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等一些突出问题。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说，绿色发展是打造美丽河南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美丽河南的必经之路。要推动绿色发展，就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实现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发展的核心是构建绿色经济体系。河南是全国传统能源原材料基地，绿色经济所占份额有限。未来要加快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产业发展低碳化，以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战略规划为依托，以“一个载体、三个体系”为抓手，围绕做大服务业、做强工业、做优农业，突出发展引领带动能力强的高成长性产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支柱产业，加快构建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
(三)绿色发展的关键是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坚持优化增量与改造存量并举，严把项目建设源头控制关口优化增量，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设备改造存量，全面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推动三次产业向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发展。坚持高标准建设产业集聚区，严禁污染产业和落后生产能力转入。按照循环经济理念要求，规划、建设和改造各类产业聚集区，通过引进关键链接技术，建设关键链接项目，最大限度地节能、节地、节水、节材，实现土地集约利用、能量梯级利用、资源综合利用、废水循环利用和污染物集中处理。
(四)绿色发展的根本任务是营造绿色的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基础，切实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实施矿山生态保护与恢复治理、水土流失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等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深入推进林业生态省提升工程建设，构建“四区三带”(太行山地生态区、伏牛山地生态区、桐柏大别山地生态区、平原生态涵养区和沿黄生态涵养带、南水北调中线生态走廊和沿淮生态保育带)生态安全格局，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以省政府出台的《蓝天工程》为遵循，解决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为重点，加强污染综合防治，实现污染物减排由总量控制向环境质量改善转变。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耕地质量建设，逐步使我们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人更美。
(五)绿色发展的目的是打造优美的人居环境。《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意见》指出“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顺应自然规律，保护生态环境，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合理控制城市开发边界，推进产业集聚、人口集中、土地集约，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因此，应加快全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着力打造生态宜居城镇体系。把绿色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围绕美丽河南建设，加强城镇生态建设和环境整治，全面提升城镇人居环境质量。
三、政策建议
(一)明确政策导向。建立完善实施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和污染物排放限制等方面的环境准入制度，实行能源消费、污染排放、耕地、林地征占用总量控制制度，制定造林绿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节能减排等扶持政策。加快制定绿色产业发展规划，落实国家财税政策，合理调整省内财税政策，鼓励发展绿色低碳产业项目，引导绿色低碳产品生产。制定完善引导绿色消费、加强废弃资源综合利用的政策措施。创新价格机制，逐步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商品化。加大财政对绿色发展项目的投入，确保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重点领域项目实施。拓展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鼓励不同经济成分和各类投资主体以多种形式参与绿色发展。健全金融支撑体系，积极开发支持绿色发展的专项金融产品，实施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政策，加强绿色发展的投融资服务和国内外科技交流与合作。
(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绿色发展的指标纳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增加考核权重，建立领导干部任期绿色发展问责制和终身追究制。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和资源环境离任审计制。树立底线思维，实行最严格的资源开发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能源、水、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补偿、生态服务价值评价、分类差异化考核等制度建设，以及节能量、碳排放权、水权、排污权交易、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市场化机制建设方面积极探索，引入促进绿色发展的市场机制。
(三)加强绿色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支撑和保障。当前，应当下大力气加强对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加快形成充满活力的绿色科技工作机制，尤其要重视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和参与绿色技术和产品的研发与推广，使企业真正成为绿色科研开发投入主体、技术创新主体、科研成果应用主体，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创新体系。积极构建科研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的知识创新机制，着力推进绿色科技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形成一批学科优势明显的研究基地和创新团队。同时，还要搭建开放的绿色科技研究试验平台、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和战略联盟平台，促进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科技与产业相融合，形成互相融合、互相促进、互动发展的态势。
(四)积极倡导全民参与。加快绿色发展更需要全社会每一个人的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广大民众生活和消费方式的点滴改变，涓涓细流可以汇成大海，对生产方式形成倒逼机制，发挥其巨大的推动作用。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导向作用，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宣传教育活动，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形成推进绿色发展的良好氛围。大力倡导绿色消费，在全社会形成自然、健康、适度、节俭、生态的绿色消费环境和氛围，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选择原生态、低污染、低消耗的绿色产品，促进公民自觉形成绿色消费习惯;实施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鼓励公众绿色出行，推动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向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式转变，特别是要积极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消费方式，既节约资源，又保障健康。
(作者分别系省科学副院长、院研究员，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建设美丽河南要在教育、法治、转型上下功夫
王永苏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根据上述精神，建设生态文明，打造美丽河南，必须重点在宣传教育、法治建设、发展方式转变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加强宣传教育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大规模开采利用煤炭、石油等能源资源，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生态环境的恶化，进而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正像恩格斯说的，人类对于自然的每一次胜利，都遭到自然的报复。无论你有多少钱，有多大权力，有多少豪宅豪车，如果没有好的生态环境，就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生活。空气不好会得肺癌，水和食品不安全会得胃癌、肝癌、不育症等等，你那些金钱、权力、豪宅豪车就没有意义。污染下去，不用外敌入侵自己就完了。就像现在有些人无限制的胡吃海喝导致肥胖、高血压等疾病，再花钱吃药治疗这些疾病，倒不如通过观念的改变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少吃肉、多吃菜、多运动，从而避免疾病，提高生活质量。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必须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认识美丽河南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形成正确的生产和消费观念。要使社会公众、企业法人、各级干部认识到，生态环境是公共产品，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保持基本的环境质量是政府责任，污染环境就是侵害公共产品，性质相当于侵蚀国有资产。
二、加强法制建设
生态环境建设很重要，这些年来效果之所以还不够理想，根本原因是法治不健全、落实不到位。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 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建设美丽河南的意见》，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依靠法治建设。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又说：“对干部和共产党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治，搞法治靠得住些。”那些经过反复宣传教育仍然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注重分析现象背后的法律制度原因，通过法治建设来解决。必须改革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制度、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下大力气贯彻落实新《环保法》，以法律的硬性约束确保生态环境得到优化。
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建设生态文明，治理污染必须着力于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如果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不改变，宣传教育和新《环保法》的贯彻落实就会遭遇现实的阻力。必须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有机统一起来，积极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必须加快科技进步。建设生态文明必然对经济发展进行更加严格的约束，需要更加依靠科技进步，对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更高。因此，必须下功夫解决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提出的问题，加快建设创新型河南，加快科技进步，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加快工业结构升级。持续降低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比重，提高高技术含量、高加工度、高附加值产业比重。
建设美丽河南必须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发展服务业。中国古代把“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照临四方，就是要在改造自然、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驱走愚昧，发展精神文明。西方语系中的“文明”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与城市化密不可分。建设美丽河南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以大城市为中心规划建设城市体系，建设生态城、智慧城、畅通城、和谐城，为服务业特别是科技教育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同时，通过城镇化把山区丘陵地区的人口转移出来，让自然的力量修复生态环境。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应当高度重视，积极治理。但是，必须充分认识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困难程度，理性分析农村污染治理的投入产出，深入研究治理农村污染的战略策略，改变让农民在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思路，把农民向城镇转移和农业规模化作为治理农村污染的战略方向。美丽乡村建设要突出重点，如城镇郊区、文化旅游景点等。边远地区的一般农村要抓好农民向城镇的持续稳定转移，通过耕地流转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为发展循环农业、治理面源污染创造条件。通过立法严厉禁止向水库等水体投放化肥农药，防止水体富营养化。
(作者系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美丽河南建设总体思路与目标设计
郭志远
一、美丽河南建设的理论价值与战略意义
根据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新要求,河南提出了打造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四个河南”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制度建设“两项建设”。现阶段河南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样一个三期叠加阶段。美丽河南一经提出就受到全省人民的广泛关注和热切期盼。美丽河南建设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指明了方向。
美丽河南建设对河南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口号，意味着生态文明不再仅仅是一种指导观念，还将成为各级政府的绩效考核的一个关键性指标，其对各级政府的实际约束会越来越强。目前，河南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面临着水土资源污染、浪费严重、雾霾天气频现等资源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越来越严重的现状，已经危及到河南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福祉的改善。这个节点，河南省提出美丽河南建设非常及时而且对今后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河南省出台的《建设美丽河南意见》，其中提到将建立目标责任奖惩机制，落实问责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领导干部综合考评。个人认为这是巨大的进步，对于我省接下来进行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美丽河南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
美丽河南建设的主要制约因素有：GDP考核导向的政府管理模式、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城镇化和工业化压力巨大、生态文明制度和法律建设不完善、公众参与不足以及全社会生态文明价值观没有形成等等。
三、国内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经验借鉴和教训启示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典型案例分析。
发达国家则是通过法律、制度建设的完善进行保护，以及市场机制来进行管理调节。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已经将税收手段引入环境保护，目前，美国的环境税已经有10几种，主要有氯氟烃税、化学原料消费税、汽车消费税、漏油责任基金税收、地下储藏罐泄漏责任税、汽柴油燃料环境污染税、高耗油车税等。而我国包括河南在内的绝大多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手段主要还是收费罚款。
欧洲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过一个生态环境破坏的发展阶段，曾经的欧洲，河流污染、空气污浊也很严重，人们的健康质量也很低。莱茵河一度成为欧洲的下水道。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欧洲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的决心很大，成效很显著。欧洲主要是从法律体制、工业政策、节能减排技术、公众参与等方面进行努力，尤其注重构建有利于生态经济建设的宏观环境。欧洲的生态建设从宏观的环境建构、法律制度和思想意识上形成了完整的系统。丹麦被联合国报告称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度”，贫富差距小、社会福利高众所周知，其低碳、节约的绿色发展模式，不仅解决了能源安全问题，还保护了自然生态环境。丹麦的单位GDP能耗之低在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丹麦经济累计增长78%，能耗总量增长几乎是0，二氧化碳气体排放量降低了13%，丹麦向世界证明提高GDP并不意味要消耗更多能源。
(二)国内发达地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主要做法和成效分析。2007年5月底，太湖蓝藻大面积暴发，水源地水质遭受严重污染，引发无锡市近200万居民供水危机。国务院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加大太湖水污染治理力度。江苏省提出“科学治太、铁腕治污”,当时水利部领导提出“2015年内要“让百姓喝上洁净水”。近年来江苏省政府累积总计投入上百亿元进行太湖治理，带动数倍的社会投资。按照现行排放标准，即使全部达标，照样污水横流的湖水仍难以按计划“变清”，国家投入上百亿元的治理资金并没有给太湖流域的近4000万居民带来记忆中清洁的湖水，原因错综复杂。但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治理措施跟不上长三角地区迅猛的经济社会发展，目前的排放标准依然过低。
四、美丽河南建设的总体思路与目标设计
(一)美丽河南建设的总体思路。按照党中央加快建立系统完整严格严密生态文明制度、用制度保护环境的精神，紧紧围绕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制定美丽河南建设的总体思路。
(二)美丽河南建设的总体要求。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要求和“四个河南”、“两项建设”的战略高度上，把生态文明建设落实到经济、整治、文化、社会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完善源头预防、末端严惩的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格的法治，用制度保护环境。
(三)美丽河南建设的总体目标》。建立完整系统美丽河南建设的制度、政策和标准体系，形成激励与约束并举的体制机制，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作者系省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开启河南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新时期
樊万选
一、从实质上去领会和理解生态文明建设新的观点和理念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第十四部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从十二大到十五大，我们党一直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十六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谐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增强。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列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生态文明作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理念之一，我们应当从实质上去领会和理解。
一是深化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决定》始终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相提并论，并把“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作为6个“紧紧围绕”之一进行统一部署。
二是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中的地位。《决定》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三是丰富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容。把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内容充实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来。
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当前发展模式中的主要矛盾。一方面，是GDP数据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大气、江河海洋、土壤土质的大面积恶化。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仅GDP增长的成果都将被吞噬，而且将影响到当下和未来公众的基本生存权。建立生态文明制度，既意味着对此前就已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的继承，也意味着一系列新的制度优化的开始。
事实上，从今年6月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已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再也不能以GDP论英雄”。新的制度优化的核心，就是改进现行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此外，具有最大产能的国有企业，也需要在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中起到带头作用。不止一次事例表明，一些国有企业，在贡献着最多GDP的同时，也成为污染的最大贡献者。而由于行政级别的限制，由于地方对GDP和财税、就业的渴求，对于显见的污染无法监管治理。因此，建立生态文明制度，还要求对于国企改革的内容、实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建立现代生态文明理念的双重推进，以此带动全社会加入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进程中来。
二、重点突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要紧紧围绕建设美丽河南，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一要加快完善生态建设法规制度。加快完善现有生态环境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制定资源有偿使用、生态环境补偿、公共环保工程设施有偿服务等法规和规章;加快完善发展生态产业、推进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等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按照国际绿色认证要求，加快建立有关绿色认证的法规和标准;制定重要生态功能区的生态监测、评估技术规范，加强生态功能区生态监测和评估。建议省人大对我省已实施的有关生态建设的法规进行梳理、清理和修订，与建设生态文明要求不相适应的法规政策予以废除，需要修改、完善的亦应抓紧进行;省政府近期要加快推动实施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制定实施市、县和产业集聚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考核办法实施细则、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办法、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等长效机制，落实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监察执法规范、环保工作责任目标考核办法、规范行政审批有关规定等，进一步提升环境管理效能;重点探索创新完善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办法、环保工作责任目标考核办法、环境保护优秀企业评选办法、环境监察规范执法标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等五项制度，丰富完善环境保护工作体系。
二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健全国有林区经营管理体制，完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三要强化环保执法监督检查制度。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切实保障各级政府和执法部门依法行使管理职能，重点查处违反环境保护法、环评法、节约能源法、水法、水土保持法、土地法、森林法等法律法规的行为，严厉打击违法采矿、取水、采砂、取土、弃土(渣)及违法使用土地、采伐林木等行为。全面推行执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大对资源环境执法机构和人员的执法监督力度。强化准入制度、许可证制度、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强化限期治理制度。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法律监督，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扎实开展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危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加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加大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保示范工程和能力建设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环境应急监管体系，建设省环境自动监控系统省级平台。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
三、强力推进我省生态保护
研究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坚定不移地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推动发展。根据环境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按照主体功能区划的要求，对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不同功能区，实施不同的环境准入和环境管理政策，促进区域生态布局优化。
一是构建区域生态格局。以山脉、丘陵、水系为骨干，以山、林、河、田为要素，加快推进建设桐柏大别山地生态区、伏牛山地生态区、太行山地生态区、平原生态涵养区，构建横跨东西的黄河滩区生态涵养带和纵贯南北的南水北调中线生态走廊，形成以“四区两带”为重点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加强重大自然灾害防治，加强生态脆弱区的治理与恢复。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范围，调整严重污染和地下水严重超采区耕地用途，有序实现耕地、河湖休养生息。
二是实施生态环保工程。加快组织实施生态产业工程、资源保障工程、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林业生态建设工程、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以及生态人居工程;深入实施蓝天工程、 碧水工程和清洁工程等“蓝天碧水清洁”三大工程，严格控制工业和城市大气污染，加快PM2.5监测设施建设，重点是实施“三保一防”和“三治一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重点实施工业节能综合改造、建筑节能、低碳交通、公共机构节能、重大节能技术装备产业化示范、节能产品惠民、节能服务体系建设、节能能力建设等八大重点节能工程。
三是加强污染减排工作。突出污染减排在优化发展中的推动作用，持续加大污染减排力度，形成工程减排、结构减排、管理减排“三力并举”之势，进一步减少污染排放;持续强化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市新区、产业集聚区、重点乡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加快现有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中水回用、污泥无害化处置工程建设;推进重点排污企业治污工程建设，加快燃煤电厂和钢铁、建材等非电行业脱硫脱硝治理，造纸、纺织等行业废水深度治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及机动车污染治理等工程建设。坚持“以治促调”和“以调推治”互动融合，采取上大压小、扶优汰劣、有保有压、渐次调整等措施，倒逼落后产能淘汰，推进清洁生产，实施资源综合利用，促使企业提升技术装备水平，从生产全过程减少污染物排放。加大对主要污染物减排专项资金的投入，建立节能减排专项资金，鼓励、引导企业和社会资金投入减排领域。
(作者系省生态经济研究会秘书长、研究员)
生态危机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林志友
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经济在欧洲就已经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具体表现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贸易额度成倍增加，信用体系兴旺发达。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大肆鼓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是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1853年6月，《泰晤士报》刊登了英国外贸的增长数据，字里行间充满了骄傲和自豪，编者得意洋洋地写道：“‘我们举国幸福，和谐!’”
正当资本主义思想家和学者为资本主义取得的辉煌沾沾自喜、弹冠相庆之时，马克思却看到了这个制度繁荣背后的隐患。1853年5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就指出：“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
马克思、恩格斯并非神明，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事实，对之进行科学分析，他们判断资本主义繁荣只是表面现象，其内在的矛盾性导致普遍的危机将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并非是那么美好，更不是所谓“永恒的规律”。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做了严密地逻辑论证。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从而导致群众的支付能力相对不足，进而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其实践表现是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常常不平衡，当不平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经济危机便会爆发。
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根源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能力，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逻辑是清晰的：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群众的购买力相对不足——有效需求的相对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
根据这一逻辑，马克思还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社会占有，危机自然就会消除，无产阶级由此获得解放。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主要关涉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囿于时代条件，尽管生态危机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但并不能因此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其实，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同时，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破坏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明确提出:“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一起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末,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农村的产业制度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各种手段，使土地日益贫瘠。”所以，“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中也告诫后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如果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生态问题的认识放置于其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看，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作用还仅仅局限于农业之中，恩格斯强调的重点是在于人类要“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而不是地球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的问题。
事实上，在原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批判被放置到对资本主义的总批判之中，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相对于生态危机而言，经济危机更加显性，那时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远没有今天如此紧张,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危机思想还没有充分展开,因而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也没有占据中心地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解放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论证的单薄是为了让位于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尽快唤起无产阶级革命，而一旦革命任务完成，变更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可见，对生态危机关涉的不多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天然缺陷，更多的是时代发展所限而已。早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反思工业化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不利影响;到了70、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把矛头指向资本的贪婪本性及其衍生的奢侈生活方式;进入90年代以来，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当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这些认识和判断无疑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如果我们再深入一步进行考究，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则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目前仍然是一种传统的市场经济发展方式，尽管有所改造。因此，化解生态危机必需摒弃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式。对此，余金成先生作出如下判断：“生态问题与其说是具体问题，不如说是整体问题。生态危机表明人类现有发展模式的危机。资本主义文化是当今世界主流文化，它形成了人类主导性价值观，建构了以此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社会主义一方面需要在这个大背景下存在与发展，另一方面，肩负了形成新的发展模式的任务。”创新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非常困难，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很难自觉控制攫取资源的欲望，而发展中国家因发展的需要也很难抑制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及合理利用，这个“双向互动”过程只能使生态危机更为加剧。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中国改革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从理论上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原本是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通过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在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基础上，抑制市场的趋利机制可能带来的过度生产与过度消费的恶性膨胀，防止由此可能给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和破坏，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当初想象的那么完美。市场经济在完成与社会主义制度初步耦合之后，尽管的确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却没能有效抑制传统市场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21世纪以来，中国的生态危机丝毫不亚于20世纪中后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环境报》2006年9月7日公布了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并且，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还做了一个说明，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已计算出的损失成本只是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实际的环境成本可能还更高。可见，社会主义在接纳了市场经济之后，简单的制度接合并不能充分化解其自身的弊端。面对这一困境，是折返到原生态的农业文明时代，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还是沿袭传统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让生态危机肆意蔓延，显然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想要的。因此，只能从发展理念、发展方略和发展目标上完善并改造传统市场经济发展方式，惟其如此，方能实现自身的超越。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就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从人类工业化以来的发展范式看，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它追求理性的发展，关注发展的意义，是一种旨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环境正义的具体要求。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方式，走的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良性发展道路。这意味着旧有的生产方式将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新的发展范式对于化解人类社会的发展危机具有普适意义。
与科学发展观一样，和谐社会理论也是为应对发展困境而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改变当前社会资源的不公正配置现象，实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社会流动顺畅有序，社会结构更加合理。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又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指向。在一定程度上，二者都是应对传统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困境而进行的理论创新，前者摆正了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让发展结果保持平衡。可以说，中国改革推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为人类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良方。科学发展观是改造市场经济的方法，是行动原则，和谐社会是改造市场经济的方向，是发展目标。就此而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是对生态危机的双向化解。
从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目标，到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任务，再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提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之一，说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可以说，建设生态文明既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也是探索人类新型发展模式的新尝试，更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新要求。
(作者系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中华文明形成“一体”的生态环境原因研究
张纯成
一、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文明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上，“外来说”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20年代史前考古学研究在中国开始，有不少外国学者参加了这一工作，他们中间有些人过分强调了外国史前文化的影响，因而出现了“中国文化西来说”这种无视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错误倾向。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中国史前考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外来说”被许多新的考古发现证实不能成立，从而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基本上是在本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本土说”。但是，由于受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限制，人们一直把黄河中下游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唯一起源，某些学者又过分强调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倾向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发展成“中原中心论”，把其他地区的文化都看成是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只有中原文化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这就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一元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其他地区的考古新发现打破了这种“一元论”的垄断，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论”。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对此，我国著名学者苏秉琦、费孝通先生多有论述。在中华大地上，北起白山黑水，南到珠江上下，西至青藏高原，东达大海沿岸，无论是大河上下，还是长江南北，都留下了中华先民生活、生产的足迹，这些足迹应当都是中华文明的起源。苏秉琦先生在《中华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提出的“满天星斗”说，“从而对于在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科学地回答了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问题。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论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黄河文化不仅以其高度发达的文明长期居于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成为历史上多元文化的凝聚中心，并且不断给周围的多元文化以辐射，最终形成了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这就是中华文明的“一体”。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不是繁星般诸文明之光自身的发展和汇聚，而是经过了一个中断、转移、冲突和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相当部分的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如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一样，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而泯灭，只有部分文明通过和其他文明的碰撞、融汇和吸收，才形成了中华文明的参天大树，才使中华文明成为连绵不断、延续至今的文明。汇聚中华文明的根系很多，其中有三大根系，它们分别是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文明，这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所谓“多元”。中华文明形成“一体”的过程是通过黄河文明东移南迁，和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融合在一起，又融汇了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文明之后，使中华文明最终走向了“一体”。可以说，中华文明的“一体”是通过各种地域性文明不断转移的这种形式形成的，它的过程是各种地域性文明不断转移、融汇的过程。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它产生的生态环境条件不少学者给予了论述。如王星光的《生态环境变迁与夏代的兴起探索》一书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文明中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形成，夏商王朝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崛起，这是仰韶温暖期贡献给人类社会巨大的文明成果。”笔者本人在《生态环境与黄河文明》一书中提出了“寻找中华文明发生的生态环境条件，就要分析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条件”。通过文明发生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使学者们认识到，“中国的地理环境及其演变与中华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之间确实存在着多样而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深入探索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华文明形成的独特自然人文背景与中华文明内涵, 而且有利于正确认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这对保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人类社会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都具有巨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连绵不断、延续至今的文明，是因为它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一体的，“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中华文明的“一体”，从时间序列上来讲，是在元明清时期形成的，从空间结构上来看，是在元代疆域的基础上奠定的。中华文明的“一体”，相对于“多元”的起源而言，它是在什么样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从这一点出发，本文着重分析中华文明形成“一体”的生态环境条件。
二、黄河文明是中华古文明的核心和代表
黄河文明是一种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发展于黄河流域的地域性文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尽管是多元的，但在中华古代文明的多元发展过程中，黄河文明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是不能否认的。黄河作为中华古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黄河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直根系，尽管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难”之后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但是，“在中国古代文明的长期发展中，黄河文化不仅以其高度发达的文明长期居于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成为当时多元文化的凝聚中心和中华古文明当之无愧的代表，并且不断地给予周围的多元文化以深刻的影响，最终以自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中华文明。”黄河文明在北宋末年转移出黄河流域除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原因之外，生态环境变迁也是一个种原因。笔者在《黄河文明中心南迁的生态环境原因分析》一文中讨论了两宋时期生态环境的变化，认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拉开了黄河文明南迁的序幕，黄河泛滥引起的水环境变化，温度降低引起的气候变化是黄河文明南迁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原因。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使黄河文明没有再返回黄河流域”。
北宋末年，生态环境的恶化，是黄河文明东移南迁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态环境的恶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开封为中心的水系环境的破坏，二是北宋末年气候的急剧寒冷，它们共同的作用最终使黄河文明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次气候的急剧寒冷表现为由北向南的走向，北方游牧民族首先受到侵害。以游牧方式生存的金国大规模入侵华北地区，在灭了辽国之后，紧接着又制造了“靖康之难”。“这次气候寒冷一直持续到公元12世纪末，南宋前期之所以频繁受到金国的侵扰，应当说也与这次气候寒冷有关。”两宋时期的气候寒冷，竺可桢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是这样论述的：“从杭州春节最后降雪的日期来判断，杭州在南宋时候(12世纪)四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冷10C～20C。”王嘉川在《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一文中也分析了12世纪初的气候变化，认为“12 世纪初的气候急剧变冷,使东北的女真族生存条件恶化,生存压力骤然剧增,完颜阿骨打率部反抗辽朝的残暴统治,并在灭辽后大举攻宋,向南争夺更加适合生存的生态区域”。王嘉川的观点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气候变化而言的，但从中却可以看出，由于气候的变化，引起了东北女真族生存条件的恶化，才使东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导致北宋灭亡，黄河文明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和长江文明融汇在一起的。
12世纪结束之后，杭州冬天的气温又开始回暖，这可以通过杭州冬天多年无雪给予证明。冬季多年无雪，俗称为“暖冬”，说明杭州的气候较为温暖。13世纪初期的温暖气候不仅为黄河文明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并和长江文明融合在一起提供了生态环境条件，也为南宋经济繁荣、农业发达提供了契机。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融汇在一起，成为发达的文明。然而，到了13世纪后期，冬季又开始严寒了。以游牧方式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区的元朝开始南下入侵南宋，这或许是南宋后期受到元朝侵略直至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黄河文明刚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时候，“长江流域在夏季仍受着湿润的东南风的影响，仍然保持着勃勃生机”为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融合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宋室的南迁带动大批文化人南下，使南方不仅在物质文明上，而且在精神文明上与北方的地位发生了颠倒。”黄河文明转移出黄河流域虽然出于无奈，但却保证了它的连续性，使它成为中华文明重要渊源之一，苏秉琦先生称它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转移出黄河流域的黄河文明，尽管作为一种原来具有鲜明特征的地域性文明，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性，但它在文化形态上仍保持着传统的优势，因而在民族文化的融合中依然起着主导作用。在和南方长江文明融合之后，它仍然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代表。汇聚中华文明的根系很多，其中有三大根系，它们分别是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文明，这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中华文明形成“一体”之“体”的构成并非是中华大地上各种文明的聚合体，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个主体尽管也有所变化，但是黄河文明始终是延续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的主体，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和代表。
三、气候寒冷引起的蒙元文明南下
蒙古族是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长期生活在蒙古高原上。大约在公元9至11世纪，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氏族部落，曾先后受到辽和金的统治。到12世纪的时候，随着金朝的衰落，蒙古族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逐渐脱离了金朝政权的统治。公元1204年，铁木真通过战争统一了高原上的蒙古族部落。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蒙古汗国成立，国号“大蒙古国”。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1279年元朝统一中国，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中国的封建王朝。这是游牧文明战胜农业文明，中华文明逐步走向“一体”的过程。这一过程逐步实现了蒙元文明向南的转移，在和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碰撞、交汇的过程中，实现了三大文明的融合，使中华文明走向“一体”。
兴起于12世纪初的蒙元文明，为什么能够在60年内迅速南下和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融合在一起，使中华文明走向“一体”呢?其中的原因如政治、军事等因素之外，蒙古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按照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在12世纪以后的800多年间，中国的气候总的来说处于以严寒期为主的时期。12世纪初期气候的急剧寒冷，使生存在东北的女真族生存条件恶化，生存压力剧增。女真族的首领完颜阿骨打率部反抗辽朝的残暴统治, 并在灭辽后大举攻宋，向南争夺更加适合生存的生态区域,最终导致了黄河文明的东移南迁。这次气候寒冷对蒙古高原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蒙古大草原，这次的转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造成那里常常是漫天飞沙、刺骨飓风。于是蒙古贵族率兵南征西讨，人民则自发地向较为温暖的南方迁移而成为流民。而在1230～1260 年的气候又一次突然转冷过程中，蒙古地区生态环境再度急剧恶化，蒙古军队遂放弃了远征西欧的计划，在灭金以后，迅速向距离较近而又相对暖湿的南宋所属地区大举进攻，争夺更好的生存空间。”这次气候寒冷，《出使蒙古记》是这样记载的，持续了一个多世纪，造成那里经常是漫天飞沙、刺骨飓风，冬季无雨不说，就是夏季的雨水也经常是连尘土和草根都没有湿润过来。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使蒙古族遇到了空前的生存困难，为了争夺更多更大的生存空间，蒙古贵族在不到60年的时间内，先后灭辽、西夏、金、大理、南宋诸国，招降吐蕃，于1279年统一中国，最终建立了大一统的蒙元帝国。自成吉思汗铁木真立国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执政，祖孙三代励精图治，是蒙元帝国的兴盛时期，也是蒙元文化的繁荣期。蒙元文化的繁荣是通过南下和中原地区的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发生碰撞、融合的途径实现的。蒙元文明为什么会发生南下，从根本上来说是气候的寒冷造成的。当气候处于寒冷期的时候，北方游牧民族常常避寒南下，这已被黄河文明东移南迁的史实所证实。蒙元文明的南下只不过是这一史实的重演。
蒙元帝国的建立过程，也是蒙元文化南下的过程。元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各民族之间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蒙古族)建立并统治中国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沿用至今的蒙古族文字就产生于这一时期。元朝实行行省建制，全国设立10个省，“省”作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名称，到现在还在使用。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西北到新疆东部，北到西伯利亚，东到大海(包括台湾)，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包括西藏、云南、今缅甸东部。“我们现在外交部发言人说新疆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实行有效统治，西藏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实行有效统治……不仅是新疆、西藏，广西、贵州、云南也是从元代开始实行有效统治的。就是那个蒙古马队，正是它把大中华的国境大体安定下来的。”蒙元文明南下的最初动因是避寒趋暖，争夺更适宜生存的生态空间。在这种争夺过程中，元朝蒙古马队由于不善于利用海洋性气候，曾导致了两次东征日本的失败。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两次派兵东征日本，“在元朝东征日本的过程中,与其说是日本人打败了蒙古军队,不如说是日本三面背海的地理环境和海洋性气候帮助日本人打败了蒙古军队。”蒙古军队“尽管他们在消灭南宋的过程中学会了一点海洋或水上作战方法，但与熟谙海洋的日本人相比，则微不足道”。海洋性气候和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最终阻碍了蒙元文化向日本的传播。
元代的杂剧是可以与唐诗、宋词相媲美的文学成就，《窦娥冤》、《西厢记》等戏剧佳作对后来的戏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蒙元文化南下的过程也是与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融合的过程。1219年，著名的全真教道士长春真人丘处机曾应成吉思汗之邀，前往中亚为成吉思汗讲道。在元代，多种地域性文明融合在一起形成的中华文明也开始传向西方。蒙哥汗时，鲁不鲁乞受法王路易九世派遣，穿越蒙古高原，进行了东西文明的交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横渡地中海，经过西亚、中亚，1275年到达元上都(内蒙古多伦附近)，在中国待了17年，到过中国许多地方。回国后口述在中国的经历，被一个叫鲁思梯谦的人写成介绍中国的名著《马可·波罗游记》，轰动欧洲，广为传颂。蒙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狩猎文明、黄河文明、以长江文明为代表的南方文明实现了融合，推动了中国多元一体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进行了强有力的交流、融合和贯通，促进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四、气候温暖引起的文明北上
“中华”一词的来源，追朔起来，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有关，是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词各取一字复合而成的。“中国”一词最早是由于洛阳的地理位置居于“天下之中” 并在此建都提出来的。“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中”侧重于自然(天)，寓意天下之中;“华”侧重于人，寓意为华夏族群。因此，“中华”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实体。
如果说元灭南宋开始了中华文明的北上，那么，随着元朝在大都(北京)的建都，则逐步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北上。元代发生的中华文明北上是由温暖气候引起的，不过，这次气候温暖持续的时间并不长。竺可桢先生指出，“十三世纪初和中期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公元1329年和1353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人可在冰上行走，橘皆冻死，”“十四世纪又比十三世纪和现时为冷。”任振球等学者通过九大行星汇聚和气候关系的研究，认为“近千年来我国出现的低温期均发生在九大行星会合的附近时期。从公元1000年到现在，我国共发生五个低温期:十二世纪上半叶、十四世纪、十五世纪末,十七世纪中期,和十九世纪中期。同期内，行星会合的时间为:公元 1126、1304、1483、1665和1844年”。此后三次行星会合的时间为:1982、2163和2344年。发生于1126年的寒冷气候使黄河结冰厚实，金兵渡过黄河，发生了“靖康之难”，印证了任振球等学者观点的正确性。气候的寒冷历来都是由北而南的，而直接受到严寒气候影响的正是高纬度的蒙古高原地区。气温和降水是气候的两大因素，一般说来，温暖期是降水量较多的时期，寒冷期是降水量较少的时期。寒冷期蒙古高原天寒地冻，降水量较少，干旱比较严重，极大地影响了草原上的生产发展。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只有从相对温暖的南方通过大运河向北方调运物质。当南方无法忍受这种盘剥的时候，爆发农民起义成为必然。
靖难之役使朱棣攻下南京后迁都北京。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命解缙等士人“篡集四库之书，及购天下遗籍，上自古出，迄于当世”，于永乐六年(1408年)编成《永乐大典》，后朱棣又在皇宫内建文渊阁，将《永乐大典》北运北京。《永乐大典》的编篡，对于保存古代文化典籍，有着重要意义，是对中华文明发展的一大贡献，也是文明北上完成的标志。由于后来的社会动荡和政局变换，《永乐大典》这部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书稿大部分散佚，现仅存世原著的3%。
15世纪是寒冷的世纪，其寒冷程度可以通过位于中国南方的太湖两次结冰、汉水三次结冰和淮河一次结冰给予说明。寒冷的气候对蒙古高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影响，退居漠北的元政权必然会遇到生存困难，随时都有避寒趋暖南下的可能性。为了抵御蒙古族再次南下夺取生存空间，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于永乐八年、十二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1410、1414、1422、1423、1424年)，先后五次亲征漠北，并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北征回师途中死于榆木川(内蒙古乌珠穆沁)。当游牧民族遇到因气候寒冷造成的生存困难时，便会纷纷南下争夺生存空间，为了抵御他们南下入主中原，朱棣将都城迁至北京，故有“天子守国门”之说。有明一代，北上的中华文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奠定了中国南方经济重心、北方政治中心的格局。
五、中华文明“一体”的形成
明清两朝几百年间，气候学上俗称为小冰期时期，气温很低。尤其是1620～1720年的冬季最为寒冷，其最低温度是在1700年，[10] 中国的气候变迁进入了5000年来的第四个寒冷期。气候的寒冷使黄河流域在“1629年～1643年间，竟发生了连续14年、赤地几千里的严重干旱，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禾草俱枯，川涸井竭，人民相食，亘古罕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尚且如此，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生存会更加困难。因气候严寒，东北许多少数民族纷纷放弃了传统的生活定居地，向较为暖和的东北南部迁移，女真三部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按照区域分布，明代把女真族划分为三大集团，即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建州女真从事定居生活，农耕生产和汉族没有多大区别。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建州女真逐渐强大起来，在吞并统一了女真族各部后，复用国号为金，是为“后金”。为了克服气候寒冷带来的生存困难，后金女真族多次南下，对明朝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明末清初的气候寒冷尽管在变化幅度上不算太大，没有超过30C,但却导致了明清易代，东北各族人民大量涌入关内，“女真”一部分融合其他民族被称为满族，最终完成了中华文明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形成“一体”的中华文明，它的谱系很多，主要是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游牧文明。中华文明是这三大区域文明碰撞、交流、融合、升华结出的丰硕成果。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中华文明是在本土上形成的。从地理位置上看，由北向南分布着北方游牧狩猎文明、中原黄河文明和南方长江文明，与这三大文明相对应，形成了北方游牧经济文化区、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和稻作农业经济文化区。可以说，中华文明的“一体”主要是由这三种文化构成的。北方游牧文明、中原黄河文明和南方长江文明虽然都是地域性文明，但是，当它们走向“一体”形成中华文明的时候，就难以看到任何一种地域性文明所特有的形态。日益发展的中华文明使各种地域性文明的独立性日渐消失，逐渐融入到一个范围更大的中华文明之中，中华文明是在中国的本土上形成的。
其次，气候冷暖是地域性文明走向“一体”的重要原因。从生态环境上讲，气候的变化是三种文明融合在一起形成中华文明“一体”的重要原因。当气候处于寒冷期的时候，寒冷干燥区域内的游牧狩猎文明便会南下与温暖湿润区域内的农业文明发生碰撞、交流、融合。当气候处于温暖期的时候，温暖湿润区域内的农业文明便会北上与寒冷干燥区域内的游牧狩猎文明碰撞、交流、融合。多次的南下和北上，反复的碰撞和交流，最终使多种地域性文明融为“一体”，气候冷暖的变化是其走向“一体”的生态环境原因。
最后，中华文明具有“自组织”性。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认识，中华文明“一体”的形成是自成体系的，按照系统科学的说法是具有“自组织”性。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直根系，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它和长江文明融合在一起，后来游牧狩猎文明又加入其中。它们和南方、北方边远文化区的文明一起构成了具有统一性的中华文明。这种“自组织”性表现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正是由于具有这种“自组织”性，中华文明才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
六、生态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延续和发展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文明之后掀起的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世界性革命，“是基于生态学的启发而提出的一种全新文明” [18]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唯一连续延续至今的文明是“和”的文明，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吸纳性。“生态文明”概念1985年出现于中国的报端以后，立即被中华文明所吸收和接纳，成为现时代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可持续观念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人们对解决生态危机迫切性认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和研究生态文明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中华民族解决环境恶化问题的战略措施和实际行动。
任何文明都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中华文明走向“一体”的历史过程充分证明了人类文明是在不断交流、融合和创新中发展的。中华文明在吸收接纳了生态文明的理念之后，立即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来进行，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并进行了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华文明是一个全面性概念，又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既包含了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综合了当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创造性成果”。只要把中华文明置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来认识，生态文明就成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创新和发展。
人类社会是沿着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路线向前发展的，在不同阶段人类有着不同的生存方式。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生存和技术生存两种方式。在渔猎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人们通过自然生存方式来生存，相对而言，人们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比较小。“技术生存是人类主要依赖技术物和自身的知识(主要是技术知识)而生存的生存方式”。在工业文明阶段，人们主要靠技术生存方式来生存。人们只要通过技术生存方式来生存，环境问题就存在，“那种以为人类将来可以通过移居太空来躲避地球环境危机的设想，无疑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环境问题的长期存在，研究生态问题的中华文明就必然成为持续延续的文明。“生态文明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环境问题的解读，它是人类文明的新发展”。人类文明史上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必然吸收、接纳生态文明这一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和新成果。
“我们这个时代最热门的话题竟然是生存困境”,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热门话题，是因为人没有学会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生存困境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如果要对自然进行改造，就会造成对自然的破坏，形成环境危机，危及人的生存;如果不对自然进行改造，就会因为没有物质生活资料发生资源危机，同样危及人的生存。”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文明作为“和”的文明曾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在《哲学词典》“光荣”条文中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中华文明是在顺应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中走向“一体”的。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建设生态文明，顺应生态环境的变化，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已经成为必然，中华民族已经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走进了一个自觉地民族实体，中华文明已经成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人类文明。
(作者系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推进美丽河南建设
田文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以人为本，强调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制度问题。《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美丽河南的意见》更是明确指出：“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紧紧围绕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三大战略规划的实施，着力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可见，系统完整的制度体系在美丽河南建设中具有统领作用，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
一、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美丽河南建设的意义
“生态产品成为当今中国最短缺的产品，生态差距成为我国最大的发展差距。”当前，河南正处于工业转型时期，在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成为未来一定时期面临的重要课题。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将有效化解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为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尽管已经建立了不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但还没有建立起体现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法律和经济手段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作用尚不明显;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尚不健全，市场价格机制表现不出应有的作用;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保投资的积极性不高，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有待加强;党政领导和干部综合考评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等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制度尚未得到全面有效实施。部分企业环保责任意识不强，超标排放、非法排污和恶意偷排等现象依然存在。突出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碎片化。源头上缺乏有效防范的生态环保制度，过程中缺乏严密监管的生态环保制度，后果上缺乏严厉的责任追究和赔偿制度等。二是利益维护部门化、地方化。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有关法规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色彩，使得已有法规条文缺少可操作性，很难落地。“制度的设计更多地运用了计划手段，强制性、限制性制度较多，缺乏经济发展的鼓励性、指导性制度，导致激励不足，使制度的受用者要么正面抵触，要么采取迂回的方式，架空制度的效用。”三是执法监管软化无力。环境保护监管部门人事财权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出现一些基层环保部门成为企业排污的保护伞。诸多现象说明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是目前我省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依然严峻的更深层面的制度原因。
体制机制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完善的制度规定的存在和制度执行的强制性，可以有效地规范和约束人们的利益追求和社会交往的非理性行为，把人们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整合因利益分化而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减少行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人们相互合作的信任度和安全感。因此，通过有效的顶层设计,建构能体现正义公平的系统的完整的职能有机统一、运转协调高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政府、企业、公民等不同社会主体生态和环境利益表达、博弈行为的有序与和谐，让人民共享洁净的生态产品，才能开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局面，美丽河南建设才有根本保障。
二、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美丽河南建的主要思路和基本原则
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应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抓住国家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以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基本途径，以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内生动力，调整优化空间布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努力形成民主科学、制度完善、法制健全、监管有序的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建设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三化协调”、“四化”同步发展，为美丽河南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生态为基，协调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毫不动摇地坚持生态为基、环保优先方针，坚定不移地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全面贯穿和深刻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以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倒逼，优化发展。充分发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对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倒逼、促进作用，把调整优化结构、强化创新驱动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结合起来，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全过程入手，更加突出资源环境在发展中的基础性、约束性作用，制定从严从紧的环境经济政策，倒逼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三)以人为本，民生为先。把以人为本作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努力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打造美丽、宜居、幸福家园，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让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四)标本兼治，科学施策。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升全民生态文明意识，从源头上解决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技术等手段，着力破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与紧迫问题，促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工作整体推进。
(五)党政主导，社会参与。把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提上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发挥组织领导、规划引领、资金引导的作用。坚持走群策群力、群防群控的群众路线。着力强化企业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加强环境保护，减少污染排放。倡导公众积极参与，引导全民共建共享，形成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强大合力。
三、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美丽河南建设的重点任务
(一)建立法律保障机制。
1、加强法规建设。立足实际情况，结合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战略目标，抓紧制定和修订有关污染防治、循环经济、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红线、生态补偿、绿色消费等地方性法规、规章，研究出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条例。研究建立河南省环境标准，实行最严格的环境准入标准，实施最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清理修订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冲突、或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通过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促进绿色发展、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
2、严格执法监管。坚持依法行政，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监督和处罚力度。实现生态环境的“刚性制度、铁腕执法”，严厉打击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破坏生态等违法犯罪行为，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加强部门协作，建立健全住建、经信、发改、环保、国土、水利、规划和农林等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环保与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联动配合，建立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情报信息共享平台，推动生态环保案件专业化审理，联手打击各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完善环境问责制度，对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环境事故的责任主体，实行严格问责，直至追究法律责任。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加强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充分发挥新闻舆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坚决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
(二)建立绿色考评机制。
1、提升科学决策水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积极推进政策环评、战略环评与规划环评，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在城市规划、能源资源开发利用、产业布局、土地开发等重大决策过程中，优先考虑环境影响和生态效益，对可能产生重大环境影响的事项，行使环保“一票否决”，避免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对涉及到影响群众环境权益的重大事项，严格执行集体决策、社情民意反映、专家咨询、环境评价、责任追究等制度。完善环境信息发布和重大项目公示、听证制度，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重大决策失误，实行问题追溯和责任终生追究。
2、建立绿色考评体系。加快建立绿色GDP核算和考核体系，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全面反映GDP的真实发展水平，体现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要求和导向。建立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价值评价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收集系统，探索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综合考虑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影响因子，建立基于绿色GDP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使之成为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完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增加生态文明建设在考核评价中的权重。根据区域发展现状和生态环境特点，实行差别化考核政策。
3、完善环境责任追究制度。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指标层层分解到各地区、各部门，落实到重点行业和单位，确保约束性指标落实到位。强化对党政领导的环境保护目标考核，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将环境保护与干部选拔重用相挂钩，对不重视环保、不能完成环保任务的领导干部不予提拔重用;对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领导干部予以提拔重用。
(三)建立环境经济调节机制。
1、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强化政府投入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引导作用，市、县(区)两级政府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公共财政支出重点，不断加大投入，确保财政用于生态文明建设支出增长高于经济增长幅度。整合生态文明建设相关专项资金，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重点支持产业绿色转型发展、节能减排、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积极利用市场机制，支持民间资本广泛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化投资机制。
2、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设立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对符合省域规划的粮食主产区、生态涵养区，其经济结构及功能调整后影响镇街财力和村集体收入的，市、县区两级财政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完善湿地、公益林、饮用水备用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提高生态补偿标准。探索流域环境资源补偿机制，建立水质目标交接责任制，在淮河、贾鲁河等开展上下游污染补偿试点。积极探索生态补偿市场化机制，扩大生态补偿的内涵和范围。
3、推进环境资源税费改革。建立污染物排放许可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全省加大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税收政策支持。探索建立碳排放权配额管理制度，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建立区域碳排放交易系统，加强碳排放总量控制。实行差别化排污收费政策，适当提高污染物排污收费标准和重污染行业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严格执行城镇污水处理收费政策，尽快开征郊区街镇污水处理费用。完善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市场化模式，开展垃圾收运和清扫保洁。规范污水、垃圾等收集处置费的征收与使用，严格专款专用。对能耗超过国家和地区规定限额标准的行业和企业，加大差别化电价和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完善峰谷分时电价政策。适当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实施居民阶梯电价、水价、气价制度。全面推行企业环境行为评级制度，实施有差别的信贷政策。
4、建立绿色金融与资本市场制度。实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信贷政策，鼓励或引导银行对高污染、高环境风险行业进行信贷控制。建立绿色信贷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风险评估制度，加强环保信贷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引导作用。积极配合国家开展的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试点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制度。
5、试行环境保险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选择部分重点企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工作，健全地方配套法规，明确投保主体行为，建立环境污染事故认定机制和理赔程序。在有关环保行政立法中增加“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条款，制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投保目录并适时调整，环保部门通过监测、执法等手段为保险的责任认定提供支持，保险监管部门指导保险公司建立规范的理赔程序认定标准，赔付过程公开透明和信息通畅，最大程度保障环境污染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6、建立环境治理代理人制度。以资源产权制度为突破，以政府特许经营为主，以水环境治理为重点，调整环境治理各类权限，建立并运行环境代理人制度。探索组建成立市级环境资源集团公司，特许代表政府履行环境治理代理人职责。代理人的授权范围可由水环境逐步延伸到市域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开发。政府、社会和新闻媒体要加强对政府授权代理环境治理行为的监督。
(四)建立绿色科技支撑机制。
1、加快绿色科技研发和推广应用。针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紧迫要求，充分发挥郑州市高校、科研院所众多、各类人才集聚的优势，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关键技术研究和管理类技术研究。重点开展资源环境、新能源、新材料、生态农业等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力求在循环经济、节能减排、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加强地方环境标准、污染成因及机理、预警及防控、环境管理政策等技术研究，条件成熟时向全省推广。建立集绿色科技研发、集成应用、成果产业化、产品商品化于一体的绿色科技产业链。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快绿色科技在新兴产业发展、污染治理、低碳循环、环境监测预警等领域的应用推广。
2、营造绿色科技创新环境。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大力培养和引进生态文明建设急需的领军型创业创新人才，以及各类高技能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创建省级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建成土壤污染工程技术中心。建立科技成果的绿色评价体系，促进高成长性绿色科技企业持续涌现。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加强节能环保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促进节能环保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发展。
(五)创新建立公众参与的体制机制。
强化引导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有利、宽松的政策环境，加强和完善公众参与的支持保障措施，发展壮大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力量，逐步建立起良性的公众参与互动机制。
1、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推进政府及时准确的公开环境信息，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和问责制度。建立完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畅通信息公开的渠道，保障公众对环境信息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制定出台鼓励措施，引导市民提出积极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意见，建立公众与政府信息互动的工作机制。
2、建全公众参与监督机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为公众参与生态建设搭建平台，强化社会评议。积极引导公众在享受资源环境权益的同时，自觉履行保护资源环境的法定义务。着力营造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形成政府管制、市场调节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资源环境保护综合机制。
3、建立环保社会团体的培育机制。建立环保NGO(非营利性民间组织)基金，有计划的培育发展一批环保NGO典型，每季度定期举办环保NGO人员培训，提高环保NGO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水平。改革和完善现行民间组织登记注册和管理制度，研究制定扶持环保NGO发展的税收、财政等政策措施。建立公众激励机制，对积极赞助NGO组织的企业、个人给予公开表扬、表彰等荣誉，鼓励公众投身环保NGO发展。争取国内外知名绿色组织的资助，在获得项目资助同时提高NGO的专业性和持久性。
(作者系省委党校科社教研部副教授)
加快推进生态省建设 着力打造美丽河南
李金铠
“四个河南”是省委、省政府站在时代的高度对河南未来发展的科学谋划与总体布局，与党的十八提出的“五位一体”发展思路一脉相承。建设美丽河南表面上是对青山绿水和美好家园的强烈诉求，实质上是生态文明和科学发展理念的确切表达，现实中表现为经济发展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转变的问题。生态中原、生态城市是美丽河南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加快推进生态中原建设步伐，是打造美丽河南的核心与关键。
一、美丽河南与生态省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
作为第一人口大省，河南省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GDP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五，但是生态环境不容乐观，资源环境压力大，新旧环境问题同时呈现，生态系统趋向退化。
(一)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尤其是省辖市的空气质量呈现恶化态势。与上年相比，2013年全省18个省辖市环境空气质量中主要污染物浓度中，PM10(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年均浓度分别上升 36.6%、24.2%、4.4%。省辖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累计百分比为72.8%，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16.5个百分点，安阳、郑州最差，在60%以下。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中污染物达标状况，18个城市空气质量均超二级标准，其中，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下降的城市有7个，持平的有1个，上升的有10个;城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下降的城市有4个，持平的有1个，上升的有13个;18个省辖市中，PM10(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均同比上升，达到二级年标准限值的只有信阳1个城市，其他17个城市均超二级年标准限值。我省酸雨发生率尽管总体上在较低水平波动，但与上年相比，全省酸雨发生率升高0.07个百分点。
(二)地表水环境质量也呈现下降态势。2013年，全省地表水水质级别为中度污染。海河流域为重度污染，淮河流域为中度污染，黄河流域为轻度污染，长江流域为良好。其中，与上年相比，淮河流域由轻度污染变为中度污染。2013年，全省各监测断面均值11项因子出现超标情况。主要污染因子为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氨氮，超标断面比例分别为45.8%、42.2%和38.6%。与上年相比，超标断面比例分别上升4.8、8.5和2.5个百分点。
(三)与全国相比，环保形势不容乐观。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12》综合测算，就单位GDP产出而言，能源资源的消耗，污染物的排放等主要生态环境指标均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显示我省经济发展方式依然是以粗放式为特征，美丽河南建设形势严峻。从能源消费情况来看，河南省能源消费总量排名全国第五，属于能耗大省,但单位GDP能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5倍;从废水排放情况来看，各类废水废气排放总量均位居全国前5位，单位GDP排放水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1倍;单位GDP化学需氧量排放、单位GDP氨氮排放量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从污染治理投资方面，河南单位GDP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排名全国倒数第一。
二、美丽河南与生态省建设的战略机遇
(一)科学发展观与绿色发展的执政理念深入人心。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2005年10月党的第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可持续发展，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战略。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确立生态文明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三)“两不牺牲”的生态科学发展理念成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原则。2010年11月召开的省委八届十一次全会提出：中原经济区是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科学发展路子的载体和平台。
(四)“四个河南”建设成为新时期我省的执政方针。2013年1月，郭庚茂同志在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打造美丽中原， 并明确指出要持续打造美丽中原，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中原经济区建设全过程。随后，建设和打造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美丽河南成为我省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指导我省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和指导方针。
(五)省委省政府积极进行顶层设计。2012年11月《河南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11-2030)》通过专家论证，出台的一系列科学措施，经过20年努力在全省构建六大生态体系和“四区三带”生态网络。
三、加快推进美丽河南与生态省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美丽河南或者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实施联席办公工作模式。在构成上，领导小组可由主管副省长乃至省长亲自担任组长，主要厅局负责人任副组长和成员，并下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操作上，领导小组办公室不设立常设结构，办公室主任采取轮值制，办公地点设在主要厅局，每年或定期轮值，定期召开会议，部署、检查相关工作的落实情况。在工作模式上，实施联席办公模式，联席会议由轮值办公室主任单位负责举办主持、协调联络、搜集议题和督查督办。在职责上，界定和赋予领导小组和联系办公会议对美丽河南和生态省建设以最高的磋商权、决策权、决定权。
(二)从可操作性入手，进一步做细规划，制定规划《实施方案》，落实目标责任分解。当前，美丽河南建设与生态省建设大都处于宣传造势阶段，“雷声过大，雨点过小”。而且，不管是《河南省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11-2030)》，还是《河南林业生态省建设提升工程规划大纲(2013-2020年)》等规划和纲要，都彰显了方向性、指导性、纲领性，尽管篇幅很长，但当中却缺乏具体的措施、方法和实施的计划，这势必导致建设美丽河南与生态省在很长时期停留在在纸面上、文件上。因此，必须按照统筹协调、分工负责的原则，制定规划实施工作方案，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与任务，紧抓责任主体，做好年度任务部署，并加强重点任务跟踪督查。
(三)确定阶段性工作重点，实施重点工程，制定一系列行动计划，稳步实施和推进美丽河南建设。在工作重点的确定上，按照轻重缓急，立竿见影的原则，围绕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实施重点工程，召开联席办公会议，制定和启动行动计划。在行动计划的节奏上，必须科学论证，稳打稳扎，讲求实效，不求急功近利，可以考虑每2-3年有针对性的同时启动3-5个行动计划，并将目标、责任落实到具体的目标，加强考核。按照美丽河南与生态省建设的要求，可以优先考虑“绿色建筑行动计划”、“低碳城市行动计划”、“空气质量行动计划”、“垃圾回收行动计划”等等。
(四)牢固树立先知先觉，先行先试意识，抓住机遇，抢占先机，努力争取国家试点，积极探索自身试点。一是应同相关国家部委积极沟通、主动协同，争取到国家层面的试点。当前，在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位一体”的总体格局的形势下，国家部位司局都会从本部门出发，谋求改革与创新，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政策试点。河南省在碳交易试点等竞争中处于劣势，今后应有觉悟意识、觉醒意识，创造条件，主动出击，在全国一盘棋中争取抢到各种先行先试的机遇。二是主动迎上，前瞻布局，在全省率先尝试各种试点工作。目前，在美丽乡村、绿色建筑、智慧城市、绿色城市、能源总量控制、电力指标控制与分解等各种举措中，河南应当科学研判，大有作为。
(五)强化法规标准引导，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大监督检查。一是围绕产业发展、资源循环高效利用、污染物减排等方面，以加强源头准入和过程集约为重点，完善各项法规标准建设。二是从宏观和全局出发，研究、建立可操作的生态省、生态城市、美丽城市指标体系，建立长效考评机制，切实推进各项工作开展。三是针对重点和关键问题，设计开发计算工具，完善监督评价考核。比如以可再生能源利用、碳排放和氨氮及氮氧化物等新增考核的污染物减排及绿色发展精细化管理的高标准要求为重点，完善统计、计量、监察和监督考核等基础工作。
(六)积极聚集、培育本省人才队伍和学科建设。加强政府部门、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高校院所之间联系，开展协同研究和调研，充分引导、挖掘、利用我省现有的人力资源，将我省优秀的人才资源纳入美丽河南和生态省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各项重点工作。同时，美丽河南和生态省建设必然对一些新兴交叉学科形成强大需求，这就要求高校与政府、企业积极沟通、协调，以强大的社会需求来推动学科建设，进而以前沿的学科建设培养优秀人才来推动河南经济社会的发展。
(作者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术办主任、教授)
进一步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推进河南生态文明建设
卢 艳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次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并指出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是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种新途径。
总体上看，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河南省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特别是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剧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针对河南省水资源短缺和水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现状，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政府有效干预下，建立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加强了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全省的社会经济和谐发展提供了一定保障。但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流域生态补偿基本情况和运作成效
自2009年起，河南省政府先后出台了《河南省沙颍河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河南省海河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办法(试行)》以及《河南省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等政策，对流域生态补偿的原则、范围和补偿资金使用做出了明确规定，增强了生态补偿政策的可操作性，至2012年，全省共扣缴生态补偿资金21676.92万元。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河南省流域生态补偿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工业水污染源得到了有效控制，水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009年，对全省造纸、电镀、制药、合成氨和硫酸企业实施深度治理，治理企业总数达到了301家，提高了造纸、皮革、印染、化工等水污染严重行业的建设项目环境准入标准。2009-2012年，工业废水排放从36222.2万吨增至40783万吨，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饮用水源地、跨省界、市界断面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仅仅以河南省沙颍河流域为例，自《河南省沙颍河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实施后，2009年沙颍河流域COD消减了3308.78吨，NH3-N消减了13524.52吨;贾鲁河陈桥断面、摆渡口断面和大王庄断面的COD浓度分别降低了0.77 mg/L、0.74 mg/L、2.29mg/L，NH3-N浓度分别降低了7.99 mg/L、6.49 mg/L、7.02 mg/L。
(二)环保基础设施日趋完善。2009年全省已经投入运行城市污水处理厂140座，建成总规模达600.05万吨/日;到2012年，正式投入运营城市污水处理厂达153座，建成总规模达679.25万吨/日;“十二五”期间，将新增污水配套管网4535.7公里，新增污水处理规模353.3万吨/日。
(三)环保执法力度得到加强。自2009年起，全省加大了执法监管力度，开展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厂(场)、重点工业污染企业监管等专项执法活动，强化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监督检查，全省共依法查处纠正环境违法行为4300多起，立案1929件，下达处罚决定1731件，罚款金额4917.96万元，挂牌督办和列入环保“黑名单”70家，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河南省流域生态补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流域生态补偿还没有真正体现出流域生态服务价值，并非完全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无论在流域生态服务科学评估还是技术操作层次上，都有待于提高与完善。
(一)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科学评价问题。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是制定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依据，但是在先后出台的《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中，补偿标准的确定是，运用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处理成本，根据污染因子的超标倍数，核算满足不同的水质责任目标下的水生态系统恢复成本，作为扣缴生态补偿资金的依据。该补偿标准远远低于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且污水处理厂样本选择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样本的大小、地区空间差异等)，加上当地的经济发展差异，未能体现补偿标准的空间差异性。
(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设计问题。目前，河南省流域生态补偿实践过程中，参与的主体是市级单位的政府，当地的企业和农户未参与到生态补偿实践中，对生态补偿机制的认识有一定局限性，“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原则未被广大群众接受。补偿资金来源单一，主要是地方财政，没有其他社会资金参与，给地方政府带来经济压力，生态补偿的持久性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三)水污染现象不容乐观。虽然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后，河南省四个流域干流水质污染基本上好转，但是，二级及以下支流水质跨界污染的现状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污染源来源由过去的工业点源为主转为工业点源、农业面源和生活垃圾污染共存的局面，上下游地区经济发展与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三、对策及建议
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之一。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构建和谐生态的关键，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为生态保护者提供政策支持和稳定的资金渠道，真正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投入的制度化和市场化。针对河南省流域生态补偿实践存在的问题，特提出如下的对策及建议。
(一)完善生态补偿的政策措施，逐步加大生态补偿力度。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着力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的生态补偿力度，加快形成省、市、县三级财政合力支持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格局。同时，要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发达、社会资本雄厚、市场化改革推进比较早的优势，积极探索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模式，引导社会各方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推进生态环境建设。
(二)增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的科学依据。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制定是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技术和难点所在，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是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的科学依据。目前，还没有公认的补偿标准的科学核算方法，因此，根据河南省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完善流域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方法，如非点源污染的核算问题。
(三)加强公民环保素养教育，构建公众水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充分利用网络、电视等公共渠道，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用水意识、水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积极开发基于网络地理信息平台、触摸屏产品和基于手机等平台的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发挥公众对水污染的监督作用，为普通公众提供一个民主决策环境，进而增强作为社会成员的主人翁责任感和民主意识。
(作者系郑州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讲师)
生态文明视角下河南乡村建设的模式及路径
吴国玺
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一、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内涵
生态文明背景下，河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分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意识和生态制度5个方面，共20个指标。
一是生态经济方面，主要包含C1人均GDP、C2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C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C4环境保护投资占GDP的比重、C5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C6单位GDP能耗等指标。
二是生态环境方面，主要关注空气质量、水环境质量、土壤质量、绿化和环境基础设施方面。等包含C7节能建筑比例、C8农村森林覆盖率、C9环境功能区达标率、C10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C11要污染物排放强度(COD、SO2、NH3-N、NOx)、C12农产品中有机、绿色及无公害产品种植面积的比重指标。
三是生态文化方面，主要关注环保知识普及、生态文明认知程度、生态素质提高、生态创建活动等方面。包含C13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C14人均拥有公共文化设施用地面积、C15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指标。
四是生态意识方面，关注居民文教娱乐服务支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方面。包括C16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率、C17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C18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五是生态制度方面，主要关注投入保障、科学执政、信息公开等方面，设置C19农民自治制度、C20村务公开制度2项指标。
二、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模式
一是生态保护带动型。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兴办农家乐等休闲观光农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
二是产业发展带动型。通过发展龙头企业，培植特色产业，增强村集体经济实力，依靠集体力量兴办社会事业，强化公共服务，改善环境，提高生活质量。
三是农村社区带动型。以城中村、城郊村、乡镇驻地村、大企业周边村、园区搬迁村和土地综合整治示范区范围内的村庄为重点，以农房建设与危房改造为抓手，促进农民居住向城镇和社区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建设功能齐全、设施完善、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城镇和中心社区。
四是连片整治带动型。在沿路、沿河，以及旅游景点、生态文明建设示范村周边，实施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整体推进。实现城乡一体化全覆盖，并按照“抓点、促线、带面”的工作思路，在全区筛选一定村作为示范村居，以路为轴，串点连线，连线成片，确保“点、线、面”统筹推进，力求实现“一整一条线，一治一大片”的整体效果，以其产生的巨大感召力，充分调动群众中蕴藏的建设美好家园积极性。
三、加快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推进路径
按照产业生态高效、环境优美宜居、生活文明健康的美好家园的目标与要求。加快快推进生态文明乡村建设。
(一)以生态化为方向，修编村庄规划。
结合生态文明乡村建设，明确县域内农村社区、中心村、一般村的数量、功能与定点，科学优化县域城镇发展、村庄分布、产业平台、基础设施、农田保护、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形成县城、中心镇、一般乡镇、农村社区、中心村、一般村相结合的村庄布局规划体系。
搞好村庄布局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村镇体系规划、农房建设与危房改造规划、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的衔接，确保村庄布局规划和整治建设计划的实施。
按照“规划层次不能低、乡土风情不能丢、文化特色不能少、建筑质量不能差、设计风格不雷同”的要求，因地制宜搞好村庄建设规划。突出农村田园特色、乡土气息和生态风貌，综合考虑村庄地形地貌特点，就地取势，借山用水，秉承传统，突出特色，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 配套好水、电、路、气、暖及综合服务中心等基础设施，方便群众生产生活; 多提供经济适用、功能齐全、布局合理、风格各异的房屋设计方案供农民参考; 对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民居、古建筑、古树名木，切实做好保护与开发。
(二)以清垃圾、控污水为重点，抓好农村环境整治。
1、加快建立规范化的农村垃圾处理模式。统一配置移动式垃圾运输箱和垃圾清运车，配备村保洁员;统一建设垃圾压缩中转站，配备垃圾压缩运输车; 对村庄垃圾和日常生活垃圾，统一纳入市、县垃圾处理厂处理，逐步形成“户集、村收、镇运、县处理”的城乡一体化垃圾处理体系。
2、加快建立多样化的农村污水治理模式。城区周边村庄要“就近入网、集中处理”，铺设污水管线，接入城市污水管网统一处理; 城市污水处理管网辐射不到、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的集中居住型农村社区，以及人口集中、经济发达、排污量大的区域，可建设经济实用的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集中处理;在人口密度较低、环境容量相对较高的农村区域，可采用沼气池、三格化粪池等方式就地处理; 新建村庄、改建住房须同步建设无害化卫生厕所或沼气池;加快推进村内河沟和池塘清理，加强河沟池塘保洁处理，提高河道水体的自我净化能力，促进污水集约化收集处理。
3、全面加快村庄“五化”建设。在农村大力推广应用太阳能、沼气、秸秆气化、秸秆型煤等天然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通过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减少农村环境污染。探索通过“硬化补水泥、绿化补苗木、美化补涂料、亮化补灯具、净化补设备”的政策，以硬化带绿化、带亮化、带净化、带美化，以国省道和县乡主干道沿路村、中心村、社区建设村、水源地周边村、旅游风景区沿线村等为重点，连线成片推进村庄“五化”建设。
(三)以生态产业为主导，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推进生态文明乡村建设，不仅要提高生态环境的承载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更要拓展农民创业就业空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着力发展安全高效的乡村生态农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节约型农业，强化农业科技和创新推广，积极培育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基地。
2、着力发展清洁循环的乡村生态工业。坚持清洁生产、绿色发展，搞好传统乡村工业的转型升级和节能减排，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向农村转移，严禁污染型项目到水源保护区、江河源头地区建设。进一步加快各类工业园区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乡村工业、家庭微型企业到乡镇工业功能区集聚，实现工业污染集中治理。
3、着力发展特色鲜明的乡村生态旅游业。把生态文明乡村建设与休闲旅游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利用田园景观、山水资源和乡村文化，加快形成以重点景区为龙头、骨干景点为支撑、“农家乐”休闲旅游业为基础的乡村生态观光旅游;结合古村落的修复、保护和完善，挖掘各类民俗文化活动，大力发展乡土风情旅游，促进休闲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4、着力发展强村富民的集体经济。按照一村一品、一村一业的要求，探索工业强村、农业名村、三产兴村、旅游富村等各具特色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子。
(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最大限度地把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做好，努力实现全通全达。农村道路要由“村村通”向网络化、“村内通”延伸，村庄要基本实现“四通五化”( 即通水、通电、通路、通宽带网，实现硬化、净化、亮化、绿化、美化) ;具备条件的区县和乡镇要将村村通自来水、有线电视提升为“户户通”;具备条件的地方要通天然气、通煤气，不具备条件的地方要积极发展沼气。
农村社区、中心村、小城镇是农村人口的主要载体，也是优化农村人居环境的基本平台，要按照“人口集聚、设施齐全、服务配套、土地集约、人与自然和谐”的要求，把农村社区建设与中心村培育建设、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结合起来推进，加快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五)提升农民素质，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
1、提升农村生态文明意识。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主流媒体的作用，深入开展各种宣传教育活动，形成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良好氛围，促进农民群众的生态文明理念由自然、自发向自愿、自觉发展。引导广大乡村企业增强生态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推动企业发展方式转型; 引导广大农民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
2、繁荣农村文化。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整治中发掘生态文化，在建设中完善文化设施，大力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的农村生态文化，打造形成一批组织有力、活动正常、设施完备、主题鲜明的生态文化特色村。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乡镇综合文化站功能，巩固和完善以村居文化大院和农村社区文化中心为重点的农村文化阵地，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社会新风尚的形成。
四、加快河南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
1、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增强环境承载力。通过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加强自然生态系统保护，推动城镇化绿色发展，统筹人口分布、城镇建设、国土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2、推进产业转型，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坚持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同步推进，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共同提升，进一步优化产业发展布局，调整三次产业结构，发展绿色产业，加快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由粗放高耗外延向集约绿色低碳转变，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
3、促进能源节约，推动资源有效利用。坚持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理念，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推进节能减排，强化资源节约，发展循环经济，加强全方位全过程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大幅降低能源、水、土地消耗强度，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由高投入、高污染、高排放向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转变，促进资源永续利用。
4、加强环境保护和建设，改善人居环境质量。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以环境问题为重点，推动实施蓝天工程、碧水工程、城市生态提升工程、乡村清洁工程、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环境风险防控工程等“六大工程”，综合防治环境污染，加强区域生态网络建设，努力营造天蓝水净地绿的人居环境。
5、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坚持以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健全法规标准，严格管理制度，完善经济政策，推行市场化机制，严格法律监督，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规范、长期、稳定、可靠的保障。
(作者系许昌学院城乡规划与园林学院院长、教授)
发挥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 建设美丽的生态家园
史鸿文
一、充分认识乡规民约在保护生态中的意义
乡规民约也叫村规民约，是中国基层社会组织(村、寨)中社会成员共同制订并自觉遵守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和禁约条款，具有约定俗成、自发协议等民间化的特点。乡规民约是我国的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制度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村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意愿。在我国不少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非常流行，且源远流长，对管理村寨和村寨联盟往往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在我国各地众多的乡规民约中，有不少是涉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有关水土保护和树木保护等生态保护的民间禁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种禁约文化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各种各类的地方史志、禁碑、民间文学等传承下来的。
肯定乡规民约在保护生态中的意义是一个悠久的传统，譬如古代各类护林护水的禁碑涉及内容就很多，从有关碑文中可以看出，古人已经认识到森林是水的源泉，在有的碑文里，“树木之茂盛”被看作是“泉水汪洋”的根源和条件。一旦树木被伐，必致生态破坏，进而导致水源枯竭。因此有制定相关的村规民约传统，用以保护森林，防止水土流失，避免自然灾害。古人还意识到，保护森林就是保护风水。有的碑文称“树木乃系远荫风水”。如在江苏省苏州市虎丘景区门口右侧墙壁内有一块叫做《奉宪勒石永禁虎丘染坊碑》，是地方政府顺应民意而采取的水源保护措施，具有乡规民约的性质。我国瑶族的“石牌律”也是用乡规民约保护生态的典型例子。为了维护村寨的公共秩序，往往由村里的各家各户公议产生出全村全寨民众共同遵守的许多规定，为了维护这些规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村民们通常要将这些规约刻在石碑上，并将其竖立在各类公共场合等显眼的地方，以昭示村民共同遵照执行，这种刻在石碑上的规约，被人们称为“石牌律”。瑶族的“石牌律”的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保护林木资源和水利资源的占了绝大数，如要求封山育林，禁止乱砍乱伐树木，当林木资源和水利资源发生权属纠纷时的应及时调解处理，等等。
尽管我省在历史上和当前都有利用乡规民约来保护生态的先例，但总体上重视不够。例如河南省人民政府在2013年颁布的《河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中指出：“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拓宽公众参与渠道,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省建设的良好氛围。”但却没有对乡规民约在生态保护中的作用予以明确说明。《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新乡市林业生态省建设提升工程实施意见(2013—2017年)的通知》曾指出：“及时推广行之有效的乡规民约,丰富和完善森林防火法规体系。”
二、中原生态文化与乡规民约传统
(一)中原生态文化。
中原生态文化丰富多彩，人们对待自然和人文的态度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对待自然和人文的态度的集中表达和典型体现。
1、中原生态文化强调“天人非所及”与“无以人灭天”。也就是要尊重自然，爱护自然。郑国(今河南新郑)著名政治家和教育家子产曾明确论述了“天道”与“人道”的区别。《左传·昭公十八年》载子产语：“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庄子·大宗师》也说：“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坚持了天人二分的主张，不过，他与子产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强调完全放弃人为，因任自然，以自然为“大宗师”。《晏子春秋》里有一实例：“景公有所爱槐，令吏谨守之。植木悬之，下令曰：犯槐者刑，伤之者死。”以政令的形式杜绝砍伐槐树，因为景公爱槐，也就是崇拜古槐。
2、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说明天道和人道又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尚书·尧典》中曾强调尊天、礼天、利天、用天，天人相和，以安民事。二程甚至认为不存在天人“合一”的问题，因为天和人本来就是无二的一体，是浑乎无间的，即所谓“天人无间”。《程氏遗书》卷六：“天人体无二，不必言合。”《程氏遗书》卷十八载程颐“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
3、强调“利而不害”与“为而不争”。《老子》第八十一章谓：“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简单来说，就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利而不害，说明人生在世，应该善于利用自然规律，以行人事之利，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要有所作为，这是保障自己生命延续的基本条件。但利用自然规律，也就意味着因任自然规律，而不是对抗自然规律。“为而不争”是在因任自然的基础上，有限度地征服自然。古代黄河子民在自然面前的作为就是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完成的，也就是说他们更善于把握自然的规律，在充分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借势而作，真正达到天人和合。如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明显接受了其父治水失败的教训，不是采取与自然硬性对抗的方法，而是以疏导为主。
(二)中原传统文化对古代乡规民约的影响。
1、中原传统文化的礼法并重精神为我们制定各种乡规民约提供了借鉴。乡规民约是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一种规约文化，而中原文化教刑并用、明德慎罚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导向。如《论语·为政》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也构成了儒家礼法思想的根本。但荀子等人更趋向于礼与法的和谐统一。《荀子·性恶》云：“明礼仪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2、中原传统的自然崇拜中，有很多保护自然生态的禁忌，这些禁忌后来大多演变为一种民俗礼仪和乡规民约。譬如河南南阳民间常常认为大树古树是仙家的藏身之所，必须加以保护。而桃、柏、槐等树种更被视为神树，丝毫不能亵渎。对这些大树，民间有许多约定俗成的禁忌：一是不能污言秽语相加，二是不能砍伐。因为南阳民众朴素地认为，树龄一旦久远，不仅树上住有仙家(鬼神)，而且自身亦会成精，任何猥亵性的举动便会有冒犯神灵之嫌。再如古代黄河流域的山神崇拜和河川神崇拜，特别是对黄河自身的崇拜，都有很多内容涉及到对山林和河川的敬畏和保护。
3、中原乡居文化一般都提倡生态美化的意义。如杜甫非常注重房前屋后的绿化，在草堂居住时，还以诗代札，向友人索取树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石笋街中却归去，果园房里为求来。”宋代文豪苏轼也爱种树，他曾说：“我昔少年时，种松满东岗。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宋代王安石《书湖阴先生壁》云：“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茅檐长扫、花木成畦、青山绿水等这都是中原民居所具备的风情。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豫西的窑洞和院落的周围一般都要种植树木，既能起到遮挡风雨、渗透雨雪的作用，又能为主人的生活平添几分情趣。人们在种植树木时所表现出来的生态意识还是非常明显的，这种生态意识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尊重，又是对生存空间和环境的一种爱护。
4、中原地区自古就有利用乡规民约保护自然生态的传统。如清咸丰五年巩县《公议断坡碑》针对毁林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提出相应的规约：“公议立一罚规，以勒诸石。使后之人目触心惊，不敢私意妄取，庶几本立道生，根深叶茂，而材木复至不可胜用焉。是以幸甚。立碑后，如有筑官坡圪塔者，罚钱五千文充公，放荒亦如此。”再如光绪三十三年滑县《断沙会碑记》称：以前断沙会规矩严肃，确保当地飞沙不起，美丽自兴。然岁远年湮，规矩疏忽，采伐薪木者甚多，牧牛羊者亦复不少，甚而无赖之徒，砍树株，偷窃田苗。为此村民共同商议，“公恳邑侯囗吕大老爷出一告示，特为严禁，凡附近邻村居民人等，一体知悉，自勒石之后，务将牲畜圈养，毋得任意牧放，周围树株柴薪，亦莫故意窃伐，倘敢故违，一经查出，或被指控，定即传案究罚云。”又2008年4月20日，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普查队在指导洛宁进行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发现了一块刻有“村规民约”的清代古碑，碑阴上端竖行楷镌七条“公议村规”，其中一条为：“凡窃取竹木五谷菜果者不论长幼尽罚钱五百，夜加倍，半给拿获之人，半入公，私纵隐匿者加倍罚之。”
三、当前形势下如何更好发挥乡规民约在保护生态中的作用
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一开始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规范之中，毋宁说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制度”之中。乡规民约也是一种制度，是由民族传统、风俗习惯、伦理观念等积淀而成的秩序规范。
(一)官方认可，加强管理。乡规民约有时会游离于法律之外，但却是法律的有效补充，有“准法律”的性质，不过有些乡规民约的处罚措施可能与我国现行的法律相冲突，所以官方的认可就显得非常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曾明确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现有的大多数村规民约内容都体现了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精神。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性立法机关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生态自治权，在其制定的有关生态保护的自治法规和单行法规中，肯定了乡规民约对生态保护的巨大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乡规民约作用的发挥。例如河南省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豫政〔2010〕64号)第四部分“保障措施”的第19款指出：“制定村规民约，从搞好庭院卫生做起，引导广大农民形成良好的环境卫生习惯。”河南省环境保护厅豫环文[2009]151号《河南省生态文明村创建标准(试行)》附件一：《河南省生态文明村创建标准(试行)》指标解释的第四条为“有村规民约和环保宣传设施，倡导生态文明”。该条的第一款为“制定了包括保护环境在内的村规民约，家喻户晓”。明确把是否有倡导生态文明的村规民约作为创建生态文明村的标准。1991年通过实施的贵州省《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引导和支持各民族群众制定有利于保护森林资源的村规民约，严禁乱砍滥伐和其他一切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切实防止山林火灾，防治森林病虫害。”
(二)村民自觉，礼法并重。乡规民约的建立首先是基于村民或村民联盟的自觉，因为乡规民约并非国家的成文法，所以思想认识和觉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建立合情合理的“道德评议”制度是一种可行的尝试。如西安市周至县曾出台《关于在45个“文明生态村”创建成立道德评议会开展乡规民约道德评议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村民文明化程度和提升村民文明素质为目标，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探索完善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符合村情民情的‘乡规民约’道德评议制度。通过教育引导、治理整顿、规范盲理，促进村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形成良好风尚，推动我县农村村庄尽快成为‘道德风尚文明、生态状况良好、环境整洁优美、村务管理民主’的文明生态村。”
(三)社会监督，加强引导。乡规民约的重要来源是民间长期形成的保护生态资源的习惯，充分利用民间固有生态保护资源，执法部门应当因势利导，充分利用民间生态保护文化，引导群众将优良的生态保护传统转变成现代化的行为规范。这些习惯在民间被执行已久，对当地群众来说也喜闻乐见、易于遵守，可谓事半功倍。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2007年4月曾发布《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村规民约进行清理的通知》，目的是“进一步规范村规民约制定工作”。
(作者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
群众路线：“美丽乡村”建设的创新型实践
——广东省蕉岭县推动群众参与“农综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马 华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工作路线。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党的执政方式发生转变。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如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扬群众路线，成为当前的一项重要课题。广东省蕉岭县在全国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中，以政府引领为主导、以农民群众为主体、以社会参与为补充，积极推动群众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将“共谋、共建、共创、共享”理念嵌入到群众生活，内化为群众的生活习惯，从而探索出一条以群众路线践行“美丽乡村”的有效路径，取得了良好成效。
一、建设“美丽乡村”，要以农民群众为主体
农民群众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受益者，“美丽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就是为了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同时，农民群众还是“美丽乡村”的建设者，“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投工投劳投资。蕉岭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发动群众，彻底激活了农民群众建设“美丽乡村”的内生动力，取得了良好成效。因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调动起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把宣传农民、教育农民、发动农民和提高农民贯穿于“美丽乡村”建设的全过程。
二、建设“美丽乡村”，要以管理民主为目标
管理民主既是“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同时也是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和方法。从实践来看，凡是农民群众主体作用发挥充分、“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显著的地方，往往也是管理民主做得比较到位的地方。蕉岭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收集民意、了解民情，倾听群众声音，让农民群众的真知灼见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得到了贯彻落实，收到了有益效果。因此，只有通过民主决策、民主管理达成的事项和做出的决策，才更容易为广大农民群众所理解、接受、赞成和积极响应，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和抵触，从而更有利于激发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美丽乡村”的意愿和决心，调动起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建设“美丽乡村”，要以实事惠民为宗旨
“美丽乡村”建设，必须始终把惠民富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为广大农民谋福祉，切实让农民群众得实惠。蕉岭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从垃圾整治、拆烂动迁、植树种草等农民群众、可观可感的小事入手，进而将“美丽乡村”建设与经济发展、乡村治理等复杂事物结合起来，以务实的态度赢得了农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收到了明显成效。如三圳圳九岭村聘请专业美工将村道两旁旧围墙改造为客家文化长廊，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将客家人农耕文化、孝道文化、养生文化表现出来，既靓化了村庄又丰富了“美丽乡村”的文化内涵。因此，“美丽乡村”建设一定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出实招、求实效，切实解决农民群众的实际困难，改善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决不能搞形式主义、走过场，挫伤农民群众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
四、建设“美丽乡村”，要以机制创新为保障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要以机制创新来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美丽乡村”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机制创新作保障，如此才能避免政府政策的朝令夕改和保障农民群众的参与热情。蕉岭县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成立了严格的考核机构，制定了完善的考核办法和奖罚机制，定期对各镇、村“美丽乡村”建设落实情况进行分类检查考核，根据最终得分情况，评选出“优、良、差”三级，评为优秀的，政府给予钢筋、水泥等物质奖励，评为差的，来年取消评选资格。这种奖罚分明、双管齐下，收到了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的激励效果。这种奖勤罚赖的政策激励方法对其它地区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政府各类奖补资金的分配使用亦具有借鉴意义。
(作者系许昌学院中原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美丽乡村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张玉亭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构想，既是发展理念和发展实践的重大创新，也是顺应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战略部署。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郭庚茂书记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建设富强河南、文明河南、平安河南和美丽河南，“四个河南”说出了全省人民的心里话，凝聚了全省党员干部的共同心愿。建设美丽河南的主体是建设美丽乡村，重点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和防控。农村和农业是美丽河南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中央托付给全省人民的义务和责任。农村不美，河南不美;土壤不净，河南不净。农村和农业环境最终决定着美丽河南的建设进程。
一、河南农村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随着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我省是一个农业大省, 农业及农村的发展状况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抓好农村建设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容回避的关键环节。美丽乡村建设, 目的在于改善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最终将目前还比较落后的我国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提高农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首先要明确农村环境的主要问题。
(一)农村生活垃圾：农村生活垃圾大多不经处理，也没有收集系统，土壤是农村生活垃圾的一般去处。农村生活垃圾呈现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局面。
河南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00个村每月平均产生活性垃圾55.34吨, 每月平均产生产性垃圾75.84 吨。其中, 生产性垃圾占57.81%，生活性垃圾占42.19 %。而生产性垃圾主要来源于秸秆杂草和养殖垃圾,分别占52.%和40.73%,其次为工业垃圾占6.5%，其它垃圾占0.77%。
生活性垃圾堆放及处理方式:收集堆放36.78吨,占66.44%,随意堆放18.57 吨,占33.56%。月处理垃圾36.95吨,生活性垃圾处理率为66.78%,以填埋为主,占44.96%; 直接再利用占27. 25%; 高温堆肥占24. 68%; 焚烧占3. 11%。生产性垃圾堆放及处理方式: 随意堆放29. 31吨, 占38.65%; 收集堆放46. 53 吨, 占61.35%。生产性垃圾处理46.53吨,生产垃圾处理率为61.35 %, 垃圾处理以直接再利用为主,占73.07%; 其次为高温堆肥,占13.33 % ;焚烧占6.87% ; 填埋占6.74%。
300个村月均产各种污水1836.31吨,污水主要来源于生活性污水和生产性污水,其中以生活性污水为主,占82.41%，生产性污水只占17.59%。在生产性污水中,以养殖业污水为主,占72.10%,工业性污水只占24.55%,其它污水仅占3.35%。污水排放方式。生活性污水的排放方式为随意排放为主,占52.28%,其次为明沟排放, 占22.97%,以暗沟排放和管道排放仅分别占17.08%和7.67%;生产性污水排放则主要以随意排放为主,占43.17%,其它依次为暗沟排放占25.18%、明沟排放占24.37%、管道排放占7. 28%。排放地点及处理现状。生活性污水处理率仅为0.04%, 排到坑塘 54.52%、其它场所23.35%、河流17.71%和农田 4.38% ; 生产性污水处理率仅为5.32%,排放到坑塘 49.22%、河流19.15%、其它场所 16.91%和农田9.40% 。
农业生产垃圾主要是种植和养殖业废弃物。河南省主要作物秸杆可收集总产量为7787万吨，各类作物的分布为：小麦占47%，玉米占35%，花生和水稻各占5%，棉花占3%，大豆和薯类各占2%，油菜籽占1%，
(二)农村饮水卫生：对河南30个县调查，调查结果表明,30个县饮用集中式供水的人口为807万人,占调查人口的35.42%;饮用分散式供水的人口1471万人,占调查人口的64.58%。在饮用集中式供水人口中,饮用水为完全处理的773万人, 仅占9.59%; 饮用水为部分处理的79万人,占9.85% ; 饮用水未处理的650万人, 占80.56%。农村饮用水源以地下水为主, 覆盖人口占调查人口的92.10%,为地面水的占7.90%。
(三)农村人居环境：农村人居环境包括农村人居自然环境、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人居自然环境是指农村居住环境的生活、种植、养殖、垃圾及污水的处理及生态保护状况，上述数据说明我省人居自然环境状况不良。农村人工环境包括饮水工程、基础设施、农村卫生等。在饮水工程方面，有高达71%的村庄没有集中给水系统,主要以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源, 多采用压井或水泵, 水质很难保证; 除了城郊农村,95%以上的村庄没有完善的排水管网或沟渠, 污水和雨水一般是任其自流。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多数村庄在建设时没有科学规划，乱搭乱建、布局零乱、道路狭窄、沿路建设等等。空心村庄杂草丛生、垃圾乱堆、蚊蝇乱飞。在调查的300个村中, 有专门规划的147个, 占49%;没有做专门规划的153个, 占51%。
二、农业生产造成面源污染
(一)畜禽粪便污染：随着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生产废弃物侵占农村空间，污染农业环境。尤其是随着人们膳食结构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集约化养殖业也随之快速发展，禽畜和水产养殖产生的粪便污染问题日益突出。1990年河南省大牲畜、猪、羊饲养量分别为1284.2万头、2932.7万头、2113.5万只，到2005年分别达到了2211.44万头、10007万头、8213万只，16年间分别增长了72.2%、241.2%、288.6%，每年分别按平均4.5%、15%、18%的增幅增长。近年来，河南省肉品加工企业不断崛起，双汇、众品、大用、永达等肉品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不断提高，将会极大地拉动河南省畜禽养殖业的发展，畜禽养殖还将进一步快速发展。2007年河南生猪养殖已达12470万头，较2005年增长24.6%，增长的势头仍非常强劲。按每头牛年排粪量7300.0 公斤、排尿量3650.0 公斤，猪排粪量398.0 公斤、排尿量656.7 公斤，羊排粪量950.0 公斤计算，1990年猪、大牲畜和羊粪便排泄总量为19162.93万吨，2005年达到42572万吨，16年增长122%，平均每年增长7.6%，每年净增粪便排泄量1463.07万吨。1990、1995、2000、2005年COD年度排放总量分别为406.07、620.94、740.1、851.29万吨，每5年增加100万吨，2005年比1990年增长109.64%，平均每年增长6.85%;1990、1995、2000、2005年BOD排放总量分别为333.13、514.02、621.78、720.26万吨，2005年比1990年增长116.2%，平均每年增长7.26%;1990、1995、2000、2005年NH3-N排放总量分别为39.97、60.94、71.85、82.57万吨，2005年比1990年增长106.58%，平均每年增长6.66%。
(二)农业面源污染：1970年，河南省化肥年施用量仅有15.39万吨，1982年突破了100万吨，达到105.5万吨，用了12年时间;1990年突破200万吨，达到213.18万吨，用了8年时间;1995年突破300万吨，达到322.21万吨，用了5年时间;又用5年时间，到2000年年化肥施用量已突破400万吨，达到419.5万吨。2006年化肥施用量达到544万吨。26年间，河南省年度化肥施用总量呈快速上升趋势，并且上升的速度越来越快，2006年比1970年增长了35倍。2012年化肥施用量达到660万吨，如果到2020年新增300亿斤粮食，化肥施用量将达到770万吨。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的上升对化肥年施用总量上升有着十分大的的作用，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从1988年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到2005年达到高峰。17年间，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持续上升，2005年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达到47.96公斤/亩，是1988年的3.8倍。国际公认的化肥施用安全上限是28公斤/亩.年，我国平均施肥量是安全上限的1.93倍，河南省是安全上限的2倍多。欧盟国家的化肥利用率高达70-80%，而我国只有30%-40%。
河南省自80年代初引进塑料薄膜栽培技术以来，发展迅速，到1990年全省农膜覆盖而积发展到23.3万公顷，1996年达33. 3万公顷以上，覆盖作物由几种发展到多种，技术不断提高，增产作用越来越显著。2003年，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为98610吨，增长4.8%，其中地膜使用量为45874吨，增长8.3%。但是随着农膜使用量的不断增加，再加上不重视废旧农膜的回收，致使积聚在土壤中的农膜残片越来越多，影响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农膜残片对土壤容重、土壤含水量、土壤孔隙度、土壤透气性、透水性等都有显著影响。农膜是聚乙烯化合物，在生产过程中需加40%—60%的增塑剂，其化学性能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毒性很大。
三、建设美丽乡村的主要制约因素
(一)人口增长的制约。我国13亿人，到2030年将达到16亿人。据黄季焜研究：人口密度比平均水平( 10 人/ 公顷) 增加1 人/ 公顷时,无环境恶化的可能性减少0.5%, 而轻度恶化和中度恶化的可能性均增加0.2%。
(二)对粮食的刚性需求的制约。目前，我省粮食产量1000多亿斤，到2020年必须实现1300亿斤的生产目标，就要求化肥用量必须从现在的660万吨，提高到770多万吨。
(三)经济发展的制约。经济发展必须建设工厂，消耗资源。据黄季焜研究，村里有企业的地区无环境恶化的可能性要降低17%, 而轻度恶化和中度恶化的可能性分别增加7%和8%。
(四)资金的限制。农村经济收入很低，建设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的难度很大。而能提供垃圾收集服务的地区, 无环境恶化的可能性增加30%, 而轻度恶化和中度恶化可能性分别要低14%和13%。
四、建设美丽乡村的对策
(一)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做好村镇规划、垃圾及污水处理，探寻垃圾处理新办法。建设美丽乡村，首先要解决农村垃圾处理问题。要夯实农村环卫基础。在村镇公路沿线，为居民投放垃圾桶、垃圾集装箱、环卫保洁车辆等设施，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定酬管理。并采取“财政预算一点、部门帮扶一点、各镇补助一点，群众自筹一点”的办法，落实保洁人员工资和工作运行经费，保障日常工作正常开展。
(二)防控农业面源污染。做好畜禽粪便资源化、无害化利用，秸杆资源的无害化、资源化利用，把秸秆以直接还田、食用菌基料(无土栽培基质)、饲料、肥料、燃料等方式进行利用，加强农业化学投入品的安全性评价，加强安全、高效、低毒农化产品的开发，实施测土配方施肥，做到测土施肥、随种配肥、个性化设计、专业化服务，推进化肥减量使用。
(作者系省农科院环境资源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