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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智库建设的紧迫性和契机

《中原发展报告》  2017-04-27

  关键词:智库建设 河南发展 高校 协同创新中心

  导读:随着管理科学化的提高,智库建设在全球范围内成效显著。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智库“咨政启民”,研究、倡导越来越多的政策建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就河南而言,长期以来存在政策研究滞后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河南发展的困局。在全国新一轮智库建设大潮中,河南智库建设的意识依然比较弱,智库机构比较少。随着政府部门对决策科学化要求的提高,随着河南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河南智库发展面临新的契机。河南发展应该重视政策研究,加大智库建设,引进国际国内一流智力资源,为河南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一、智库建设在全球范围成效显著

  智库,英文名think tank,又被称为思想库,往往是以公共政策为目标取向的非盈利的研究机构。在很多国家,智库资金来源一般是捐赠或者政府专项购买服务,学者专家把研究集中在社会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着眼于提供新思想和新政策方案,并通过各种管道,包括大众传媒、个人游说等,广泛影响公众和政府官员,以期推动整个社会观念更新,促进公共政策的改善。

  虽然研究主体是专家学者,但智库研究具有实用性和对策性,不同于学术研究;虽然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或捐赠,但智库研究具有相对独立性,不会受到政府部门或者出资人的影响;虽然思想以产品的形式出现,但智库研究具有公益性,这些新思想的目标是影响公众认知、媒体舆论和政府决策。目前,全球智库中比较知名的有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外交关系协会、卡托研究所、兰德公司,欧洲有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比利时的布鲁盖尔研究所、英国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德国的透明国际等,亚洲做的比较好的有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韩国发展研究院、中国社科院等。

  美国的智库非常发达,有各类智库2000家左右,这些智库在美国的外交内政上不断提供新思想,在战略决策、管理决策、业务决策等不同层面对美国政府的政策都影响巨大,甚至被被称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也有人把媒体列入,称思想库是第五种权力)。在政界与思想库之间,形成了著名的“旋转门”,很多卸任官员会到思想库去做政策研究,在下届选举时候会更容易走进政府部门,进行政策实践。很多年轻人,也以智库为平台,积累政策经验和人脉,从而为以后从政提供契机。美国很多智库也乐意当政策精英的孵化器和摇篮,提供各种面向年轻精英的项目,为年轻人提供机遇。多年来,美国智库培养的政策精英数不胜数。这种“旋转门”,使学者和官员之间形成了高密度的人际关系网络,使政策研究和政策制定执行有了更充分的沟通,保持了美国政府系统对政策问题更精准的研判,有利于推出更科学的方案。

  新加坡虽然只有530万人口,但是他们也拥有智库类众多研究机构。新加坡政策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等都是新加坡重要的智库。其中一些智库在全球排名非常靠前,在美国公布的全球智库调查中,也排在亚洲前几位。这些研究机构,着眼于各自的特长,不断提供政策方案和背景分析,有力推动了新加坡内政外交政策。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智库在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影响力,世界知名的“冷战”等战略都来自于智库的研究贡献。纵观国际一流智库,它们专注于政策研究,与政府、公众、传媒、学界广泛互动,在社会上普及、引领新观念、新思想,对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与学界深入互动,学术研究与政策分析相得益彰。智库研究人员来自于高校等科研机构、政府部门,还有一些是专门的政策研究人士。在具体的运行上,智库会集中精力关注其擅长的领域,对各国政府的政策和问题都保持密切关注,在深厚的学术背景和知识支持下,培养了高度的敏锐性。面对各种新问题,智库会客观分析问题,以中立的立场提出政策建议,同时,利用人际网络、媒体、专项报告等各种管道,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使其成为政策方案。在一个新的政策思想或方案不成熟的情况下,智库会争取扩散自己的观点,扩大其影响力,以影响公众对问题的认识,引领新的社会思潮,以期最终推动形成政策方案。

  近年来,中国的智库建设受到各界重视。2013年4月,习近平对建设中国智库做出重要批示,把智库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并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5月30日,刘延东副总理参加了教育部举行的“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座谈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据统计,中国官办或民营的智库机构目前有2000多家,数量不亚于美国。虽然由于政治体制、学术环境、政府职能等众多环境的不同,中国的智库与美国相比很多方面并不相同,但是对政治生活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新思想和新的政策方案,影响政府决策的主要任务没有改变。虽然中国的智库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影响力远远不及国际同行,但是也都在强化其影响力。近年来,在国际关系、内政事务等方面,很多智库机构和著名学者也都发挥了相对重要的影响力。

  二、发展智库是科学决策的必然要求

  政策论研究者托马斯·戴伊认为,公共政策使政府选择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有一句名言:“Do the right thing”远比“do thing right”重要。一言以蔽之,就战略规划而言,做对的事,要比把事情做对重要得多。对于高层,是要如何规划做对的事,而对于基层,则是如何思量去把事情做对。不管是高层还是基层,都需要有人站在全局和长远立场上,谋划呼吁。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要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全民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

  政策研究、政策咨询对现代政府科学决策的意义不言而喻,对经济社会的推动作用更是共识,这也是我们众多政府部门都拥有自己的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要原因。

  (一)我国当前政策研究中存在的弊端

  我国的目前运行的政策系统,从政策方案提出到制定执行都是政府部门全程负责,而且,政策系统偏重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忽视政策的咨询、评估、终结等环节。集中到政策咨询、评估、终结等有关政策研究的环节,存在的问题是缺乏来自于独立于政府部门的第三方研究机构的参与,依赖于隶属或者附属于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当前中国政策系统,运行中存在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政策研究容易失去独立性,成为部门利益的代言人。因为政策研究机构的附属性,在政策研究过程中,难免忽视对政策本身的研究,成为政策制定中部门利益的研究和维护机构。其二,政策研究难以深入。虽然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直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决策路线,但是不可否认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调查研究流于形式的问题,难以得到最真实的资料。一方面体制内政策部门难以接触到最普通的公众,也无压力对普通公众的诉求进行甄别和提炼;另一方面基层部门往往在利益驱动下,报喜不报忧,影响到调查研究的客观公正。

  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的分配。高质量的公共政策必然要求政策研究、政策制定执行,政策评估各自独立。EAI的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的政策研究应该从体制内剥离出来,与政策制定执行分解开。政策研究部门要由第三方人士承担,这些体制外人士,能够与各方面人士接触,获得更鲜活的信息和资料,在政策建议方面能够脱离部门利益,站在更为客观公正的立场上。

  (二)智库能够提供更优的政策研究

  大力发展智库,能够有效避免目前政策系统中政策研究的弊端。首先,智库的政策研究具有全面、综合、深入的特点。智库拥有广泛的研究视野,在于政府和学界的互动中增加了研究深度,能够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提出各类政策方案,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部门化弊端。这些众多不同的方案,能够提供更多的政策思想原汤。这些方案,可以着眼于当前,也可以着眼于未来,在一定的时机,就能够为政府部门提供有效的决策依据。在面对未来的政策中,智库可以脱离目前的政策问题和现实压力,提出更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方案,这一点是政府部门所不能具备。其二,智库作为第三方研究机构,方案更加客观公正。因为没有执行的压力和部门利益的纠葛,往往会提出更客观中立的解决方案,可以促进具体政府部门工作的改进。同时,因为政策研究是其生命力源泉,立身之本,所以智库会更加注重公共政策的质量,力避来自各方利益的干扰。其三,智库作为务虚部门,可以有效动员公众,提高公众对政策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智库作为独立第三方,提出的政策方案可以通过媒体等广为告知,起到政策气球作用,试探民意,了解各方需求。同时可以让其他利益相关方能够减少抵触心理,更冷静看待和接纳,最终实现最佳的政策方案。其四,智库能够做好前期沟通协作,促进政府部门间的合作。智库聚焦于公共政策,可以打破地域、部门之间的壁垒,在区域合作、央地关系、府际合作、机构改革等诸多方面释放政策信号,开发第二轨道合作,协助政府实现正式政策与合作。目前,在10+3的合作中,EAI就和10+3组织所在区域的研究机构实现了机构之间的合作,在对共同感兴趣话题的共同研究中,推动着区域政府之间的合作。

  三、河南加强智库建设的紧迫性

  (一)河南政策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

  首先,智库建设意识薄弱,智库机构少而弱

  虽然全国近两千家智库,最近两年来全国范围都掀起了智库热。但是就河南而言,真正以智库为建设目标的机构为数寥寥,建设智库的意识还比较薄弱。

  简单的以“河南”、“智库”为关键词在网络上搜索,有效的记录只有河南省社科院和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河南省社科院曾经主办智库会议,中原发展研究院被媒体誉为“河南首席智库”。相对其他研究机构,他们明晰了智库建设的目标,具有比较清晰的发展思路,凝聚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作为河南省传统的政策研究机构,在智库建设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但是难以摆脱其体制内的弊端。中原发展研究院依托依托河南大学,去年以来明确其智库建设目标,以摸清河南省情为己任,以经济学科为突破口,关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的各类问题,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框架。但是作为脱胎于高校的智库,如何增加实践性、摆脱学术化,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协调,是他们面临的难题。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河南显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出思想、谋战略、提对策,是智库的根本功能。在政治、经济、社会面临全新问题的新形势下,这样的智库建设规模显然是严重不足。河南发展的问题林林总总,不是一家智库机构就能够完成的,更何况这两家有智库建设意识的机构在全国范围内还显得“小”而“弱”。

  河南需要普及智库建设意识,形成良好的机制,尽快推动全省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形式多样、影响较大的高端智库。通过智库这一平台,汇聚国际国内各类高端人才关注河南发展问题,聚焦河南发展战略,参与河南建设。

  其二,河南问题研究匮乏,机构人才均欠缺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府际之间的竞争往往集中于对上级资源分配的竞争,其中政策是最重要的资源。在过去的发展中,河南已经在政策的争取、理解、运用方面有所缺失。在新一轮的竞争中,如果智库机构少,势必将会影响河南未来的发展。

  横向对比,比如上海、广东、浙江等其他省份,高校实力较强,研究队伍庞大,往往能够站在区域立场上提出一些前瞻性的政策建议,供本地社会消化吸收。而河南相对而言处于劣势。以公众参与最广泛的网络平台为例,政策研究中有句玩笑话,中国从来不缺方案,网络上一搜一大把。但是根据笔者对网络平台的长期观察,在涉及河南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类发展问题上,网络上极少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出现。一些所谓的本地网络活跃人士,也就关注个衣食住行,呼吁个救助弱势群体,没有能力也没有学识去分析政策问题与社会问题。如果分析具体的议题,也能印证这一判断。高考不公是河南最受关注的政策议题,但是多年来,河南政府、媒体、公众只会提及个别不公方案,极少见到系统全面的研究分析,更缺乏客观缜密的政策方案。

  管中窥豹,可以看到当前河南政策研究领域的困境。如果河南人自己不搞政策研究,不提出政策建议,其他区域更难主动为河南考虑,在各种竞争中自然走不到前列。如果智库发达,河南的各种问题自然有人考虑,提出各种政策方案。这些政策方案,一方面供政府决策参考,另一方面也是河南民间舆论对全国的一种诉求,能够提高河南政府部门诉求的合法性。智库,可以以民间的声音,促进官方的行动。

  其三,政府政策引用外智,动机机制改造难

  科学的公共政策过程,政策研究、政策评估应该是独立于政府系统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应该由政府系统来完成。中国以精英主导的决策模式决定了政府系统主导了整个政策过程,这样就容易出现政策研究缺少独立客观性,被政策制定执行部门利益所误导的状况。在政策研究中,因为政府系统内部的科层制,也容易出现信息的失真,使政策研究部门缺少对问题的全面准确把握,造成政策方案的缺失。同时,由于政府系统本身具有政策研究、制定、执行的全部力量,所以必然造成不重视引用外智,更缺少引用外智的政策机制。

  河南目前的政策研究、政策制定中对外智的引用还仅仅限于调研、专家座谈等传统形式,还是以政府决策系统为主导的。这种引用外智,整个过程在政府官员的控制之中,外智在这里并不能提出完整的政策方案,也不具有知识归属权,缺少外智本身应具有的独立性、客观性、严谨性。目前的引用外智,极容易成为政府推卸责任机制。一是整个政策过程在政府官员控制之下,专家只是在短暂的节点参与,二是专家不能提供全套的政策方案,也不具有知识产权,这很容易沦落为政府主导下的推卸责任机制。从政府层面上来说,方案是专家参与制定的,政府可以把责任推给专家。从专家层面来说,专家及其方案不对公众公开,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很多不负责任的政策都是这样出台的。

  这种政策系统的弊端不仅仅限于河南,目前一些发达省份已经逐步得到改善。这些问题的存在,有体制机制的历史原因,有政府系统自利性的后果,有政府官员政绩与规避责任的内在动因,因此,问题复杂,改造起来殊为不易。

  (二)政策研究不足引发的河南问题

  首先,政策执行中河南存在滞后的问题

  在中国,政策,无疑是中央政府给各地政府的最大的红利,可惜,河南在过去的改革历程中,消化吸收利用政策方面曾经相对滞后。发展较快的省份都是紧跟政策,在政策执行初期不完善时候把形成的灰色地带红利吃尽。而河南,往往走在政策执行的后期,各种机会和空间都已经变小,自然得不到良好的效果。譬如前些年的高校合并浪潮,1992年即开始小范围的高校合并,1997年李岚清提出要求到2002年左右基本完成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布局结构的调整,1998年浙江大学等掀开了高校合并的高潮。2000年7月19日,河南合并成立了新的郑州大学和新的河南大学。合并的方案和效果不予置评,但是从时机上来说,当时社会上已经有了质疑之声。

  在东部发达地区,很多公务员考虑的是怎么做才叫创新,成为全国第一?而在欠发达地区,面对问题,很多公务员想的是,有没有做过?有好的例子就学习,没有人做过就不做。这种行政文化的重大差异,其本质根源在于公务员队伍对时局和政策的理解把握能力。在欠发达地区,公务员因为缺少对政策的理解、消化、吸收能力,所以产生了畏难情绪,以稳妥为主。

  所以,对于全国性政策的消化吸收、加快本土化进程是一个重要问题。谁来做这些研究?应该看到,这些研究具有持久性,研究者必须对河南充分了解,而且有着天然的责任感。这,呼唤河南本土的智库和专家的出现。过去的经验也证明,在个别政策问题上,高薪外聘的全国知名专家团队,往往对河南区域问题缺乏重视和专注,最终的方案只是敷衍了事,或者存在缺乏本土化、不接地气的问题。河南的问题,应该坚持本土机构“守土有责”,广邀国际国内专家深度参与。宜由河南本土机构承担主要研究责任,这样可以形成最基本的研究队伍,聚焦于河南自身的问题,提出着眼于河南区域利益的政策议题。在这样的基础上,吸纳全球的一流专家共同研究,这些专家具有国际视野,了解国际前沿,能够提供超前的发展思路和方案。如此才能真正用心去寻找问题,找到正确的问题,在解决方案上可以直接与国际接轨,可以走在全国的前列。

  其二,全国政策议题中河南议题被失语

  放眼全国,专家学者更关注全国性的话题,但发达省份因为经济发达,有着优质的高等教育,近水楼台先得月,本地发展问题也受到关注。近年来,上海、浙江、广东等一些发达地区也开始有意识支持本地智库建设,关注本地问题。建国以来,河南的发展问题什么时候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关注?因为关注度不够,所以缺少对河南的利益考虑,其直接后果就是河南在全国政策方案中容易处于不利地位。

  被关注度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河南缺少自己的研究队伍,难以发现自身亟需关注的政策议题,更难以找到政策方案,提供政策实现路径。这是一个系列问题,最终造成了在全国分配方案中的被动地位。比如国家对河南的确保粮食安全的定位,要满足这一国家政策定位,河南会有哪些牺牲?这些牺牲被哪些群体承担了?如何给予河南相应的政策补偿?这些问题都缺少关注和研究。目前,河南不缺抱怨,却缺少严谨的研究、缜密的方案和切实的行动。没有扎实的研究,难以拥有自身的话语权,更不要说在全国政策体系中贡献自己提供的政策方案了。所以在各种政策中,会处于被动局面。

  智库拥有广泛的专家资源,能够整合国际国内民间智力资源,为河南出谋划策,继而鼓与呼,为河南利益诉求提供支撑。智库的运作离不开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国际国内各方面专家也有了一个平台,可以汇聚一起集中考虑河南的事情。在之前,我们的政策方案出台前缺少一流智力的支持,不能说不是遗憾。个别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政策方案,到了最后论证阶段,虽然也邀请专家代言,但是,效果会比较差,而且对政策方案的丰富和科学化几无帮助。

  其三,河南的政策方案缺少酝酿和软化

  美国政策科学家约翰·W·金登认为,政策建议出现后,这些思想原料在政策原汤中漂浮,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启动政策之窗,成为正式的政策方案。一个政策议题的出现,从萌芽到成熟,都存在一个周期。很多情况下,新的观念或者方案一开始出现,公众、政府部门等主体难以接受都是正常的。把这些观念不断向公众和政府介绍,使他们接受这样的观念,并最终促成相关政策议题的过程就是政策的酝酿和软化过程。政策的酝酿和软化过程或长或短,但是都客观存在,可以增加政策的科学性和公众可接受性。

  公共政策的创始人之一拉斯韦尔和卡普兰认为:公共政策是一项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其中,一项政策的形成,策略是重要的方面。观察河南的政策方案,缺少第三方提出并且在全国话语体系中的酝酿和软化过程。往往由政府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拿出方案,然后进行运筹,使其成为全国性政策方案。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其一,政策方案缺少在政府、社会体系中的酝酿,成功率会比较低。其二,随着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增加,政策体系的科学化增加,以前的运作模式会逐渐失灵,要提前谋划,避免未来的被动。其三,很多涉及到央地关系、府际关系的政策,由政府部门提出,往往会让人心生戒备,其他省市有抵触心理,影响其政策方案的执行。

  政策议题和政策方案,可以由第三方智库机构提出。智库作为务虚部门,提出的政策方案可以通过媒体等广为告知,起到政策气球作用,让中央和其他省份能够减少抵触心理,更容易冷静看待和接纳。即使政策方案有所不妥,毕竟不是政府部门的方案,可以有所缓冲。还以河南高考不公这一议题为例。每年七月份这都是河南关注的一个热点,公众、公众、政府都会埋怨全国的教育不公平。但是,这么多年来,河南并不能客观、系统地说出到底不公在哪里?又应该以哪种政策方案来补偿解决?更难以提出一个实现教育公平的政策路径。缺少政策研究和政策方案,河南从官方到民间的抱怨,在其他省份看来胡搅蛮缠、毫无道理。可以想象,对于推进教育公平没有任何价值。这样的问题,应该由智库机构,做出系统研究,提出立足于河南的解决方案,充分释放出去,让全国都有一个逐渐的接受过程。在最终的政策结果上,逐渐推进,实现自己需要的公平。

  四、河南智库建设的一些建议

  (一)高校应该积极推进智库建设

  智库离不开专家资源,高校在这一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很多地方高校系统都在掀起智库建设的高潮。上海市在2013年启动实施上海高校智库建设计划,颁布了《上海高等学校智库建设实施方案》和《上海高等学校智库建设指南》,投入50—200万资金鼓励高校建设智库。天津的南开大学十八大后提出建设南开大学智库群的目标。新的时期,河南的高校应该具有前瞻性,把智库建设作为自己一项重要任务。

  高校建好智库,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智库有助于高校兼收并蓄,提升高校学科建设水平和创新人才培养能力。智库以应用型研究为主,会给高校的科研工作带来新鲜丰富的资料来源;智库的专家不以学历为标准,能带给高校不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人员。其二,智库有助于高校实现其社会价值。高校的价值一方面在于推动理论进步,另一方面在于推动社会发展。高校推动智库建设,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党和政府的决策,提升高校的研究能力和社会影响力,增强高校在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度。

  高校要建好智库,可以从这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观念上的创新。当前很多高校行政化倾向严重,从体制上束缚了科研创新。比如在科研机构设置上,有些高校认为内部的研究机构应该给予行政级别,应该给予财政支持。与这种观念相对应,高校严格限制研究机构的随意设置,已经设置的研究机构又目光向内寻找资源和发展。在上海交通大学,研究机构和教师的比率超过1:1,平均每个老师都有一到两个研究机构。这些研究机构几乎不占用校内任何资源,但是在对外交流和合作中,给予教师或者团队极大的方便。改变观念,放开设置研究机构,可以扩大高校研究的涵盖面,增加对社会的辐射力,也给学校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能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从机构发展规律来说,也必然是先有数量才可能有质量,只有先鼓励研究机构大批量出现,才可能让时间和社会来大浪淘沙。其次,在管理激励上创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有众多智库,有的隶属于该校,也有的本身像EAI一样,本身是民间智库,后来加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在学校框架内高度独立。该校在工作职责、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等多个方面,都给予智库特殊的政策,这样可以吸纳专门的人才,集中精力于政策研究,提供高质量的政策服务。其三,建立健全教师评价机制。过去的评价体系着眼于鼓励理论研究,使教师目光囿于一个小小的学术圈子。建设智库应该鼓励教师从事智库咨询工作,在评价体系中认可对策性研究,积极探索决策咨询成果的认定体系建设,保证高校智库咨询工作发展的可持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人员几乎都毕业于世界名校,但是最终选择了做背景分析、对策性研究这样看似简单的事情。但是国内观念认为做理论研究才是真学问,看不起做对策性分析的人,这种态度从诸多方面限制了高校内智库的发展。其四,鼓励交流互动。积极鼓励相关智库吸引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参与对实际问题的研究,加强对智库研究人员的国际交流与培训,加强与国外相关智库的实质性合作,形成国际研究和交流网络,加快智库建设的国际化发展进程。

  (二)政府加强与智库的沟通共建

  形式上而言,当前政府不能说不存在引用外智的情况。政府经常会组织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的方式,但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引用外智,而更多成为政府官员推卸责任的制度。鼓励智库参与政策方案的拟定,会改变过去政府主导公共政策方案的模式,增加社会组织和公众对政策的参与度。真正引用外智,发挥智库的作用,会增加政策方案的整体性,增加智库对政策方案的责任感。智库增多也可以促进政策方案的多样性,使政府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政府部门是政策研究成果的使用者。正所谓,修得好武艺,卖与帝王家,政策研究、政策方案最终都要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采纳。如果政府部门缺乏对智库政策研究成果的重视,再好的研究也会付之东流。所以政府部门应树立意识,引用外智,充分重视智库的研究成果。政府部门作为政策方案的制定和执行者,往往比智库拥有更多的信息,不一定就要完全遵循或采纳智库的政策意见。但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智库的研究成果不应该被政府部门忽视。

  政府部门应该建立固定的长效机制,加强与智库的互动沟通,以规避决策失误。这些机制包括:鼓励高校教师到政府部门挂职或者调研,增加专家学者对政府实际工作的认知度;建立固定的长效机制,在决策时候要听取多家智库的意见,增加专家和公众对政策的参与度;政府部门把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问题,通过竞争性机制外包给智库研究;在引用外智时尊重提供知识服务方的知识产权,同时增加其责任意识;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对公共政策制定全部担责,不能推卸责任。

  (三)2011计划是智库发展的契机

  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是新时期国家给予高等教育的国家任务。协同创新中心分为四大类,分别是面向科学前沿类,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类,面向行业产业类,面向区域发展类。

  河南省已经有一家全国协同创新中心,有26家省级协同创新中心。目前,这些协同创新中心面临的共性问题是定位不准,发展思路不明晰。很多协同创新中心并不能很好把握协同创新中心要承担的历史任务,不能有效区分学术化研究与协同创新中心所承担的实践型研究的不同。特别是人文社科类的协同创新中心,个别人认为这是又一个学术研究的平台。随之带来的问题是,钱花了,但是问题依然存在。

  当前,凝聚发展方向是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的重中之重。协同创新中心的目标就是要解决党和政府面临的“重大急需”问题,在提供技术研究的同时,这些中心应该加大政策研究和政策方案的释放,成为相关政策研究的中心。不管哪一类协同创新中心,本文认为,在发展过程中都应该承担部分智库建设的功能。特别是个别面向文化传承创新类,面向区域发展类协同创新中心,其建设目标就应该是智库。

  较之以往对高校的财力支持,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第一次面向现实问题,这是河南智库建设的一个重大契机。协同创新中心创办时候已经充分汇聚政府、高校、企业等各方资源,提供平台把问题和解决方案汇聚在一起,这为建设智库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比如围绕河南省发展的三大战略,应该强化和完善三个协同创新中心的智库职能,让这三家协同创新中心成为河南省这三大战略的智力支撑和政策研究机构。河南农业大学拥有的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可以发展成为粮食主产区的智库。河南大学城镇化与中原经济区建设可以成为城镇化建设的智库,航空港经济区协同创新中心可以成为航空港经济研究的智库。

  在实际的运作上,对应三大战略的三家协同创新中心,在建设智库的层面上,应该注意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明确主攻方向。紧紧围绕服务自身的研究目标,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成为这一方面政策研究的中心,提供该领域的政策方案。二是以需求定任务。2011中心建设要和行业产业、政府部门等深度对接,了解该行业的真正需求和难题,以此来确定自身的研究任务,以期对整体的行业政策有所推进。三是研究要面对未来,以前瞻性的眼光,聚焦政府和公众难以关注的未来发展趋势,提供政策方案储备。四是要拓展成果发布应用渠道,完善专家建议报送机制,打造成果发布平台,增强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渗透力、影响力。

  实际建设中已经有成功的经验。“城镇化与中原经济区建设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就建在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目前,中原发展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摸清河南省清,提供客观公正的研究支持,已经出版了系列的智库丛书,从整体经济发展、政府职能转变、农业、财政、金融、文化产业等各个方面提供基础性研究和政策建议。

  在对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管理上,也应该有配套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包括:一是凝练目标,把建设智库作为目标之一。在人才培养之外,把对公共政策的服务能力作为重要考核目标。每年围绕几个重大议题,鼓励开展国际国内专家参与的智囊会,提出上中下几种政策方案供政府选择。在具体的考核上,也不仅仅是政府的一纸证明就完成任务,应该把政策方案的采用率、对社会的贡献公开,供第三方考核。二是对协同创新中心的考核应增加应用型研究的比例。考核的着重点不应该计较学术论文的多少,更应该看政策建议的数量和质量,看学生的培养质量,看对社会实际的贡献度。现在很多协同创新中心依然是把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作为考核标准,这大大偏离了协同创新中心服务社会的宗旨。搞政策研究和搞学术研究不同。学术研究还是高校体制内,让有天赋、兴趣、毅力三者皆备的人去做。政策研究应该关注现实,关注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应该吸引储备兴趣广泛的杂家。 三是鼓励学科交叉,鼓励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提升创新能力。真正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实用性的政策建议,必须有厚重的理论、多学科的视角和先进的方法作支撑。推进高校智库建设,要从加强基础研究、推动跨学科研究和方法创新等几个方面提升能力、夯实基础。

  (四)塑造提升本土学者的影响力

  智库专家是智库的重要财富,智库杰出专家的涌现,本身作为重要的标志性符号,能够起到更好地沟通交流作用,增加智库的影响力,提高政策研究和政策方案的影响力。一个知名专家相当于一个平台,各种信息、各类新思想都会朝这里汇聚,而知名专家在全国的影响力也能够强化河南在全国的话语权,能够发出河南的声音,打造河南的软实力。

  因此,河南应该有意识培养和塑造自己的知名专家。这些措施包括:改变衡量标准,给专家学者更多的自主性。加大对人才的培育力度,设置专门经费和政策促进知名专家的孵化和培育。还要保护科研人员的独立性,调动这些优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加大监督力度,杜绝学术腐败,保障专家学者和科研成果的整体公信力。加大引智力度,吸引一流的人才进入智库,特别是要吸纳那些知识广博,具有国际视野,拥有良好的跨文化沟通和交际能力,了解和熟悉国际事务运作规则,具备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国际化,创新性人才。